爱华网“哪怕只救出一个人”
三天时间，30多位来自北京的志愿者没能亲手救出一名生还者。面对“作秀”的指责，37岁的周鸿很愤怒文|本刊记者 林涛
5月16日，整整一天就要过去，还是没有任何发现，所有成员都有些泄气地坐在一座医院的废墟上。在距离汶川40公里的绵竹汉旺镇上，这支特殊的地震救援队伍有大约30多人，他们身着迷彩服，脚上穿着厚厚的军靴，他们不是军人，大都来自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其中包括35岁的王雷雷、38岁的周鸿和27岁的戴志康。 压抑的气氛在救援队伍中蔓延。周鸿开始“努力跟大家搭讪，说一些话让大家活跃一下，大家好像都有点吓傻的感觉”。 这时，一位老汉找到王雷雷，告诉他自己的老伴被压在自家房子里。
“哗！”听到这个信息的所有人都起立即围拢过来。从瓦砾堆中救出幸存者，哪怕只有一名，是这群志愿者此行的最大目标。 老汉带他们来到500米外一个两层小楼的废墟前告诉他们：“好像被压到里面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这座小楼已经完全坍塌，没有重型机械根本无法开展救援，正当众人束手无策时，一位重庆志愿者开着一辆上面歪歪斜斜用毛笔写着“重庆志愿者”的吊车经过。用吊车将大块的预制板吊走后，众人开始挖掘。 老汉说的第一个房间里没有人。 最终，他们在一楼的门口发现了老太太的遗体，仍保持着生前夺门而出的奔跑姿势。到夜里11时，他们将老太太的遗体完好地交给老汉。 回到成都驻地已经是凌晨3时。 第二天，周鸿等人准备前往最为危险的汶川运送物资，物资装了满满一车，突然前方传出信息：“路又断了，什么时候修好还不知道。”而部队源源不断地进驻，北川等地的救援现场和道路也逐渐被封锁，志愿者们只能退回成都搬运物资。 “去不了危险的一线，带一帮人到成都去给人搬东西，心里真是堵得慌。”将带来的所有物资捐献到都江堰后，一队人员继续留在成都充当自愿者，周鸿等人则回到北京。 到灾区去 TOM易趣CEO王雷雷出身军人世家，做事雷厉风行，他在地震第二天就带着公司几名退伍士兵到灾区开始救援行动。在电话中，王告诉奇虎董事长周鸿前方的搜救正在展开，人手紧缺，需要更多人前往支援，周鸿立即附和。32年前，周鸿在唐山大地震半年之后曾经到过唐山，6岁的他对当时的惨状记忆深刻。他马上想到了公司里的数名退伍特种兵，“书生可能干活能力有限，不能去那儿光做个样子吧”。于是他决定带一些退役的士兵过去。 5月14日晚，周鸿给戴志康打了一个电话，周不仅是奇虎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是戴志康所创立的康盛世纪的投资人，两人私交甚好。“你去不去？”他问戴志康。 “去。”受周鸿的鼓动，正处在震后迷茫中的戴志康热血上涌。他告诉家人自己要去外地开会，开始准备行李。周鸿也同样没有告诉家人。 5月15日中午12时，电脑屏幕上突然开始出现从北京到成都的飞机票，他们立刻订了下午4时的航班。下午，周鸿、戴志康一行14人带着一大批账篷、药品、水、衣服以及救援装备出现在首都机场（行情,资讯,评论）。得知这支队伍前去救灾，机场工作人员没有收取他们的行李超重费。晚上7时，飞机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 不过这支志愿队伍当时并不知道北川等地的受灾更为严重，所以震中汶川是他们的第一目标，但是灾区的消息在不断变化，前往汶川的道路并未如期打通，不少地方被限制进入。最后他们听说，只有前往绵竹汉旺镇的道路尚未限行。 先去汉旺镇与王雷雷的队伍汇合，时间定在16日早上7点。明确了第二天的行进目标，一路上，每个人都在幻想着能亲手解救出一位幸存者。“我的特种部队士兵多，可能我们干得更利落一些。”周鸿也这么想。 事实上，刚刚进入灾区，所以人都已经感到了疲惫，“坐在面包车里面走山路非常颠，又热，我们又都是全副武装，戴一个大口罩，身上穿很厚的迷彩，里面要穿一个背心，然后戴一个大头盔，路上经常磕到车顶。” 此时的王雷雷已经在灾区忙碌了三天，可惜没有救出一位幸存者。两支队伍汇合后，德阳救灾指挥部将他们安排在东方汽轮机厂附属中学，这里有几百名学生被埋。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刻，他们看到有人“抬了一具遗体出来”。而这所重点中学新修的体育场上，摆满了一地黄色塑料(15200，155.00，1.03%，吧)袋，全是遇难者的遗体。 四处都是可能掩埋着幸存者的废墟，然而却无从下手，那些水泥块看起来很碎，事实上却又都由钢筋等连接在一起，没有大型设备事先作业，周鸿等人带来的铁锹、铁镐根本无法派上用场。而现场的大型机械有限，在有生还者可能的地点，各种救援队伍已经排成了长队，最前面的是国家地质救援队，然后是消防、海军陆战队、武警，每半小时一次轮换。 “跟我们一样都等着，确实是有力使不上。”周鸿回忆。 急着想挖出幸存者的他们换到另一个救援地址，一家医院，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工作。戴志康选择了一把铁镐，周鸿的工具则是一把铁锹，一群人轮流上阵，劳累了几个小时之后，消防人员最终确认废墟里已经没有生还者，开始用推土机挖掘…… 然后，他们等到了本文最初提到的四川老汉。 身心疲惫 “救一个人真的很难！”戴志康叹息道。 5月21日下午4时，一天没有吃饭的他在接受采访中觉得饿了，于是转移到食堂继续，他一口气吃下了五个包子、一块夹心派，还有一海碗稠稠的西红柿鸡蛋汤。 “这两天回来之后，就是不想做事。我回来以后第一天就没上班，不是不想上班，我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干什么事也干不下去……”从四川回到北京的第三天，戴志康的嘴唇上仍然有一圈明显因缺水而出现的白色裂皮。 “据说到救灾现场的人需要心理干预的百分比要比经历灾难的人心理干预比还要高一些。”戴志康分析。 与戴志康一同回到北京的周鸿同样无心工作，在汉旺镇挖掘废墟时周鸿还经常和其他人开玩笑，回到成都时所有人在一块吃火锅时也没有觉得异常。但是回到北京，他说自己感觉“心里好像特空。有大量的自责和内疚，会觉得我就这样回来了吗？然后又想如果那天我不去那儿呢？我要去北川我就能救出人来呢，不断地产生这种想法。” 在自己的博客里，戴志康写下了自己的思考：“我们的GDP，真的只能算是建立在包括我们自己，尤其包括那些农民和穷人们在内的这些‘廉价劳动力’基础之上的。事实上我们还真的很穷，我真心地想邀请那些自以为神通广大、腰缠万贯、惹人艳羡的生意人，一同去自我怀疑一下：我们有那份对宇宙生命奥秘的敬畏感和从属于某种比自我更大整体的感觉吗？” 周鸿在商界以脾气火爆和不按规则出牌而闻名，他的言行总是惹人关注，面对“作秀”的指责，他“觉得很愤怒，我犯得着到那儿去作秀吗？至少我还在那儿一镐一镐地挖，一锹一锹地去弄。” 周鸿仍然不能消除自己没能救到幸存者的挫败感。“有时会有很多假设，想自己能够再去救人，会买一些生命探测仪、千斤顶，应该买一些大型机器直接自己开过去。也曾经想过这样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