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目前，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人们对于汇率体制改革既充满期待，又感到恐惧。还有，面对来自西方的紧逼，还让许多人觉得，中国应该继续坚持过去的“钉住”美圆的“有管理的浮动”（实际上为固定）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面对这种矛盾心态，我们有必要回到问题的源头来，弄清楚货币汇率的本质。
一、汇率的本质
关于汇率的本质，有许多不同的表述：一说汇率的本质是国际贸易过程中各个国家货币之间的市场价格相对关系，也就是说汇率是一种价格，因而应该自由浮动，以实现供求均衡，它与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程度密切相关。另一说汇率的本质是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汇率是一种承诺，因而应该坚定不移，不能轻易变动。对于发达国家的货币而言，汇率无疑是作为一种价格而发挥作用。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而言，汇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承诺。这一点从东亚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没有人会认为泰国、香港特区和韩国等死守本国（地区）货币汇率的努力是在支持一种价格。恰恰相反，它们捍卫的是一种承诺，是向本国（地区）人民和外国投资者做出的对本国（地区）经济发展前景的承诺，而国际游资打压的也正是这种承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的实际情况是汇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承诺。
如果从表面理解，上述判断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适用于古典的静态的书面分析。但是，笔者认为，从现代的、动态的、战略的角度看，货币汇率的本质主要表现在它作为一种“金融武器”。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中，国家可以借用汇率调节手段使本国在某些特定的行业取得优势地位，从而实现国际产业分工的大变动，从这种意义上讲，国与国之间的汇率之争即是某些行业的饭碗之争。
二、定值过低的货币成为重新瓜分市场的工具
某些国家在特定行业有一些相对优势，比方说技术、人才、一般劳动力、品牌或者原材料等等。但是，这些优势并不等于市场销售。为了占领海外市场，一些国家往往利用货币汇率作为有效的武器，采取低价倾销的方式占领海外市场。比方说，日本就是利用日圆定值过低作为手段向美国和欧洲国家倾销它的汽车和电子产品。再如，许多国家具有劳动力优势，那么，在劳动力密集性产业，就会有激烈的市场竞争，这时，如果采用货币倾销的方式，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许多国家就是这么干的。
过去，国家之间主要是通过战争来瓜分市场。现在不能通过明火执仗的战争了，通过定值过低的货币（货币倾销或廉价货币）就可以实现。或者，国家之间就选择“货币倾销”与“以一代人的牺牲”的政策组合来换取特定行业的市场份额。但是，采取“人海战术”，不惜一切代价赚取外汇，最终会遭遇“输入型通货膨胀”问题和“本国劳动力再生产的恶性循环”这两个重大的难题。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之后，决策者最终还是需要面对“输入型通货膨胀”和“廉价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不过，决策者也可以选择对这些问题不闻不问，权且把它作为是换取市场份额的“一种牺牲”和“代价”。
三、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西方看到了中国之不足
在全世界主要国家都实行浮动汇率的情况下，中国固执地坚持固定汇率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点：脆弱的金融体制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因为金融体制脆弱，决定了中国政府不敢贸然将资本项目放开。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又使得这种坚持仍然“切实可行。”但是，这样下去，会带来两个恶果：金融体系长期低效运行和“产业工人低水平的再生产”的恶性循环。金融体系长期低效运行意味着金融不是配置稀缺资源而是直接转移财富，“产业工人低水平的再生产”则意味着”无知、愚昧与自暴自弃的自我复制”。同时，这二者的合力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即弱势群体被加速剥夺基本的生活和生存资料与权势阶层追求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是相辅相成的。
负责对经济自由度进行全球排名的专家奥得里斯科尔指出：“他们（指中国）在保护产权上，在司法制度方面，仍然没有建立起健全的法治，他们的规章制度对经济仍然进行过多的干预，他们的银行和金融体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他们的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也存在着很多限制。”奥得里斯科尔找到了中国经济在制度方面的不足。产权保护、司法制度、法治环境、规章制度、行政干预、金融体制、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等等，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全都属于制度的缺陷。
