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数字化生存》的流行 90年代，一本《数字化生存》似乎旋风，吹绉了中国的一池春水。但平心而论，这本书来到中国的时候似乎有点错位。当时的中国，能用上电脑的人并不太多，普通百姓联网更是一个遥远的梦。从电脑的操作系统来看，当时windows在中国才刚刚铺开，跟不上升级节奏的人还在用dos命令操作。所谓计算机培训，最热门的也就是学一点键盘命令和五笔打字。记得我当时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计算机使用技能考试，题目中既有dos命令，又有windows命令。本人当时尚未学会windows操作，于是，在所有的windows题目下，我的回答是：“按F1键，根据提示操作。”事后同主考老师谈起这事，相对大笑。当时人们眼里的电脑，主要用途是打字写作，制造文件。所以，此时读《数字化生存》这类书籍，猎奇多于思考，总觉得这种生存状态对还在追求温饱的中国来说，多少有点遥不可及。可见，这本《纽约时报》排行榜上的畅销书，在当时中国的作用，恐怕主要在于启蒙，使人们了解到信息时代与工业时代的不同，而不是立马转换管理方式。 对人们意识的影响 追溯到80年代末期，一个普通的5.25英寸软盘，可以存储360K数据，当时已经觉得够神奇了，一本几十万字的书籍，可以储存到那么薄薄的一个磁片中，多么节约空间啊。到90年代，3.5英寸软盘竟然把存储容量提升到1.44M，而且软盘外表有了保护性外壳，比5.25盘要方便多了。3.5寸盘迅速淘汰了5.25寸盘，这使人们直观地看到新技术升级换代的速度之快。这种技术换代，对管理的影响是无形的。此前，中国由于多年来短缺经济的影响，消费追求的是“坚固耐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对于企业而言，库房里只要有东西就是财富。由于80年代价格管制初步放开后的物价上涨，库存不仅不是包袱，而且还有很大可能增值。所以，当时的企业，基本上没有市场意识，“折旧”只是一个会计概念。大约在90年代中期，我认识的一位中层领导到新的经营类单位上任，离职的原领导在移交工作时，郑重地把新领导带到库房，告诉他这里还存放着两台电脑。新领导一看，原来是两台还没有启用的80286，而当时80386已经开始流行。一问，这两台电脑已经买回来两年多了没用，原因是老领导害怕小年青把这么贵重的设备折腾坏了。尽管新领导也不懂电脑，但他毕竟知道，电脑之类物品，不用就会过时。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在当时给中国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他提出了“比特时代”和“原子时代”的差异。电脑的价值在于“比特”（信息），而不在于原子（物质）。中国传统的折旧概念，是物质意义上的折旧，而不是信息意义上的折旧。《数字化生存》对转变这种概念是有作用的。 政治观念突破后的技术阐释 《数字化生存》在中国的冲击，就是给此前流行过的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奈比斯特《大趋势》予以技术性说明。中国人对信息时代的了解，是从1984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翻译过来开始的。但是，《第三次浪潮》在中国的流行，所起到的作用是很有意思的。官方同意这本书在中国出版，是看中了它能够带来西方的新技术革命信息，目的在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民间对这本书的热捧，在于它以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历史划分，打破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划分。这本书的译者说明专门指出：“从根本上说，本书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违背的”，反而使读者要看看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到底在什么地方。其社会效果就是“三次浪潮”极大地冲击了“五个阶段”，人们对习以为常的官方意识形态开始反思。 此后，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打开了“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社会科学”这一禁区。所以，《第三次浪潮》在中国引发的首先不是对技术革命的重视，而是对政治观念的突破。而《数字化生存》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突出的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性特征。这正好适应了中国从邓小平南巡后经济迅速发展、政治与社会变革搁置的趋势。尽管这本书的末章谈到信息时代的四大特征（权力分散、全球化、追求社会和谐、赋予个体权力）都同社会与政治有关，但是，由于该书的结论过于简略，大量笔墨都用于描写信息时代的直观现象，人们更多地看到它对“虚拟世界”和“信息高速公路”的预言，虽然对中国人来说那只是“遥远的地平线上出现的一缕曙光”。所以，《数字化生存》在中国的影响，一方面是给国人澄清了信息社会的技术性质，另一方面是让国人看到了国门之外的未来风景。 “数目字管理”在中国 所谓“数目字管理”，实际包含两种内涵。如果不梳理清楚，就可能越说越糊涂。数目字管理的内涵之一，是对世界予以概念化、模型化的解释；内涵之二，是以可计量方式消除外界的不确定性。这两种内涵虽然相关，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一门科学只有在能够用数学方法表述时，它才是完美的”（马克思语，见拉法格回忆录），指向第一种内涵；“数学思考只有在可用数字表示的和可精确计量的方面才能把握真实”（《技术帝国》的作者舍普语），指向第二种内涵。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传统没有“数目字管理”，历史学者黄仁宇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之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中国，数目字管理有着古老的历史渊源。 先秦时期的模型化解释 从对世界的模型化解释来看，先秦时期的中国，已经有不少学者试图对世界给出这样的解释，以邹衍最具代表性。他给“天下”构建了一个“九州”几何图式，给历史构建了一个“五德始终”循环模式。在邹衍的大九州图式中，“赤县神州”外有裨海，裨海外有大瀛海，中国不过是大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给出的王朝兴替模式，就是土木金火水五行生克关系的循环。与此类似的解释模型，还有从西周到战国逐步完善的周易八卦模式。这一认知方式，在中国传统中相当有影响，阴阳五行模式和周易八卦模式，一直是古代中国的基本思维框架。直到今天，与其类似的概念化、模型化思维方式还有广泛的影响，不过是表述名词变化为“系统分析”、“结构主义”而已。 秦王朝的精确计量
