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简述：理论重构了资金转移系统分析框架；揭示了股票的本质；揭示了微观价值联系；揭示了成交机制；揭示了系统与系统反馈；揭示了虚拟经济的隐藏功能。理论几乎否定所有西方证券相关经典：股票价值理论、道氏理论、波浪理论、江恩理论、亚当理论、随机漫步理论、行为金融理论、成本理论、有效市场理论、价/量指标与图形分析、马科维茨模型、资产资本定价模型、布莱克--斯克尔斯模型、衍生产品风险分散模型、指数分析模型。 一、 股票的多重性格股票的定义是与历事发展息息相关的。股票产生的最初原因是公司为了获取资金，出让一部分权益作为交换。股票最初功能被认为类似某种收益券，公司许诺收益分配以便筹集资金。但不久，人们发现它不同于其它收益券，甚至不分配股利，股票也可以买卖，除非公司破产或者公司赎回，它不用像债券一样到期收回，几乎可以永久存续。公司即使要赎回股票，也必须以当前市价或相当于某种比例的市价赎回。股票的买卖价格波动幅度可以大大超过面值，高于定期债券收益。通过买卖价差获得的资本利得可以大大高于基本利率。股票又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法律保证投资人在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后拥有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实际的财产支配权与利益分配权、筹资的权利与破产后财产分配权。股票可以被抵押或拍卖而成为一种信用工具。股票凭证体现了法律与国家金融保障的信用，而成为抽象的凭证，股票在市场内的不同所有者之间可以任意地买卖、反复持有，相同的资金总量可以持有任意不同组合的股票，指数被统一用于综合的信息反馈，人们却并没有意识到股票已经丧失了特定买、卖目标对象的微观经济意义，而成为资金转移媒介。如下图： 股票上市价格与成交价格被作为微观价值与其它价值相联系，一方面成为衡量经济事物的价值联系的基础，一方面成为股票衍生金融产品的价值基础，如参与计算指数，形成反馈信息。股票与股票衍生金融产品产生不同预期收益组合的金融工具，甚至被作为影响货币价值的工具。股票指数成为显见的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调控辅助工具。公司通过上市、交易自身的股票、再筹资等市场行为筹集资金，并获得信用，股权分散持有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形成监督。通过在市场中持有一定比例股权，收购或兼并上市公司，以便实现资本与产业的整合，建立竞争优势。 二、 股票市场与股票系统股权所包含的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利益分配权、转让权等是由法律界定并赋予的，并不需要涉及股票市场。一方面，公司不一定需要通过股票市场就可以转让股权；另一方面，投资人也不一定需要通过股票市场获得股票与相关权益。无论股票是否发生转让，权益同样是在股权确立时由法律赋予的而非股票市场。当前股票市场的实际作用并非资金与股票凭证包括相关权益互换的场所。上市公司与投资人通过股票市场来进行联系，原因在于股票市场与股票的特殊功能。和具体的交易场所不同，这里的股票市场是一种抽象的机制，是由法律、交易规则、交易手段保障的资金转移机制。通过机制的保障，股票实现了其资金转移媒介的功能，并由此保证了数量庞大的、连续的、公平的交易。虽然法律已经赋予转让的权力，但正是由于缺乏资金转移机制，法律意义下的股票凭证与股票市场中的股票凭证功能是不对等的。如果把股票市场纳入宏观资金转移的系统中，那么，对股票市场来说，它是其中一个子系统。而此时，每一只股票又是股票系统中的子系统。以下所提到的股票系统与子系统，均为资金转移意义所指。如下图： 三、 资金、权利、资金转移在一般认识中，个人投资者通过交易亲眼所见的是账户中资金的变动与股票凭证数量的变动，因此个人投资者往往认为市场中的交易主体是资金与股票凭证。如果不考虑资金的所有权，并以此观察市场中资金与股票凭证的交换。事实并非如此。例如：10000元买入1000股A公司股票，10000元买入B公司股票100股，10000元=10000元，但1000股≠100股。