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记者 林鹰 红周刊 编者按：汶川大地震震塌了房屋，掩埋了生命，但也震出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凝聚力。数十万志愿者奔赴灾区，其中不乏平素被人视为“重利轻义”的金融战线上的工作者，比如据编者所知，西南证券研发中心就由老总亲自带队，组织了一支志愿队伍赶赴绵阳，为灾区人民献上了一分绵薄之力。本次为您讲述的是一支平凡的志愿者队伍，他们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拾遗补漏”，默默地在青川县重灾区“驻扎”了近两周，每天背负几十斤的装备，徒步行进了5个地偏人稀、灾后道路阻断，救援部队更难以开进的村子，为村民送去急需的物资和药品。这支6人志愿者小分队的领头人，是两位来自北京的银行工作人员。 一个混搭的志愿队 “你相信星座吗？”坐在北三环一家重庆火锅店里，李畅突然问道。虎背熊腰的他与旁边瘦弱白净的董志鲲看上去有很大的反差，但他们却着实有很多共同之处：同为中信银行客服中心员工，同一年进入单位，同为主管级别（拿董志鲲的话说是“领班”）；同为退伍军人；作为军人，各经历过一次大型抗灾，董志鲲参与了1998年抗洪抢险，李畅则是2003年的抗击“非典”战士；此次作为退伍军人，又一起奔赴灾区前线；巧合的还有，他们同为处女座生人——按照时下小资们热衷的星相学的说法，这是一个最富有奉献精神的星座。 “我们其实没做什么，”董志鲲有些局促不安，“只是捐了钱后，感觉自己还能够再做点什么。” “实在是坐不住了。”李畅接过话头。“那时已经是5月17日了，我们琢磨着去灾区进行救生工作的可能性不大。我恰好是防化兵出身，大灾之后防大疫，灾区需要我。” 两人一拍即合，迅速写好了“请战书”，这是部队遗留下来的习惯。公司其他同事也要求报名，考虑到身体素质及能力等，他们只接纳了摄影师林富国，一位被李畅称为“战地记者”的广西精瘦汉子。他们一边向上级请示，一边在“北京志愿者群”里寻找同道。 王世舟，海军退役军人。 赵尹蓓，女，中央美院毕业，持有红十字会急救证，自修儿童心理学。 武昕，女，留英博士，建筑师，持有国际救援资格证书。 与他们同行的，是55箱急救药品，其中多数是通过一个名为“爱心妈妈”的民间组织募集的。由于航班晚点，18日凌晨两点半，这个志愿团队才到达成都双流机场。早先联系的当地“红十字基金会”的接车已返回市区，6个人只能在机场看守着药品熬了一夜。也正是这一夜的相处与了解，使他们做出了集体行动、给养共享、集中分配、共同进退的决定。“他们‘中信帮’人多势众，再加上兵龄最老，老董很自然就成为了我们这支队伍的头儿，李畅则是协调员。”武昕说。 退伍不褪色灵魂永着装 对于董志鲲，此次赈灾离1998年参加抗洪抢险，已经整整过去10年。身份虽然变了，军营只能梦回号角，但热血依旧沸腾。 1996年董志鲲入伍前，他妈妈在家哭了整整一周。那年他19岁，但已在北京某国企做团委工作，下属团员400余人。“那时是走兵制，我们单位分了10个名额。”于是当年的小董挨个去做思想工作，动员大伙儿入伍。工作并不好做，最常碰到的一句反问就是“你为什么不去”。小董想，“是啊！得以身作则啊！”就这样报了名。而他妈妈，在入伍通知书下达后才知道儿子的选择。 这一次又上“前线”，妈妈不再哭了，要面对的是太太的反应。临行前，老董买好了人身保险。身为北京银行职员的太太表达出的理解，让他临行前少了许多旁骛，但也在沉重的行李之外增加了行李——太太塞给他两部手机，以及一堆电池。 对于志愿者，最重要的“战前”准备就是做好给养和心理调节。“志愿者最重要的是要有自救的能力，不能给灾区人民添负担。稍不注意就可能从救人者变成被救者，身份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如果还不自知的话，那是最危险的。”老董说。到了成都后，他们又购置了很多新的装备，如防毒面具、消防箱等。然而这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志愿团体，却仍有失算。 “防蚊药水带少了！”李畅后悔不迭。一行6人全是北方人，“南方的小黑蚊子，穿透力太强了！”董志鲲心有余悸地说。几乎所有人都被咬得浑身是包，李畅身上的包至今未消。 与董志鲲不同的是，单身的李畅不仅少了些许家庭的牵挂，而且，爷爷、父亲都是军人出身，及至他参军入伍，已是三代从戎。此次地震发生后，现为北京隆福医院党委书记的李父已于5月15日带领医疗志愿队伍，赶赴绵阳。就这样，两代退伍军人在救灾前线，上演了“上阵父子兵”的现代版。只要信号通畅的时候，父子两人都会电话联系，互相通报各自所在地的灾情。 