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鸦片战争之后至甲午战争之前，为帝国主义对旧中国商品输出时期；而甲午战争之后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为资本输出时期，也即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金融统治形成和发展时期。本文试分析两个问题：（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扩张进程；（二）资本扩张特点，以揭示帝国主义对旧中国金融统治。关键字:商品输出 资本输出 资本扩张 金融统治 一、总述：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通过各种方式侵入中国，使中国一步一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金融方面，其垄断统治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残酷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具体说，甲午之前逐步建立，甲午后到1927年前有进一步发展。此后到新中国成立，外国资本虽在金融领域仍具垄断地位，但其影响逐步衰落，咎其原因首先在于国内外局势的动荡、变化，其次是南京国民政府着力加强对经济的统制、垄断，金融统制、垄断是首要领域从而削弱了外国资本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再次是中国民族资本金融势力的发展尤其是一战至3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间，形成了与外国资本的较为强有力的竞争。外国资本可分为金融资本和非金融资本，两者作用并不相同。外国金融资本的强大实力是其实行金融垄断的基础，其中包括它们的金融机构广泛建立、资本的扩张以及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本文重点论述其形成和发展，即1845年第一家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设立起自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其在中国金融统治形成,以揭示资本扩张与金融统治关系。下面从其资本扩张的进程、特点两方面分析。二、资本扩张进程：（一）初期的外国资本：鸦片战争以前，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行”，可能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第一个重要企业。其次是1818年在广州设立的美商旗昌洋行，它是十九世纪美国在中国最大的商业机构。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独占权被废止的前后，英商来中国的日益增多。怡和洋行（1832年）、仁记洋行（1835年）等大公司都在此时设立。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只开放广州一个口岸，因此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投资是很有限的。列强与中国的贸易并不是普通的国际贸易。当它们要求打开中国门户的时候，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大规模地向海外扩张的时期；这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成熟，商品生产的扩大推动它们不只以国外通商为满足，而是要开拓可以长期进行奴役和掠夺的海外殖民地。而清朝政府之所以对它们采取闭关政策并不是因为预见了资本主义这种对外侵略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主要是因为它害怕外国人会助长中国人民反抗其专制统治的情绪。鸦片战争的结果，列强在中国开辟了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条约口岸”，它们掌握了中国的关税，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内河航运权，不久又获得了土地永租权。此后，在历次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又将这些权利巩固、扩大并继续获得了新的权利。在特权保护下，列强在中国侵略活动迅速增长起来，它们在中国的企业和财产也开始具有了殖民地投资的意义，执行着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的任务。同时外国资本活动的中心，也自广州移向上海，侵入航运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工矿业等领域。航运方面，1865年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前，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贸易额增加不到一倍，而它们在中国进出口的商船吨位却增加三倍以上。这时期外国商船运输吨位中有70－80％是航行于中国沿海各口岸和内河的。这说明外国资本所经营的已不只是对华的贸易，而是日益增长的在华贸易了；它们投资的已不只是对殖民地贸易的投资，而是在殖民地的商业投资了。大的轮船公司陆续设立，逐渐独霸了中国的远洋和内河航运。在1872年美国旗昌洋行将它的过时船只卖给中国的招商局以前，中国还没有近代的航业。土地方面，1853年英、美、法等国趁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机会攫取了上海外国人居住地区的行政权，确立了租界制度，并趁中国地主富绅大批逃往租界避难时开始了房地产的投机生意。