又例如：10000元买入1000股C公司股票，10000元买入1000股D公司股票，10000元=10000元，但C公司1000股≠D公司1000股。……。由此发现与资金对等的并非股票凭证而应该是某种共性的价值：权利。如下图：权利并不是所说的股票凭证，对权利数量的衡量也不是股份数量。即使拥有股票凭证，也未必拥有了权利。权利的定义是：被转移的资金并被赋予再次转换为资金的能力。换句话说，权利首先是通过市场机制赋予的。其次权利的本质还是资金，是通过资金总量来衡量的，因此权利区别于法律已经赋予的相关权益。理论上一般可以认为，由于市场机制的保障，无论多少资金总量的权利，无论权利以何种组合或数量的股票凭证来代表，它们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保障，立即转换成资金。权利只有一种功能：转换为资金，无论是在市场中或者信用制度下。资金不会与自身产生交换，所以在股票市场中资金与权利并不存在交换。权利实际是市场机制赋予资金的另一种不同形态。这种抽象的资金形态转换是建立在股票实际买卖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资金形态的转换功能称为市场抽象的上层功能。如下图：股票已经不再具有非市场条件下作为特定买卖目标对象的微观属性，而成为资金两种形态互换的媒介。就好比我们利用船在两个港口之间运货，我们关心的不是船本身，而是货物。船就像股票凭证，而资金就像货物，我们关心的不是如何买下船，而是运载的资金所发生的转移。如下图：资金转移是指资金与权利的形态转换并由此发生的所有权的真实转移与媒介凭证可能的真实转移。对资金所有权转移来说，它发生在不同交易者之间，相对应可能发生一定数量股票凭证所有权的实际转移。对资金形态转换来说，它发生在同一交易者身上，即要么是资金，要么是权利。权利的统计指标与资金总量相同，即成交金额PQ。成交价格P与成交量Q构成了权利总量的结构因素。成交价格是动态的市场交易价格，这就意味着权利总量具有未来不确定性，转换为资金形态时，可能大于或小于初始货币资金总量，即发生获利或亏损现象。对市场中资金转移水平衡量的指标：累计成交金额（∑PQ /t）；由于股票凭证可以反复买卖，成交量Q为股票凭证数量N的衍生。衡量资金转移水平与股票凭证数量N关系的指标：资金转移能力=（∑PQ/N）/t。 四、股票凭证由于股票凭证一方面承载了法律所赋予的权益，一方面，股票凭证数量与未来市场交易价格共同构成了衡量权利总量的结构因素，再一方面，衡量公司每股价值的指标与成交价格的货币单位相同，因此通过股票凭证本身，人们混淆了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并长期为两者的不一致而苦恼。实际上，微观价值指标是静态数值，成交价格是动态数值。如下图：
一方面，这个游戏在开始时必须借助于实际的公司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正是权利的特性与功能，使得资金转移变成可以脱离公司价值的牵绊，反映在价格状态上的独立独行；再一方面，上市公司只提供了初始的与公司价值判断相关的上市价格，提供了股票媒介，而与权利无关。投资者被可能的获利所吸引，将资金转换为权利，同时获得权益，成为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这种转换过程需要的股票凭证，由上市公司提供，同时上市公司得到资金的一次性报偿，并出让了全部或部分权益，股票凭证同时具有了市场内资金转移媒介的性质。上市价格作为价格初始状态，将影响后继的成交价格，影响的程度与时间长短和交易规则、系统强弱变动相关。接下来的权利与资金的转换过程完全在投资者之间进行，上市公司也可以以投资者的身份参与交易。转换过程中，上市公司通过信息发布间接影响权利与资金的转换过程。当上市公司退出市场，股票凭证随即丧失了市场内资金转移媒介的性质，但法律赋予的权益并不随之消失。五、 转换标准资金与权利通过某种价值的评估，决定是否进行转换。权利价值定义：预期通过权利转换使资金总量增值。权利价值的本质是对资金总量增值的预期。资金通过对当前权利价值的评估，首先决定是否转换，即是否保持自身独立形态；其次转换何种权利，即转换实物权利或非实物权利（证券）。