志愿队到了成都以后，董志鲲和李畅就换上了军人的着装，并戴上了军衔，加上王世舟，三位退伍军人的状态一下子让其他三位“群众”感觉拉开了距离——这也许是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但老董和李畅用退役时一句庄严的口号为自己“开脱”——退伍不褪色，灵魂永着装。只要一穿上军装，军人的本色就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他们的身上。他们不仅保持着严格的风纪，行走时与女性保持着距离，举手投足间也全不见当初见面时“有冰棍同享”的随意，最重要的是，军人与普通百姓在装卸货等活儿上的表现差异立现无疑——“实在是太专业了！”武昕啧啧称赞。也正因此，他们这支志愿队一抵达成都市区，就遭到了各个志愿团体的诚挚相邀。最终，他们选择了当地的“红十字基金会”作为“挂靠单位”，任务是将灾区紧缺的药品带到青川，并留在当地配合做好将源源不断地送进去的物资的安置、分发任务。 车是5月19日下午4点派出的，按照预计行程，当夜凌晨时分应可抵达青川。送货的车主和司机，也是两位志愿者，是在青川有产业的一家公司的老总老蒋以及合伙人老罗。说是“老罗”，其实也就是1974年生人。有趣的是，老罗还有一段证券从业经历，曾为某证券公司北京某营业部的老总，后来被“吊销了执照”。这样的解释当然是说给业外人士听的，按照“行话”，那就是被“市场禁入”。具体是什么时候，老罗没说。而中国证监会网站上显示的行政处罚记录，资料最早才追溯到2002年，此前的记录则不可考，也无法验证老罗所述的真假。老罗被“禁入”后回到四川转做医疗器械生意，生意做得很大，这次地震后连损失带捐赠的资产，据说已上亿元。据他叙述，地震发生时，刚刚买的300平米新居里安装的一个3万元的吊灯掉了下来，“‘啪’的一声，3万元就没了。”老罗此次“志愿”属于情非得已，由于父母均为四川最著名的一所医院的医生，正日夜奋战在抢救伤员的第一线，因此尽管他总是对老蒋表示“咱们去上海吧”，却也没敢扔下父母“独自逃命”，甚至还加入了这趟运送救灾物资的志愿队伍。路上最危险的莫过于一边是随时可能滑坡的山体，一边是陡坡湍流，那种狭窄崎岖的山路，非当地人出身的司机是轻易不敢一试的。那时，交通已实施管制，山路上奔跑的全是运送物资的载重货车，车牌则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省市的都有，“你由衷地体会到什么叫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然而意外也时时发生，最危险的一次是前面一辆大货突然摆尾。“当时感觉那车就向我们压过来了！”李畅有些后怕。但技术娴熟的老蒋躲开了危险。逃过一劫，大伙儿都非常佩服老蒋的临危不惧，没料到老蒋老老实实地承认：“吓得要死！” 这趟处处是险的夜路，终未能按时抵达。由于山体滑坡道路临时中断，他们被迫在零点时分在途中的金子山露营。营址是老董和李畅去选定的一片相对安全的开阔地带，8个人分宿4顶帐篷，各据一角，篷门全部呈45度角朝向中心，运送的物资堆放在中间，上面插上蜡烛。三位老兵轮值夜哨，每人两个小时，如遇危险情况，则以哨子来紧急通知。老董解释说：“在危机状况下，人靠呼喊音量低，又有被呛尘的危险，只有哨音能迅速地传递消息。”而宿者则全部是和衣而眠，相互勉励着度过了山中寒冷的一夜。 第二天上午9时，他们抵达青川。 在青川的日子 没有停顿，没有休息。志愿队在按照“红基会”的要求安置好物资后，马上与先期抵达当地的云南某部队取得了联系。“什么都不用说，部队正在卸货呢，直接上去帮忙就可以了。”由于这支部队多是半年期的新兵蛋子，三位老兵的经验马上派上了用场，如何装卸货、如何分辨药品、如何分发……以至于几天后，新兵们追着喊“班长、班长”跟在他们背后。借部队的光，当天他们吃上了出成都后的第一顿米饭。而这顿米饭吃得是如此歉疚，不仅感觉增加了部队的负担，而且还对不住正在吃方便面的灾区人民，以至于后来他们再不敢和新兵蛋子们“套近乎”了。然而他们却忘了，对于一日三餐都以压缩饼干为食的他们来说，连吃方便面都是“奢侈的享受”。“刚开始吃压缩饼干的时候，大家还挑味道，捡牛肉味的吃，后来就没得挑了，全是葱油味的……” 在青川驻扎下来后，他们住进了民政局分发的救灾帐篷。老蒋和老罗完成任务返回成都，他们6人正好一顶大帐篷，中间拉道布帘，就是男女之隔了。作为这支志愿队伍的“首长”，董志鲲睡在了最靠近门的位置，这也意味着凡是从外面爬进的小虫，他是首当其冲的目标。而他也是每天起得最早的一个，一般5点就起床，在他人还在酣睡的时候，他已经穿着整齐，做好了整个营地的消毒工作。 部队的推进都是以点带面的，一般都先选择镇子驻扎下来，然后慢慢向村庄渗透，青川县共25万人，其中22万是农村人口，伤亡人数不多，最大的问题是房屋倒塌后，村民一时间无法安置。很多村寨以前连邮路都不通，现在部队的重型车更是无法进入。志愿队就把这些村子作为重点防疫目标。每天他们背着几十斤的物资、药品，徒步走过不成路的路，走到村庄，为村民们做防疫洗消，分发物资和药品。有一个村子，当他们一出现的时候，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这种无条件的信任让他们感觉很温暖。而最让他们心焦的是：