1869年上海英租界的土地约值六百七十万两，美租界约值一百三十五万两，到了1899年英租界的土地增值到二千三百三十万两，美租界增值到一千四百三十万两了。于是土地和航运（轮船、码头、仓库等）变成了这一时期列强在中国最重要的投资。工矿业方面，列强在中国资本性质的转变的最明显表现是外国工业企业的设立。甲午战争以前，列强还未在中国获得设厂权，但外国资本所设立的非法工厂已达一百多家，其中英商约63家，美商约7家，俄、德、法商约三十三家。而外国这段期间德在华投资，基本上集中于船舶修造和以丝茶为主的出口商品加工两个部门。这段时期的设厂活动，虽然基本上不是以输出资本为目的，而是作为扩大商品输出的补充手段，但设厂本身，终究是投资活动。从而所有关于资本增殖的规律，在这里都要发生作用。特别许多重要的外国侵略企业一开始就在中国获得了垄断的地位，因此同种企业在中国所获得的利润，往往比本国高出很多。而利润的资本化，也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金融业方面，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逐步发展，银行作为现代金融机构也随之进入中国。1845年，英国的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两地设立分支机构，1847年在上海设立分行，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到了50年代又有汇隆银行、呵加剌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4家英国银行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60年代又有4家小银行进入上海。法兰西银行是60年代进入中国的唯一非英国银行。汇丰银行于1864年8月创立，是总行设在上海的第一家外国银行，1865年3月和4月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开始营业，此后发展很快。70年代中叶汇丰等英国银行在中国形成垄断地位。综上，这时期西方列强还是处于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时期。它们在中国的企业和财产虽然已具有了殖民地投资的性质，但还不同于后来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外投资。甲午战争以前，它们在中国的企业资本中，除了航运和贸易以外，其余都不占重要的地位。1897年以前中国还没有与工业资本溶合在一起，还不具备独占资本输出的中枢的地位。这时期外国资本的工业企业也主要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造船厂和出口品加工厂，如缫丝、制蛋、制茶、打包等，这类工厂前后不下七十家；而从事于商品生产和贩卖的工厂约只有三十家，规模都很小，它们在生产上和市场上都还不具备垄断的作用。作为后来帝国主义在华工业投资的主体的纺织工业和烟草工业，这时都还不曾出现。（二）帝国主义的资本扩张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是外国资本侵略中国的一个转变时期。此时资本主义列强已渐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已不只是商品输出，而转为资本输出；其在中国的活动也就不能满足于经济权益的一般竞争，而是要求瓜分中国，树立自己独占的殖民地。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一战争，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得了开设工厂、开采矿山和建筑铁路的权利，获取了“租借地”，强划了“势力范围”。就如列宁所说：“欧洲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开始不是公开地瓜分，而是像窃贼一样鬼鬼祟祟地瓜分。它们偷窃中国就像从死尸上偷窃东西一样……。”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华出现了几项新投资，其中包括对中国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借款、铁路和矿山投资、与工业资本相溶的银行资本、世界性托拉斯组织的侵入、工业资本投资等。【1】对政府的政治和军事投资：巨额的战争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陷于破产，随即出现了一项新投资——对中国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借款。远在1862年清政府曾向外国银行借款以镇压太平天国，此后直至甲午战争，类似的借款不下25笔（地方性的临时借款不算在内），但数额都不大，借后不久即还，它还不具有控制中国财政的作用。1895年后的外国借款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它成为长期束缚中国人民的桎梏，也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有力武器。这些借款都是以中国的关税、盐税乃至内地税为抵押的，因而帝国主义就控制了中国全部的财政收入。1895年至1910年间帝国主义供给清政府的财政借款约为二亿七千万美元，1911年至1926年间它们供给北洋军阀政府的这种借款达五亿二千万美元，而1927年以后至1948年它们供给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财政借款约为十六亿八千万美元，还不包括未划作借款的美帝国主义给予蒋介石的“援助”。借款无疑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最简便的方式，但正因其与政治相结合，产生了极为复杂的结果。