权利通过对当前权利价值的评估，决定继续保持权利形态或者转换为资金。但在实际过程中，权利价值评估通常被抽象替代为同一系统不同时期、不同系统相同时期微观价值标准间的比较，如价格涨降、利率涨跌、收益率增减等等。这种抽象替代和微观个体消费者日常形成的运用货币单价判断事物价值的习惯有关；和信息媒介的放大与衰减功能有关。首先，权利价值是以货币资金总量来衡量的，一切影响货币价值的因素、影响资金转移规模与速度的因素将直接影响权利价值判断，如汇率、货币政策变动等。其次，权利价值是通过不同系统间相同周期内或同一系统不同周期微观价值比较衡量的，竞争属于这一范畴。再次，权利价值是通过公司时间性质衡量的。公司股票不可能永远作为资金转移的媒介，公司包括其所处的行业都有成长、发展、成熟与衰退周期。公司变动意味着其股票作为资金转移的媒介时间可能被延长或缩短，也意味着公司间相对价值的改变。最后，权利价值是通过对投资者心理预期来衡量的。各种引起权利价值的评估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被统称为事前标准。如下图：对临界资金与权利来说，两者对现时权利价值的评估是矛盾的。对临界的界定：挂单买卖。即资金转移发生在临界状态的资金与权利之间，而不是整体的资金与权利。需要说明的是，以下提到的资金与权利指临界资金与临界权利，另外我们通常所说的“增量资金”与“存量资金”可以解释为整体的资金与权利，但“增量”与“存量”的名称并不严谨。如下图： 事前标准并不直接产生结果，事前标准直接作用于权利价值评估，由此产生临界资金与临界权利，因此信息并不会产生直接结果。结果来自成交机制对临界资金与权利的判断与输出。有效市场理论从市场价格的“随机漫步”或“随机游动”的现象观察而来，它建立在这样一系列逻辑假设上：当前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已知的信息，其中包括公司当前与未来的价值；价格的变动除非有新消息的流入；价格将瞬间反映这些消息；未来的消息类似随机的不可预期，因此未来价格不可预期，收益当然不可预期。有效市场理论错误在于忽略了信息与价格之间作用的过程。由于事前标准的复杂，历史环境的不同，因此只能通过成交机制输出成交金额来了解综合的结果，而不是某种事前标准必然产生某种必然的结果。由于对权利价值的评估包含所有与交易相关的历史信息，所以通过成交机制输出的成交金额包含了历史所有的而非某一时段的信息。 六、 指数、反馈指标与图形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价格平均──道.琼斯指数一经发明，就被不折不扣地用于市场分析。道指的最初构成，就是股价平均数。因此，指数仍然是微观价值事前标准：它既代表系统状态的某种综合，又可以被投资者共同理解与遵守。指数建立的基础正是认为价格是独立的、根本的运动。指数经过发展，其构建方法也不断改变。1、简单算术股价平均数。例如：道.琼斯指数、纽约证券交易所指数、《金融时报》指数。2、修正的股份平均数。其中除数修正法例如：道·琼斯指数、日经平均股价指数；股价修正法例如：《纽约时报》500种股价指数。3、加权股价平均数。如标准普尔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上证综指等。世界上大多数股票指数是派许加权指数。指数的样本构成对象多种多样，所代表的经济意义复杂，因此不能对其代表的不同市场、不同经济意义简单横向比较。指数的统计构成并不是系统的资金转移总量。指数因不同时期样本构成的改变而无法进行历史纵向比较。加权指数由于权数的固定，导致指数在资金转移的波峰与波谷区域不敏感。即资金转移水平已经从峰值下降，指数仍然会继续攀升；资金转移水平已经从峰谷上升，指数仍然会继续下跌。加权指数由于权数分配，对某些股票的价格变动敏感，而相对其它则迟钝，股指变动往往被用来影响系统反馈，影响与股指衍生工具联系的微观价值。因此，指数作为系统状态的判断往往是失真的。指数作用是有其历史价值的。正是因为指数的出现，使得反馈过程真正建立，并发展出如此众多的理论，为人们对经济的调控建立了基础。但当前，应通过对系统资金转移分析，修正指数变动代表系统变动；指数变动幅度作为市场平均收益率的偏差。同指数具有相同反馈功能的还有当前各种价、量衍生的技术指标数值与图形。它们并非是成交机制所直接反馈的，而是由直接反馈的总量分解的价、量衍生的。