从可精确计量角度来看，起码在秦王朝就有了这种努力。上世纪70年代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秦简法律文书，包括了如《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它们在国家管理的计量和考核上已经有十分细密的规定。《厩苑律》中，对死去的马牛，价值要按照肉、筋、革、角分别计算；《仓律》中，仓库容积大小有具体规定，不同农作物的种子数量有法定标准（“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亩大半斗，菽亩半斗”），甚至连官马喂多少禾草都有具体数字；《徭律》对耽误服役期限有不同的处罚标准（“失期三日到五日，啐；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盾和甲即不同的罚款）；甚至连饲养牛羊，每年按照母畜比例生多少幼崽也有具体规定（“牛大牝十，其六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羊牝十，其四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秦律中类似规定极多极细，有兴趣者可查阅原文。看了睡虎地秦简，才可真切地感受到用“繁如秋荼，密如凝脂”形容秦律之熨帖。更重要的是，按照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秦律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所以，说中国古代由于技术条件不具备而无法实行这种“量化管理”是不确切的。问题在于：这种量化管理，并未给秦朝带来稳定的统治效果。 秦汉之后的模糊处理 秦汉以后的各个王朝，吸取秦的教训，在国家管理的许多方面模糊处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能精确管理，而是有意为之。如果查考一些具体事务的档案资料，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王朝，在精确化还是模糊化上，采取的是不同的处理方式。大体上，凡是危及统治的敏感事项，哪怕很细小，国家也能快速反应并量化处理；而凡是不直接影响统治的社会事项，国家能模糊就模糊，能拖拉就拖拉。很多人都以为古代的政府反应迟钝，实际上，朝廷往往在某些问题上反应格外灵敏，而在某些问题上十分迟钝，不可一概论之。 计划体制的管理困境 近代以来，在工业化和社会转型中，数目字管理随之变化。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国家计划体制。从逻辑角度看，计划经济恰恰需要最严密的数目字管理。没有数据依据，计划就失去了合理性。有一篇回忆陈云的文章说，陈云曾经有一次审查国家计委的钢铁产量，谈到在制定计划时，要把制作妇女发卡的钢材也算进去。另一篇回忆录说，陈云在商场发现没有发卡，专门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说这个问题，还写条子让批出一些钢材，给全国女同志每人供应两个发卡。由此可见，正是计划经济，才需要精细的数据。但是，这个例子恰好又说明计划经济的问题所在。如果让国家计划部门在制定钢铁生产计划时把锅瓢碗勺发卡气眼之类细小用品的需求量都准确核定，那么它的工作量将会无限膨胀而无法运作。所以，这种体制在运作过程中，不论上级怎样强调数据的重要性，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抓大放小”。在中国计划经济管制最紧的时期，国家仍然要把物资分为一二三类而适当放开三类物资，就是明证。 市场转轨中的新旧交缠和未来挑战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推进，使数目字管理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如果说，计划体制下，数目字管理是对社会的操纵，那么在市场体制下，数目字管理则是对社会的顺应。所以，90年代以后中国企业的数目字管理，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关注数字的焦点在计划和产量，现在关注数字的焦点在销售和回款。但是，迄今在管理方法、数据处理等方面，尚未发生根本变化。在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和管理习惯上，相当多的企业经理人是在计划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对过去的管理模式比较顺手，或者具有认同心理（红色管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即便在认知层面上已经告别了计划思维，也会在无意识层面留有历史烙印，难免带有过去时代的痕迹。所以，这些年的数目字管理，往往以计划方法应对市场，以赶超心态经营企业。官方的GDP追求，企业的做大做强，在次贷危机爆发并波及到中国之前，一直是国内的主流。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分析 次贷危机后国际市场的变化和“云”的漂浮，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数目字管理的价值和意义。对此，中国的企业多数还在观望，“老革命遇上新问题”。面对云计算和大数据，所有的中国企业，不论大小强弱，可能都需要回答：这是神马？你准备好了没？ 