帝国主义对中国借款的发展历史也就是它们在中国争夺霸权和它们中国的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相勾结的历史。【2】铁路和矿山投资：外资铁路和矿山的出现表明外国在华资本趋向于固定投资，同时也表明中国的进一步殖民地化。铁路是使落后国家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流通范围的重要因素。往往是某一条铁路由哪一国贷款修建，那一国的势力就在此区域迅速扩张，形成一个经济统治中心。铁路方面，自1895年起至1898年11月止，三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掠夺了长达六千四百二十里的铁路投资权利。其中英国帝国主义占二千八百里，沙俄占一千五百三十里，德国占七百二十里，比利时（背后为俄法集团）占六百五十里，法国占四百二十里，美国占三百里。矿山方面，如不计九一八以后的东北，帝国主义在中国所获得的矿权前后不下九十处（英国约十八起，美国三起，法国约十二起，德国九起，俄国八起，日本不下四十二起）。但重要的外资矿山却大都是它们自中国人手中兼并或强占过来的。这些铁路和矿山的出现并非中国工业发展的结果，而是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取得地区的独占权为前提的，铁路权利和矿山权利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标志。【3】银行投资：帝国主义时代，银行的作用已根本改变了。其主要任务已不是替工商企业担任支付中介，而是与工业垄断资本溶合在一起，成为财政资本统治的中枢。因此其在华银行也就变成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输出的指挥机构和执行机构。其任务为：掌握中国政府的借款、控制中国的财政；投资于铁路和矿山；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来壮大自己的资本，削弱中国的资本；操纵金银、独占外汇，控制中国的贸易和金融。【4】世界性托拉斯组织的侵入：二十世纪以来外国贸易商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世界性的托拉斯组织的侵入中国。如英国的英美烟公司（1902年）、利华兄弟托拉斯的中国肥皂公司（1903年）、通用电器公司（1908年）、亚细亚火油公司（1913年）、美国的美孚油公司（1894年）、大来洋行（1905年）、美国钢铁（1909年）乃至美国钞票公司（1908年）等，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在中国设立了机构。而持续到1936年，不算日本约有一千六百多家外国贸易商，其设立情况如下表。外国在华贸易商的设立情况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其他国家 合计1936年贸易商数 501 400 123 293 286 1603其中进口商数 262 193 56 108 152 771已查明设立年代的进口商其中建立在： 182 105 41 77 117 5221900年以前 39 2 3 14 9 671901－1910年 14 9 7 5 13 481911－1920年 28 23 5 1 21 781921－1930年 63 43 12 22 49 1891931—1936年 38 28 14 35 25 140（贸易商数据日本东亚研究所：《列国对支投资概要》，1943年版，第113－115页；进出口商及年代据该所《诸外国之对支投资》，1943年版，上卷，第二部之材料综合。转引自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资本扩张》，《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5】工业资本投资：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获得了在华开设工厂的权利，工业投资迅速增长起来。首先是它们以前在中国非法设立的重要工厂开始改组扩大，逐渐变成了垄断性的大企业。如英商耶松船厂于1900年与祥生船厂合并，增资到五百七十万两，1936年它又与1903年设立的英商瑞熔船厂合并成立英联船厂，资本扩充到一千四百万元，成为上海最大的船厂。其次，二十世纪开始时，租界公用事业的发展极为迅速。如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北京电车公司、比商天津电车公司等都在此时设立。但所有这些公司均没有上海电力公司和电报公司的规模巨大。而两者均隶属于大托拉斯系统。这些大托拉斯系统工厂的设立表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业投资已不同于过去。它们已不只是进出口公司的附属品，而日益着重于商品的制造和贩卖的。再次，更明显代表帝国主义在华工业的新性质的是外国棉纺织工业的建立和扩张。棉纺织工业是中国资本最早经营的工业，1894年以前中国已有了四家纱厂。自1865年起，外商即不断要求在中国设立纺织厂，当时纺织业是由清朝的官僚独占，外商的要求未能成功。但1894年怡和洋行已不顾中国的禁令，坚欲运纺织机进口。就在这年，帝国主义获得了设厂权，次年上海即有四家外国纺织厂出现，即英商怡和、老公茂，美商鸿源和德商瑞记，共约有纺机十五万八千锭。到1936年关内约有外国工厂八百多家，其中大部分是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设立的，情况如下表：外国在华工业企业的设立情况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其他国家 合计1936年工业企业数 142 67 18 29 39 295已查明设立年代的工业企业其中设立在： 60 38 11 14 16 1391895年以前 7 0 0 3 0 101895－1910年 14 2 3 4 5 281911－1920年 14 11 1 0 2 281921－1930年 16 21 3 6 8 541931－1936年 9 4 4 1 1 19（数据来源同前表）综上，将一战、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等几个历史阶段作为基期来分析帝国主义在华资本扩张如下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资本单位：百万美元1902年二十世纪初期 1914年一战前 1930年九一八事变前 1936年抗日战争前英国 344．