它们的数值同时被反映在图表上，作为辅助人们直观判断的微观价值工具。1、价格反馈指标实质是把价格看作独立的运动，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寻找模糊的价格轨迹区间、轨迹中轴、趋势、干扰，实质并没有涉及货币资金总量，而是出于以下的假设：价格会围绕某种“价值”区间、轴线、方向往复或趋向运动，或者受到干扰而突然改变原来的运动轨迹。其实质是：价格代表某种价值，最终价格终究会回到这种价值中枢，即用价格预测自身。2、涨跌概率指标是采用价格状态变动与股票数量对立联系的方法评估系统状态，采用相反操作的逻辑，其实质并没有涉及货币资金总量。3、价格涨跌能量指标将同性质的成交量或成交金额割裂为阴阳对立的两部分，认为“阳”性的助涨，“阴”性的助跌；或者将成交量或成交金额作为辅助判断价格涨跌的能量，即将价、量或价、额之间对立。其实质并没有涉及总量与结构因素的本质关系。4、价格与时间指标实质是将时间单位作为可变参数，用以了解价格状态变动与时间周期的关联性。其实质同样并未涉及货币资金总量，而误将时间与价格对立。当反馈实现后，价格图形与指标图形出现了波形的形态。人们开始从图形形态引入数学关系，从此股票运动规律的证明陷入了悖论证明：用数学证明图形，即用被引入者证明引入者，所谓规律来自行图形形态与数值的归纳。历史上众多经典股票理论的偏差：1、 道氏理论：仅仅归纳与描述指数的现象。2、 波浪理论：将价格作为独立的运动，将归纳的几何形态与数理关系作为绝对规律。3、 江恩理论：将价格作为独立的运动，将价格与数学、几何、季节历法、几何形态、成交量对立联系。4、 亚当理论：将价格作为独立的运动，将价、量对立。5、 随机漫步理论：将价格作为独立的运动，忽略信息作用于价格过程。当众多的指标不涉及货币资金总量，指标分析注定是针对个体的，而无法产生具有经济意义的系统间横向比较。依赖于指标图形的直观，往往忽略抽象的结构分析与数值分析。因此，随意发明指标；随意设置参数与初值；随意利用指标组合都是不严谨的。 七、 公司价值标准公司价值标准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因此都有历史根源与局限性，其应用对象、假设条件、适用环境、结论会有很大差异，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的结论加以对比或叠加。公司价值标准的实质是对公司时间性质的抽象，并由此建立微观价值联系。价值标准的应用目的：服务于公司的上市定价与筹资定价；服务于市场交易价值判断。竞价的初始状态来自人为的定价，这种制定的标准来源于历史。公司的最初价值有两个重要方面：收益分配与可能的资产补偿。即公司许诺的收益率与该公司破产后可能获得的资产分配。当竞价出现后，定价的另一方面来源于比较上市同类公司市场价格。但出现的矛盾是，按照资产判断价值中，没有盈利能力的资产价值只能等于其清算价值；利润与股利的不稳定造成比较的价值缺失。因此，公司的长期成长价值标准出现，如现金流折现模型。“现金流折现”模型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投资收益率是恒定的；现金收益被连续投资而非变现分配。模型的问题是：虽然最终涉及货币资金总量，但核心仍是微观的、静态的投资收益率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即未考虑企业所在的行业收入规模、企业自身的收入规模、行业竞争、管理的因素与货币长期因素。另一方面，当公司价值被认为已经包含在市价内，并且市价与公司价值大幅偏离，买卖股票的目的被认为是获取风险补偿后的超额收益，定价标准建立在微观收益与风险的关系上，如马科威茨及随后的资产资本定价模型。两个模型的主要问题是：研究对象不涉及货币资金总量，而是微观的收益率标准；模型是不成立的，具有悖论性质的，即将预期收益带入公式并导出自身。其后的套利定价模型虽然更符合计算与操作，但其实质仍是微观价值标准，并不涉及货币资金总量；行为资产定价模型虽然一方面否定了“投资人都是理性的，都趋利避险”的假设，一方面却承认了微观的定价模型。与公司行业、经营管理相关的信息，都被作为影响市场价格的事前标准。公司包括其所处的行业都有成长、发展、成熟与衰退周期。