“近日接连看到青川县大人小孩和部队官兵身上大片的红疹，心里面更是难过。这些红疹有些可能是因为睡帐篷地上潮热造成的，有些可能是蚊虫叮咬引起的过敏，更不要提那些因潮热恶化的慢性病了……”（摘自武昕的日记） “缺人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缺物资！”董志鲲回忆起当时的心情，仍有些焦急，由于道路时断时续，物资很难按照通讯联络中的时间到达，志愿队经常处于“没米下锅”的焦躁中。因此，当5月23日午夜12点，突然三辆载重20吨的斯太尔大货车到了，大家几近狂喜地去接车卸货。等到物资安顿完毕，凌晨两点疲惫不堪入篷刚刚睡着，突然被电话吵醒了——又到了5辆“斯太尔”！老董哭笑不得地说：“唉，原来幸福感也是要防止过度的！” 5月25日，他们经历了入川以后的最大一次余震，震中青川，震级6.4。 地震刚开始时，李畅正在整理内务，突然碗哗啦啦地倒了，他正抬起头对同在帐篷里的老武和小蓓说“对不起”，却惊讶地发现她俩也在剧烈晃动。“地震！”三人同时冲出帐篷，趴到地上，看见远处的电线杆如风摆杨柳般摇来晃去。 寂静。没有生死，甚至没有了恐惧。生命不由自主，全由地震支配…… 5月30日，6人志愿小分队中的4人回到了北京。为了节约旅资，他们绕道从重庆返京，因为那里能买到两折的机票。在川航的飞机上，他们发现，饮料供应除了矿泉水外只有“王老吉”，因为“王老吉”是灾后首个捐款1亿元的民营企业，川航以此表达着对这家企业的敬意与感恩…… “别以为我们是志愿者就怎么怎么的了，其实是我们在那里受到了教育！”老董和李畅同声说道。“在机场那夜，一早是机场打扫卫生的阿姨从她们的早餐里给我们匀出了粥、鸡蛋和咸菜，我们不要，她们真的要生气了”，“是当地人民那种乐观平和的精神抚平了我们这些志愿者的不安定感”，“最感动的是那些山坡上，虽然屋不成屋，但每户门前都飘着一面鲜艳的国旗”，“救助村子中，问及一个7岁学童想不想上学时，小姑娘天真无邪地笑着说：想。此时她妈妈说：‘苦了娃了，有机会还是要送娃去读书啊。’孩子还不知道方圆50里惟一一所学校如今只剩片瓦残垣。正是生者对未来表现出的希望，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一起决不是一个偶然……” 如果地震发生在北京或者上海呢？我们不都是灾民了吗？ “所以，我们都是幸存者。” 归来让我们更坚强地生活 6月3日，当记者看到老董与李畅的时候，他们已是西装革履，回到了金融工作者的状态。“在部队时已经锻炼出来，必须要适应各种变化。我们不能给单位增加负担，得迅速回到工作中。” 做银行理财产品的客服工作，拼的是营销业绩，老董与李畅所带的团队，以前曾有过排名第一的骄人业绩，后来成绩有所下滑，他们因此而着急，甚至自己掏钱买相关书籍给组员看，以提高专业素质。回到北京后他们单位正值爱心理财项目的开展，就是推销一款赈灾的理财产品，这款产品的大部分收益都将捐给灾区，这就意味着购买人的收益率较低。老董说：这需要客户站在一个高度上去认识这个产品。 有了这次志愿经历，李畅对自己的工作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大部分老百姓对灾难的控制意识非常薄弱，如果平时就经常训练逃生演习等，这次死伤可能就会小得多。这就像老百姓在日常的理财中，也需要有充分的风险防范意识。 说起工作时，老董和李畅一脸现实的严肃；而一提到“大舟”、“老武”、“小蓓”，目光就会在回忆中变得柔和、温暖，仿佛多年的战友。“回来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小蓓至今还留在当地接收物资……”他们约好明年“5·12”还回到青川去，因为灾后重建工作会很长很长，一切才刚刚开始。 我代表全家和朋友真诚祝福你们一生平安快乐！也希望从今后或很多年后，有什么事我愿意加入你们的队伍，请别忘记约上我。 希望今后还能见到你们这样的好男子，你们来自千里之外的美丽大都市，为了苦难的灾民献出了挚爱，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 ——摘自两条青川受助群众给老董、李畅发来的短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