所谓大数据，同互联网、云计算紧密相关。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庞大的数据资源推动着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在工商领域，决策和经营行为将会随着大数据而变革，企业更多地依赖数据分析，而经验和直觉在经营中的作用会下降。毫无疑问，组织与管理肯定要跟上这种大数据趋势。然而，所谓“决策更多地依赖数据分析”，所谓“经验和直觉的作用下降”云云，在我看来，更像麦肯锡咨询公司之类的软广告，是否可信大有疑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类生活在经验之中，而且须臾不能离开直觉。不要说排斥，即便是轻看经验与直觉，都有可能步入迷途。当然，数据分析会改变人的能力，甚至会改变知识本身，进而改变人的生活。所以，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值得展开论证。 “数目字管理”的纠结 人们对数目字管理的向往，实际上是希望降低管理中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但是，大数据时代是否能够实现这种希望，现在还是难以断言的。 诚然，对某一对象而言，人们掌握的数据越多，了解得越具体，判断就会越准确。但是，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假定“准确”是一个固化不变的标准，假定人的“愿望”是一个恒定状态，那么，上面的说法就是成立的。而假定我们追求的“准确”和我们自己的“愿望”是在不断变化中，上面的说法就不一定能成立。比如，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某某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导致其不能正确处理某某问题；某某因为时代的限制，未能实现某某使命；等等。这种说法，表面看起来好像有理，实际却隐含了线性时代观和进步观的自负。因为你的“正确”和“使命”，与前人的大不相同。 信息技术与人类需求在同步变化 在信息技术低下的古代，人们的生存智慧会形成同其信息技术相匹配的应对策略。占卜算卦，在今天的科学主义者看来，是愚昧的表现。然而细考古人的占卜方法却不尽然。古人在占卜时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无疑不占”，即你掌握的信息已经可以支持你作出判断的时候就不需要占卜。假如你丢失了几只羊，你发现了羊的足迹，或者看到羊吃草拉撒留下的残余，或者你的牧羊狗嗅到羊的气味，这时你就不需要占卜，直接沿着发现的迹象追下去就是。但是，你没有掌握这些信息，根本无法判断羊顺哪个方向跑了，你又没有足够的人手四面撒开找寻，这时就需要占卜，由占卜来确定一个追找方向。我们当然可以认为，信息技术发达了，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但是，在信息技术发达的同时，“羊”的逃亡技术也会同步发达，“牧羊人”的欲望也会同步增长。假定这种同步性存在的话，直到今天，我们碰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可能与古人的比例一样大。尤其是人的欲望，只要技术能够满足它到什么程度，它就会迅速上涨到什么程度。饥肠辘辘时，吃饭首先是果腹；而一旦半饱，就开始挑拣是否可口；等不知饥饿为何时，吃饭就变成了一种品尝。所以，所谓当代不确定性增加云云，很有可能是你的技术手段没能跟上信息增加的步伐。 母体文化造成的中外差异需重视 对于使用汉语的中国人来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汉语形成的思维方式对我们的影响。由象形诞生的汉字，使其词汇极为丰富，可以通过各种组合与语气表达出细腻多样的情感，但却难以反映严谨缜密的推论。“因为……所以……”的句式，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的。汉语的对仗式表达，使中国人多数不擅长逻辑却擅长辩证。方块字在发明之时的象形，又形成了夸张的习惯。汉语的意思表达，又以“比”和“兴”为主要手段。运用这种语言思考问题，往往不擅长演绎式推论，而习惯于对照式比喻（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移植到中国后转换为“对立统一”，前者强调事物螺旋式发展的连续性；后者强调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就是一例）。对事物的认知，汉语强调的是“推敲”和“端详”，西语强调的是“演绎”和“概念”。比兴连用，“觉得”就比“理解”更居优势。汉语对思维方式的影响，使中国在面对大数据时，有可能表现出与欧美不一样的纠结。林语堂、周作人都赞叹过中国人行为方式之美，而胡适从西化思维出发，写过“差不多先生”挖苦中国人行为方式之劣。实际上，从文化角度看并不存在优劣之分，但必须注意由此造成的不同思维方式差异。全球化的迅速到来，使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加。在大数据时代，如何应对这种母语和母体文化造成的中外差异，也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 技术手段的变化与人类自身的变化是交织一体的。但是，任何对大数据时代做出预言的行动都需要小心谨慎。曾几何时，当我们宣传办公自动化时，曾经信誓旦旦地声称，办公自动化手段可以大大提高文件处理能力，可以减少纸张的浪费，甚至可以实现无纸化。时至今日，我们恐怕不得不承认，文件处理能力的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文件数量的增加，电子设备的使用不是减少了纸张使用，而是增加了纸张浪费。由此推论，大数据时代会减少不确定性的预言，会降低经验与直觉作用的预言，多半靠不住。不过，尽管办公自动化的无纸化预言并未实现，却实实在在地完成了文件处理方法革命。所以，大数据时代势必会使企业管理产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至于变成什么，尚且难以断言。然而探究这种变化的来龙去脉，把握这种变化的趋势，却是管理者必须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