公司变动意味着其股票作为资金转移的媒介时间可能被延长或缩短，也意味着公司间相对价值的改变。如果将公司视作宏观经济中的资金转移渠道，那么主营收入意味着该公司在系统中作为渠道存续的价值。正是这种渠道功能建立了公司的信用。我们将信用定义为：契约保障的对资金、权利的定期所有权；长期信用指对定期所有权的连续持有。即使出现短暂的信用危机，也会通过重新整合获得新生，除非是完全衰退的行业，否则重建该渠道的成本将大大高于重新整合。因此，作为长期资金转移的渠道，拥有长期信用意味着没有阶段性的利润概念。公司主营收入未被重视，原因在于人为定价与市价判断都需要微观价值标准之间的联系，并且容易被投资个体所理解。但缺乏主营收入比较与财务技巧的滥用导致的公司间价值判断缺乏基础。 八、 信息处理信息传播媒体（电视、互联网、报纸、通信、广播等等）都具有某种电路的功能：它们构成最终的回路，由此将整个经济货币循环激活；它同时将能够被个体直观理解的微观评估标准放大，而将抽象的难以被个体直观理解的宏观总量标准衰减，特别是其拥有数量越来越庞大的个体用户时更倾向于此。如下图： 个人在接受信息时，也会像媒体电路一样，衰减总量信息与环境信息，放大微观价值标准信息。这样做的深层原因是：个体消费者往往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有效的影响者。个体可支配的资金与消费数量有限并容易被满足，因此个体消费者会忽略数量因素和与之无关的消费总量、货币总量因素、环境因素。在对微观价值进行处理时，个人往往受到记忆中经验的影响，特别是奖励与惩罚的经验记忆。因此个人往往重复奖励的经验，放大与之有关的微观价值标准，衰减与惩罚的经验记忆有关的微观价值标准。另外，个人往往放大直观的视觉信息，衰减抽象的逻辑信息，如喜欢通过观察各种图表直接得到结论。这和个人长期的生存经验有关。因此个人对于经济信息的处理过程是一个非理智的过程，人数并不是理智与客观的决定因素，而需要通过外在的公开程序进行修正，但前提是对经济事物有全面的了解。经过媒体与个人的信息处理，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扭曲的。我们不能按照微观价值标准自行其事，这样做会出问题，原因是微观价值标准背后受到宏观货币资金总量的制约。 九、 行为反馈某些类似的现象往往被人们预言后必然发生，某些统计指标数值、图形与价格的关系会重复发生，这些现象被归纳为所谓规律。事实是人是有能动性的，人具有信息搜集、学习能力与行为调整能力，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中，当信息被按照相同的标准放大或衰减；相同的事前标准被大部分资金长期遵守，结果事件往往容易被预言，并重复发生。当经济系统开放，事前标准将更为复杂，人们不会再遵守某一类固定的标准。同样由于系统开放，资金规模、资金转移速度、环境因素完全不同，因此任何事前标准都将反映在资金转移上，而不会出现相同的现象，或者即使有相似的现象，背后的成因也完全不同。如下图：当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环境与总量的改变与人具有的学习与行为调整能力，一个过去被证明成功的经济政策可能失效，或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连锁反应。一些股票软件所归纳的指标“规律”，将不再灵验。 十、 资金转移模型——价量结构 资金与权利总量通过价、量结构分解报价、报量，以便成交机制进行筛选与配对。成交金额总量通过价、量结构输出为成交价、量值，以便分割为更小的总量，寻找不同的所有者。价格与数量是资金总量的结构因素，因此成交价格并不是独立的经济因素，并没有所谓独立的价格运动，价格必须被纳入货币资金总量体系中进行观察，成交量不应被抛开或与价格对立，微观价值联系不能绕过货币资金总量直接联系。如下图： 十一、 成交机制——价格涨跌对成交机制来说，没有具体的买、卖人，也没有具体的股票，而只有通过价、量结构间接联系的四种抽象状态。即资金与权利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两者需通过成交机制相互联系后发生形态转换。如下图：成交机制通过资金与权利的竞争状态进行判断与筛选。竞争并不发生资金与权利之间，而是发生在资金方、权利方各自的内部。