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 王晓玲 我们现在无法想象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的公众心情，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三年后伤亡人数才对外公布。22年后的“5·12”汶川大地震，中国在信息披露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到5月21日，四川省外宣办共给来自20多个国家的记者发出300多张采访证。国内各大主流媒体记者更是从5月12日开始就一批批赶赴四川，灾情、道路抢修、救援、志愿者、捐助、防疫……不同角度的报道源源不断的从前方传来。 CCTV新闻频道在地震发生后不到1小时就开始24小时现场直播，到本文发稿时仍在继续。这不仅是CCTV第一次对重大灾难进行全程不间断直播报道，也迅速成为中国公众乃至全世界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一向对中国官方媒体持质疑态度的国外新闻机构大量引用CCTV的视频画面。博客中国创始人方兴东在自己的博客中感叹，这是我们“第一次不需要先看凤凰卫视而主看CCTV”。 直播，去现场 报道的起点是5月12日15：00，地震发生32分钟后。在CCTV新闻频道整点新闻中，播音员耿萨播报“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最新消息”：今天14点28分，四川汶川县发生7.6级地震，具体位置在成都附近温江西北55公里（北纬31度，东经103.4度）。 这条口播新闻播出的同时，屏幕左下方罕见的打出“突发事件”的片头。15：20打破正常节目播出，关于汶川地震的现场直播正式开始。 错过这几条新闻的观众，也能很容易的在网上找到视频。5月13日，CCTV新闻频道收视率上升到2003年开播以来的最高值——7.58%。当天百度搜索风云榜显示，在上升最快的Top10搜索关键词中，“CCTV新闻频道”排进前8。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认为，这次直播意义非凡，透过CCTV和新华社等其他国内媒体的快速反应，国内重大灾难报道终于结束了此前“主渠道真空”的历史。程曼丽一直从事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2003年6月，她在《论“非典”时期的政府传播》一文中指出，当年春天中国政府在“非典”时期信息披露存在的信息屏蔽、信息失真、舆论误导等几方面的偏差，使当年4月20日以后的中国政府处于双重危机的困境之中——“非典”疫情扩散带来的危机和传播信任危机。 直播窗口打开后，前两天的24小时直播进展艰难。5月12日，不仅缺乏灾区的视频画面，受地震影响手机信号不通，与当地的联系都十分困难。当天14：42新闻中心地方新闻部第一次拨打四川电视台电话，未接通。14：43再次拨打前往四川采访火炬传递的央视记者，不在服务区。15：12，主播终于接通在成都出差的央视记者曹越，他从成都公用电话亭口述了惊魂初定的成都的街景。半个多小时后，利用四川电视台的卫星车，直播间里第一次切进曹越在成都的视频连线报道，他进一步讲述了成都部分学校和医院的人员疏散情况。 直播间一时处于“播完这条不知下一条要播什么”的状态中，不得不以几名主播轮番与地方台记者连线、和地震专家对话来苦苦支撑。但官方媒体的资源优势也开始显现。16：40，几名CCTV新闻中心时政记者搭上了温总理飞往灾区的专机。随后，中国地震局启动一级预案，一支180人的救援队在京集结，又有几名央视记者赶到北京南苑机场，当晚随国家地震灾害救援队一同飞往灾区。 与此同时，新华社70余名记者也从全国各地奔赴汶川、北川、茂县、理县、绵竹、什邡等重灾区。此后的CCTV直播中，主播也随时和这些记者连线了解情况。 在总理的专机降落至成都十余分钟后，《新闻联播》播出《温家宝总理赶赴四川灾区在专机上发表重要讲话》。5月12日22：00起，综合频道与新闻频道同步并机播出“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直播特别报道。 这天深夜，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副台长罗明召集CCTV总编室、新闻中心、海外中心、网络中心等部门，紧急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领导同志关于当前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工作的指示精神。 