按照制度学派的观点，这个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经济活动都需要比较多的制度保障。正如陈志武所言：在今天的世界里，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多少不再是决定一个国家人均收入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不是土地也不是自然资源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高低的话，到底是什么东西真正能够决定一个国家贫富收入的高低？我发现制度资本是最重要的。（陈志武，2003，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陈志武教授在2003-2004年发表的几篇文章）所以，你的制度保障不够，怎么跟人家在高层次领域竞争呢？
四、“货币倾销”是“双刃剑”
当一国货币汇率政策客观上以照顾“脆弱的金融体制”和压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的时候，就会派生出许多恶果，社会各个阶层的两极分化就是其最直接的后果之一。也就是说“货币倾销”是“双刃剑”。从上面分析看出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人民币汇率体制僵化是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从总需求角度看，我们还发现国内需求不可以长期被忽略。因为国内需求相对不足，所以需要出口带动。这个说法本身是不严谨的。不过，它也部分地反映了中国国内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事实，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极其有限。
用低附加价值产品的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这种战略不可以用到极端。因为产业工人的购买力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提高，会伤及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笔者在“中国龙的痛苦”一文中论证了一个恶性循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定位于“世界工厂”的地区，你就处在“微笑曲线”的底部——在国际分工中充当劈柴挑水的苦工——赚取微薄的血汗工钱。在扣除资本应得或不应得的利润之后，劳动者得到的是糊口的工资。在落后国家，广大工薪阶层干的活比发达国家的同行还多，可是，获得的收入却只有他们的几十分之一，其痛苦是难以言表的。而且，这一代人的低收入将影响下一代人受教育的机会，下一代人受教育少，还是只得充当廉价劳动力，最后还得选择替人当苦力；再有，因为低工资低保障，又刺激多生育——人们企图通过生育众多的子女来实现自我保障。等等。这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因为人民币定值过低，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人一直干的是苦力活，又累收入又低。在中国，很多人与国外同行干的工作完全一样甚至更多，可是，通过汇率折算之后，别人得到的报酬（货币标价）却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民币汇率定值过低造成的！（郑友林，2004）这是个体在一种僵化的体制之下必须忍受的痛苦。网上有一位署名“曹雪琴”的作者认为：在没有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产量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劳动。而更多人力劳动，主要的只能来源于人口的增加，因为“半夜鸡叫”之类的办法是有限的。这才是中国人口在康乾年间超比例暴涨的根本原因。这说明中国倾向于利用和压榨“廉价劳动力资源的问题”由来已久，似乎就是一个不体面的传统。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些问题早已表面化了。从中长期角度看，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性循环：企业投资效率低，政府投资效率低（特指外汇储备这一部分），个人劳动力投资效率更低。换言之，要遏制这种恶性循环，就需要寻找提高这三种投资效率的途径。我们知道，在实物经济领域，提高附加值的关键在于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和加强以客户为导向的销售服务。那么，在国家投资领域，提高投资回报率的关键则在于加强对广泛市场的研究并加强对特定货币投资的专业化运作。而这些都需要改革，需要创新，都需要加强相关知识的积累和管理。
五、解决之道
进入21世纪，由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匮乏以及技术装备的落后，中国的出口商品构成并不合理。从长期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国依靠拼人力资源优势——用对“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来实现占领出口市场的战略，在遭遇强烈的反倾销诉讼之后很快就会走进死胡同。最近几年，西方国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政府屡次发难，令中国感到极度的尴尬与困惑。鉴于“廉价货币”不能作为一种长期的手段，发展中国家必须使货币汇率回到正常的轨道，使之由市场力量自由决定。而属于产业结构、市场机制等方面的问题最终还得通过改革措施来解决。因此，必须以改革统揽全局，以改革的思维来解决问题。中国最后还得回到鼓励自由思考、促进技术进步和尊重知识产权的正道上来。政府在法制建设方面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方说，在产权保护、司法制度、法治环境、规章制度、行政干预、金融体制、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方面，政府必须无条件地加快改革的步伐，并进行带有攻坚性质的改革。
郑友林，“中国龙”的痛苦与思考 2005-3-16 www.aihuau.com
郑友林，1776年 2005-5-22 www.aihua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