对于权利来说，为求尽早完成交换，内部竞争导致叫卖价格下跌；对于资金来说，为求尽早完成交换，内部竞争导致叫买价格上涨。成交机制将挂单买卖的资金与权利，按照筛选同一时刻资金最高价格点与权利最低价格点构成的价格区间的方法，在区间内一系列的可能交换价格点上，按照买入最高价格与卖出最低价格交叉配对进行连续累进总量转换。如下图：由此可知，成交机制联系的是资金总量，所服务的是资金转移，价格只是筛选总量的标准。在某一交换价格点上，由于挂单买卖的资金与权利总量并不一定完全一致，通过成交机制，两者之间相对高水平被迫跟随相对低水平。如下图：成交金额是成交机制联系的某一价格下资金与权利之间相对低水平。相对应，成交价格是相对高水平内部竞争强弱状态的数值表征，即成交机制输出相对高水平一方的价格；成交量是相对低水平内部媒介数量表征，即成交机制输出相对低水平一方的数量。因此，成交价格只和某一时刻对应的货币资金转移总量相关，价格历史纵向、系统横向不可比，价格不存在独立的运动，也就不存在独立的价值。价格状态只和历史上对应的该笔资金转移水平相关，对价格状态进行观察，必须首先观察资金转移水平。当资金被迫连续跟随权利，由于权利转换被满足，通过成交金额连续反馈分解的价格数值，将只能观察到资金间的竞争，即成交价格上涨的现象；当权利被迫连续跟随资金，由于资金转换被满足，通过成交金额连续反馈分解的价格数值，将只能观察到权利间的竞争，即成交价格下跌的现象。由此可知，价格涨跌并不是随机运动。 十二、获利与风险——投资与投机在一个完整的转换过程中，不考虑货币相对价值变动，权利转换资金总量大于初始货币资金总量被定义为获利。获利的过程发生在完整的“资金——权利——资金”形态转换后。由此定义风险：权利总量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的转换资金总量的不确定性。系统风险是指系统权利总量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的转换货币资金总量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通过反馈连续影响子系统转换货币资金总量。获利与风险相对个体投资者信用总量而言，属于微观价值范畴。总量获利（收益）标准：P1Q1>P0Q0不考虑其它权益，如现金分红；不考虑股本变动，如送股、配股、增发股份；也不考虑交易成本，对个体投资者来说，买卖股票过程所对应的股票凭证数量不变，对应的不同价格状态是个体投资者获利或亏损的必要条件，因此个体投资者往往将获利抽象替代为价格涨跌，价格涨跌成为事前标准。微观获利（收益）标准：P1>P0微观标准与实际获利无关。如果微观的收益标准不成立，那么所谓收益是对风险的补偿就失去了基础，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也同样不成立。 所谓的投资观点认为：通过股票买卖差价获利就是投机；根据公司价值增长买入股票并分享收益就是投资。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根本不用建立股票市场，也不需要竞价与成交机制，所有公司诚实公开业绩报表，投资人只要选中好公司，直接成为股东就可以。这完全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愚蠢的、可笑的逻辑。股票市场的根本功能是资金转移，而不是法律规定的收益分配。从事前标准来说，所谓投资更多关注外在干扰，所谓投机更多关注内在反馈，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从权利功能来讲，要获得利益分配首先必须转换为权利，而权利的功能就是转换资金。因此，所谓的投资和投机没有本质的不同，将两者截然分开的观点完全是对虚拟经济、对股票市场作用的曲解。该观点的一个引申含义是，担心股票市场的价值崩溃引起金融系统动荡的连锁反应。观点中错误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是：历史事件证明股票市场是祸首。问题的核心应该是：股票市场的动荡正说明宏观经济中货币资金总量、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基本价值联系、金融架构、游戏规则中出现了矛盾。