实际上，在“5·12”之前，CCTV已经内部传达过中央的明确指示，今后遇到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速报，这与之前的“及时报”大不相同——过去不是及时报道，而是及时上报。 “以前政府对于危机期间的公众心理考虑不够，总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的来屏蔽信息，但从‘非典’的经验来看效果不好，使政府处于更被动的位置。”程曼丽指出，“等到谣言四起再发布正确信息已经晚了，因为其他信息已经先入为主了，甚至会干扰政府的危机处置过程。” 截至2007年12月，中国内地网民数达到2.1亿，网络的普及使得信息源更为多元化。“大家都希望得到最权威的消息，但如果信息发布不及时，主渠道真空，人出于自卫的本能，就会从其他渠道去获取信息，这等于主动放弃了舆论的引导权，必然会被舆论引导。”程曼丽说，反过来看，如果主渠道信息披露到位，其他渠道的信息就挤不进来。 观念的进步带动了制度的改善。去年8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删除了原草案第57条专门针对新闻媒体的相关罚款规定，代之以对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者的处罚性条款。 救灾，先救人 即使如此，今年拉萨发生的“3.14打砸抢烧事件”仍然使新观念经历了一次考验。“最初两三天信息空缺，只是新华社发了一个消息，没有后续报道。此后西方媒体大肆发布歪曲性报道，直到3月21日中国新华社等官方媒体才发出几篇报道。这当然使政府更加意识到不能出现主渠道信息空缺。”程曼丽说。 为了贯彻上级指示，今年3—4月间，央视曾尝试遇到突发事件把新闻频道的栏目打通，冲散整点新闻和新闻专题片的界限，随时中断正在播出的专题片或者整点新闻，插播突发新闻。 没有人预料到实战这么快就到来了。5月13日，CCTV的直播间继续在连线、访谈中与全国观众一起等待震中汶川的消息。第一批前往灾区的记者还在路上，第二报道梯队24人当天分别赶往四川汶川、都江堰、北川、绵竹等地震重灾区。其中《焦点访谈》记者跟随部队直升机飞赴青川县，成为第一批进入青川县灾区的新闻记者。 5月14日，CCTV新闻中心对“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直播特别节目后方节目系统进行了再梳理和分工，成立了包括“导演系统”和“公共系统”在内的16个小组。由新闻、专题、技术等系统组成的新闻中心第三批报道组开赴四川地震灾区。 当天下午5点，前方记者姬缘乘坐三角翼飞行器，从都江堰青城大桥出发，沿岷江向汶川方向出行，晚间22点左右在直播节目中播出了航拍画面。央视著名军事记者冀惠彦也发回了解放军战士通过水路向汶川挺进的消息，他当天下午随部队乘冲锋舟，尝试从水路进入汶川，由于遭遇强余震，和冲锋舟上十几人一起落水，获救后将前方消息发回。三天后，冀惠彦又和救援部队步行20多小时从西线进入汶川映秀镇。 进入直播的第三天，5月15日，CCTV新闻中心在新闻频道、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节目中，推出由《新闻联播》罗京、康辉、海霞等十几位播音员出镜的公益宣传片。 到5月16日，CCTV共派出120余人组成的五批报道组，基本覆盖了所有重灾区。由此，来自CCTV的报道成为地震报道的第一信息源，有1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8家电视机构转播或部分使用了央视的直播信号，其中包括BBC、CNN等境外电视新闻网。 5月15日21：15，从马尔康通往汶川的西线公路经过三昼夜的抢修终于打通。央视的转播车随救援车队一起沿着这条公路往震中开进，87公里边走边拍，随时可能遭遇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这是最早播出的离汶川距离最近的电视画面，被国外媒体反复使用。 5月16日，CNN在题为《中国政府对灾难展现了少有透明》的报道中称，“严重的地震发生在四川西南部后几天内，死亡与毁坏的图像画面不断地在中国国营新闻网络上播放。这么生动的视像在一个国家的灾难之后，少有地在国内媒体上这么广泛、如此快速地放映。” 美国《洛杉矶时报》17日也在头版发表文章，称四川发生强烈地震后，中国在救灾行动中的表现“既现代又灵活，而且很开放”。 “有一名新华社记者跟我说，国外媒体普遍对于我们这次的地震报道评价比较正面。我对他说，我也看了CCTV，不用你说我想都能想到。”程曼丽说。 进步，再进步 截至5月15日19：30，CCTV新闻频道已累计直播71.5小时，综合频道累计并机直播66.5小时。16日深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先后来到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看望抗震救灾报道一线的值班新闻工作者。