1 664．6 1047．0 1045．9美国 79．4 99．1 285．7 340．5法国 211．6 282．5 304．8 311．9德国 300．7 385．7 174．6 136．4日本 53．6 290．9 1411．6 2096．4帝俄 450．3 440．2 － －其他国家 69.6 92.7 263.9 354.3合计 1509．3 2255．7 3487．6 4285三、资本扩张手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 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控制和支配殖民地、附属国的经济，就必然要在那设立银行，建立金融统治。下面，就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扩张手段分析其金融统治特点。【一】 通过借款控制中国财政与经济命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它的特征是资本输出，在帝国主义各国对旧中国的资本输出中，很多是以借款的形式出现的。1894年后各国对华资本输出战激烈展开，列强为了要把中国纳入其控制之下，都将贷款作为对中国进行瓜分和划分势力范围的主要手段。在借款优先权的竞争上各施手腕，矛盾百出，争夺剧烈。而借款中，除了经济上的剥削外，借款还有附带条件，与政治联系紧密。以“英德续借款”为例，按照合同规定，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在借款清偿以前一直由英国人担任，这个由英国人赫德、安格联、易执士、梅乐和等长期盘踞的总税务司一职，到1943年，才由美帝国主义分子李度继续担任。在谈判过程中，英国又向清政府索取了承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并允许英国汽船自由航行内河等特权。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铁路借款优先权的争夺尤其激烈。如前所述，通过对铁路的控制，从而迅速在这一区域扩张势力，形成经济统治中心。以沪宁铁路借款为例，通过对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南段等铁路沿线广大地区的控制，英帝国主义巩固和扩大了势力范围，操纵矿山、原料和其他资源等经济命脉；同时按照借款合同的条件，英国人担任了许多条铁路管理局的总会计或总工程师。而这些铁路用的器材和车辆，虽有在市场采购的规定，但是在价格和质量相同时，英国制造的就享有优先权，所以，“不论标价如何，事实上所有的器材都购自伦敦”。这样，资本输出又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政治借款中，主要以关税为担保品，随着金融统治力量的加强和支配中国财政的加深，帝国主义事实上成了中国财政金融的主宰。经营对中国政府的借款，是一项最富有政治侵略性和奴役意义的业务项目。由于贷款利息高、折扣大、期限长、附加条件多，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财政和政治奠定了基础。【二】垄断国际汇兑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国际汇兑是为对外贸易服务的重要工具。在旧中国，国际汇兑一直处在帝国主义银行垄断之下，是帝国主义金融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对外贸易，几乎全部由帝国主义洋行所经营，早期英国又占极大的比重，七十年代以后各国对华贸易有所增长，相应的英帝国比重有所减少，但直到甲午中日战争时仍占进口总值的80％以上。以汇丰为例，最初的汇丰就是以办理与各种贸易相关的国际汇兑业务为其主要经营项目。中国在后来虽有了国际贸易业，也有民族资本银行办理国际汇兑业务，但力量均极为薄弱。由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国际结算，洋行当然都在本国或他国银行办理，此为帝国主义银行得以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的坚实基础。巨额的外汇收入和还本付息的汇出，外人在华其他投资的进出，以及华侨的汇款等也都是全部或绝大部分通过帝国主义银行，更增强了它们的垄断力量。帝国主义银行既然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和拥有其他金融势力，它就可以利用信贷对生产与流通的反作用，为帝国主义商业贸易企业的进出口活动服务。与此同时，为了贯通它们在中国的“剥削网”，它们还驱使钱庄充当进出口贸易上资金的媒介，以收受或据用庄票、贷方或收回拆款和操纵洋厘等手段牵制钱庄的要害，以便进一步利用钱庄的调剂贸易资金的作用，后期则通过票据清算、“合作”投资、供应资金和所谓“共同维持金融市场”等方式，与官僚资本银行相勾结，来促进进出口货物的流通环节，使这些洋行在其他特权之外，更凭借帝国主义银行的资金优势，顺利地扩大推销商品、收购原料，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使中国完全成为它们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使中国经济进一步加深对帝国主义资本的依赖。【三】吸收存款，发行纸币，资助帝国主义企业打击中国民族工业首先，来看看存款情况。以剥削中国劳动人民所得再来扩大在中国的剥削，以低利吸收中国人的存款再以低利贷给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是帝国主义银行存放款业务的最主要特点。