需要解决的往往是系统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所谓投机现象。 十三、非对称现象——价格规律当成交金额水平与某一历史水平相当，价格并不一定回复到历史水平所对应的价格，即我们无法预知确切的价格状态。这种现象被称作：资金转移过程中的非对称现象。如下图：当把价格变动纳于资金转移的框架下进行观察，可以归纳出：当成交金额水平连续上涨，价格状态值连续发生向上变动的概率会增加；当成交金额水平连续下跌，价格状态值连续发生向下的概率会增加。假设完全竞争，价格向上变动的幅度与资金转移能力的增加呈现正相关；向下变动幅度与资金转移能力的减少呈现正相关。如果从开放系统较长时间观察，股票价格状态的变动方向具有长期向下的趋势。一方面，从长期来看，权利（包括实物权利与虚拟权利）相对于资金是快变量；另一方面，股票媒介数量的单向增加促使资金转移能力不断下降。 资金不断通过成为相对高水平使这一趋势的发生的时间无限延长，从价格的右偏形态分布可以观察到这些现象。猜想这是做市商的根源，也是对冲基金偏爱做空的原因。同时说明所谓庄家与投机对市场的长期平衡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而非部分狭隘的人认为的市场上涨就是非理性繁荣；理性市场投资市场应该把庄家与投机者排除在门外。 十四、作弊当意识到未来价格状态不可预测，另一种手段便是作弊。作弊是指影响权利转换资金的竞争过程，制造微观价值联系的事前标准假象。我们用“作弊”而不用通俗的“庄家”是因为“庄家”可以更改游戏规则且不参与竞争，而“作弊”则必须遵守交易规则，参与竞争。“作弊”仍是整个资金转移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局部作用仍将被系统融合。作弊并非一定是赢的有效手段。首先，价格状态与获利无关，但价格上涨可能成为其他投资者事前标准，进而引发交易行为。其次，系统强弱变动将影响个股产生的反馈信息。再次，个股间很容易通过模仿而削弱所建立起的竞争优势。最后，事前标准因行为反馈而失去原效。对作弊的简单认识：认为其是某些地区市场遗留的“旧”文化；认为其“欺骗”投资者；认为其造成金融动荡等等，结果往往招致管理者的打击。其实，作弊者是最遵守资本市场根本游戏规则的，也是最诚实的；他们的行为往往为一个金融构架的健全与游戏规则的完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评估作用；正是作弊者使资金有可能不断成为相对高水平，而使得价格发生向下变动的趋势无限延长，保证了金融市场长期平衡。管理者不应把责任推卸到作弊者的身上，而应该检点经济系统、自身认知与行为的缺陷。 十五、系统分析股票系统被定义为：相同资金转移机制下资金转移媒介的数量集合。了解股票系统的意义在于：系统资金转移水平是各子系统资金转移水平的累加，但系统状态并不是子系统状态的简单累加，它是独立存在的；系统将通过相同的资金转移机制对子系统产生影响，但由于系统是由子系统构成的，因此首先要了解系统内在状态的分组成因，进而推断其未来的资金运动与对子系统的影响；通过系统与个股的比较，可以了解个股的状态与系统状态之间的偏离度，以便采取相对的交易策略；如果把股票市场纳入宏观资金转移的系统中，那么通过股票可以比较了解其它系统的资金转移水平。成交金额指数=成交量指数*平均价格指数ΣP1Q1/ΣP0Q0=ΣQ1/ΣQ0 * [(ΣP1Q1/ΣQ1)/(ΣP0Q0/ΣQ0)]一方面，我们要了解总量与价格的关系，由于价格是时点指标，因此利用平均价格指标反映周期内一般竞争状态，由此归纳出六种资金转移水平与竞争状态变化：（1）成交金额增：均价涨/成交量增（2）成交金额增：均价涨/成交量减（3）成交金额增：均价跌/成交量增（4）成交金额减：均价跌/成交量减（5）成交金额减：均价跌/成交量增（6）成交金额减：均价涨/成交量减一般来说系统股票凭证数量足够大加之可以反复买卖，系统成交量与股票凭证之间系数关系难以确定，因此可以忽略，而从总量与价格的变动关系涵盖数量因素。从实际的经济意义来看，由成交金额总量/均价的变化可以反映权利在连续周期内总量与竞争状态的变化，由此归纳出四类总量/均价状态：（1）成交金额增/均价涨（2）成交金额增/均价跌（3）成交金额减/均价跌（4）成交金额减/均价涨另一方面，我们要了解总量与数量的关系。