“什么叫政府信息管理，这就是最好的例证。一直以来我们在国际传播领域是处于弱势的，西方四大通讯社控制了80%的信息量，我们长期以来做了什么事呢？用他们的新闻稿，给他们做二次或多次传播。”程曼丽指出，“这次地震报道反过来了，我们的信息源是首发，国外几大通讯社多次传播我们的信息。这说明只要管理好信息源，我们也可以用西方手法，更大范围的传播我们的信息和影响。” 从救援开始，“救人”一直是此次抗震救灾新闻报道最重要的关键词，关于救人的数字、消息、画面都会被最先播出。以“生命大营救”、“生命的奇迹”为主题的各种报道，让外界看到救灾现场人们营救被埋和被困生命的努力。 “地震是人类的灾难，公众需要了解灾情。什么叫国家形象？随着CCTV报道24小时滚动播出，让全世界看到中国面对灾难的态度和努力，当全球的观众看到我们国家领导人关注民生，政府机构百分百努力救灾，军队全力以赴的救人，中国人在灾难面前的坚强与友爱，我们国家的形象也跟着传播出去了。”程曼丽说。 正如《新西兰先驱报》在社评中所指出的，“中国在对汶川灾难性地震的反应中展现出同情、公开和效率，给国家带来了全新形象。” 与此同时，“抗震救灾众志成城”这一主题从始至终主导了国内舆论，最初几天大量的灾情报道——变成一片瓦砾的城镇，废墟下被困者无助的呼救，少年甚至幼儿无助的尸体，领导人和军人忘我的救援……足以使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矛盾失去意义，代之以人性中最原始的恐惧、同情与责任感。 整个中国立即行动起来。各大网站在震后几天内纷纷搭建起“寻亲平台”、“急需物资信息平台”；学生、农民、企业、海外华人甚至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各种民间志愿者组织赶赴重灾区；地震发生14天后，海内外捐款总额已经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美国《时代》周刊22日刊发的文章对此做了描述：“从灾区传出的可怕图像让中国人的心情跌入深渊”，“千百万中国人排起长队，捐出钱、食品和衣物，数万人请假离开他们的家人，冲到灾区帮助他们的同胞”；“通往灾区的道路上挤满了私家车，上面挂着写有‘抗震救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字样的条幅”…… 面对灾难，团结起来战胜困难成了几乎中国所有新闻工作者的头等大事。不是没有问题需要反思，救灾组织上也有不合理之处，本刊记者在灾区一线采访中，也看到了当地一些政府官员仍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少数受灾群众哄抢物资或向救援队伍索要高额住宿费的现象，但在发回来的报道中，对此都未提及。绝大多数媒体，不仅是官方新闻机构，而且包括很多市场化媒体，都自觉维护积极的舆论导向，弱化那些转移救灾视线的次要矛盾。 即使如此，深入到灾区各个县、镇以及乡村的新闻记者，仍然在当地成为有力的舆论监督力量，这种监督在后续的救援物资调配、救灾款发放等环节，将发挥比前期更为重要的作用。 从效果上看，这次震灾中政府对新闻传播管理较之以往进步明显。但同时，一些新的不公平也凸显出来。CCTV、新华社等少数国家官方媒体拥有更多的独占性采访资源，可以随领导人和空军行动，而市场化媒体和境外媒体则必须辗转深入前线，本刊记者13日上午分三路赶赴重灾区，大量时间耗费在从外围向一线现场的大巴、出租车乃至双腿的艰难行进中。 而且，从19日开始的三天全国哀悼日，央视一、二、三、五、六、七、八、十一、十二等多个频道与新闻频道并机播出，全国绝大部分电视频道也全天转播。几乎所有的电视台播放的都是相同节目，这让人们有些担心，占据国家传播主渠道的官方媒体代表了政府利益，如果其他社会成员的代言人失语，信息披露虽然开放，但仍然被官方媒体垄断，丰富性和多元化将因此受损，最终传播的信息仍然会是不对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