在其中起最大作用的存款，除了中国的关、盐税外，却是中国的主要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殖民地化，中国封建统治人物把剥削、搜刮、贪污所得的巨额款项存入汇丰等外国银行已“蔚然成风”。其次，关于纸币发行情况。在华帝国主义银行恃仗治外法权，不经中国政府同意而任意在中国境内特别是属于它们的所谓势力范围的区域内大量发行纸币，是掠取中国人民财富的一种毒辣手段。帝国主义银行通过存款业务和发行纸币，吸收了巨大的货币资金，主要是用于资助在华帝国主义企业。与此同时，它对中国民族工业则处处予以打击和压抑，即使有借款也是条件苛刻、利率较高，并随时企图运用经济压力，施展兼并阴谋。居于金融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银行，控制了中国的资本与利率，它把收集起来的货币资金以低利率贷给帝国主义在化企业；而中国民族工业向华商银行的借款利率一般在年息一分以上，生产销售条件原已较差的民族工业负担高出一倍的利息，成本加重，就更无法与帝国主义企业竞争，这就是帝国主义银行打击中国民族经济特别是民族工业的主要手段。四、资本扩张与金融统治关系由前文所述的外国资本在华资本在各个领域的扩张可以得出资本扩张与金融统治的关系如下：【1】金融资本的扩张是金融统治的一种重要方式。外国金融资本通过借款控制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命脉，在争取借款优先权的同时提出苛刻的附加条件，除了经济上的剥削，还有政治上的控制。如控制中国关税、盐税和内地税，长期盘踞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等，并通过贷款修筑铁路从而对铁路沿线区域实行经济控制。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有力手段。同时，外国金融资本还通过垄断国际汇兑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帝国主义银行，以汇丰为首，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利用信贷对生产与流通的反作用，为帝国主义商业贸易企业的进出口活动服务。并通过其在中国的特权和资金优势，顺利扩大产品销售、收购廉价原料，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使中国完全成为它们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使中国经济进一步加深对帝国主义资本的依赖。再者，外国金融资本通过吸收存款，发行纸币，资助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来打击中国民族工业等方式对旧中国实行金融统治。帝国主义银行依仗在华特权，大量吸收非法存款、非法发行纸币，掠夺中国人民财富。它们运用强大的资金优势，帮助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同时打压中国民族工业。【2】非金融资本在各领域的扩张为金融统治提供了基础。以工矿业资本为例，外国资本在其他非金融领域的扩张为金融统治提供了基础。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工业企业，不但直接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榨取最大利润，而且“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这个时期的外国在华工业，主要是作为侵略者扩大贸易掠夺的补充手段，处于进出口贸易的附庸地位。它的作用，主要在于扩大原料与制品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从而首先使生产出口原料的中国农业蒙受不利影响；使加工这些原料的中国手工业处于被排挤的地位。但是，它本身又是独立的产业资本，作为产业资本，大资本压迫小资本的规律，又在它和中国民族工业资本之间发挥作用。从而使中国新生的民族工业一开始就受到其打击和压迫，得不到发展的机会。这样，非金融资本与金融资本相辅相成，打压了中国民族工业，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巩固了帝国主义在华金融统治，使旧中国越发陷入其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的不利地位。参考文献：1.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资本扩张》，《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2. 洪葭管，《从汇丰银行看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金融统治》，《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3.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资对中国工矿企业的侵略活动》，《经济研究》，1965年第12期4.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5. 胡滨，《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铁路权利的阴谋活动》，《历史研究》，1956年第5期6.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7. 《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北京8. 吴申元等，《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