由于系统成交量与股票凭证之间系数关系难以确定，因此我们将研究某一周期t，系统资金转移水平与相对不变的股票凭证数量基数N之间的关系。资金转移能力 = （ΣPQ/N）/ t =（¯P*ΣQ/N）/ t资金转移能力的经济意义是：一定时间周期，每股股票媒介转移的货币资金总量。它是一个复合单位的强度指标，因此，必须结合总量指标与总量因素分析才能构建完整的系统资金转移分析框架。在分析中，时间周期已经成为股票资金转移内在的因素，因此，时间的逻辑关系与资金转移不存在对立的关系。对总量的价、量结构的分别统计，构成了我们对股票资金转移的全面的分析。由于统计过程是抽象与多维的，因此结论无法从某一个公式或图表中直观判断得到。所有的分析与判断都基于比较，通过建立在总量框架下的综合比较是判断经济事物价值的唯一方法论。1.系统总量不同周期历史纵向比较；2.不同系统间同周期总量横向的比较；3.系统与子系统（个股）同周期总量横向比较；4.系统与子系统（个股）资金转移能力同周期横向比较；5.子系统（个股）总量不同周期历史纵向比较；6.子系统（个股）间总量同周期横向比较；7.子系统（个股）资金转移能力同周期横向比较；8.子系统（个股）间同周期总量框架下价格状态比较。 十六、股票衍生工具——对冲策略 股票的市场价格成为其它股票衍生工具的价值基础。 股票p——→衍生工具βp（β为固定值或函数区间），通过微观价值联系，股票衍生工具成为一种全新的资金转移媒介。它和股票利用人为制定价值标准建立与市价的联系，方法如出一辙。可以认为，衍生产品从最早微观价值标准的现货风险分担功能，已经演变成为效率更高的资金转移媒介。由于现货市场资金集结的规模越来越大，现货工具作为资金转移媒介显然已经很难通过价格上涨提升资金转移效率，否则可能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价值联系崩溃。因此，衍生工具提供了实际的分流资金的功能，加之其抽象与被动衍生的价格性质无法直接影响外界系统，由此维系了正常范围的微观价值联系。如下图： 对个体投资者而言，衍生工具事实上放大了信用，因此更具有吸引力，但也因此更易因亏损而信用丧失。理论上可以认为，衍生工具资金交易规模可以无限扩张。从90年代起，世界衍生工具的交易规模已经远远超过现货工具。 衍生金融产品设计的价值基础是没有问题的，但风险恰恰在于微观价值标准联系，所谓风险可以被不同工具分担，最终可能演变为不同系统总量风险的累加。因为不同的系统资金转移规模不同且有限，交易规则不同，通过微观价值标准联系的不同系统的资金总量间的流动，最终将限制这种联系，并导致交易崩溃。例如失去交易对手，例如历史上衍生标准的鼻祖：长期资本公司崩溃。如下图：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衍生工具影响的资金数量庞大，同时和现货工具保持紧密的价值联系，因此被一些规模庞大的资金反过来作为影响现货价值的工具。在没有实际交易对手的情况下，积累仓位往往意味着该资金对未来相关现货价值的看法，即表达某种姿态。例如索罗斯历史上阻击港股过程中，累计了大量期指淡仓。衍生工具兴盛是有其货币总量基础的，特别是美元被作为世界性货币的历史过程。除非交易规则不可更替，否则一个较弱的经济系统对于衍生产品的设计应慎之又慎。人们往往将对冲解释为两种相互联系的，微观价格状态相反的变动，这是一个误解。对冲的实质是通过金融工具间的微观价值联系，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获利总量之和大于零。常见的一种策略是，主动做空某一种金融工具，导致其价格下跌，并在该工具上总量获利为负值，借以影响另一种工具有利的价格方向变动，并在该工具上总量获利为正值，两者获利总量累加大于零。该策略的首要条件是，两种工具资金转移规模相差悬殊，主动亏损工具资金转移规模小于获利工具规模；其次两者微观价值联系紧密。因此对冲的实质仍是总量获利。 （ΔP1Q1+ΔP2Q2+ΔP3Q3…）>0 布莱克—斯科尔斯定价模型人为制定了一个公认的微观价值联系标准。它的逻辑前提是价格遵循布朗运动。换句话说：既然价格如同水中的分子，未来具体状态不可知（其中包括涨跌方向、具体数值），那么可以知道的是价格幅度变动规律，它类似于粒子绝对速度分布概率，即一般速度状态最多，高速与低速最少，呈现正态分布，即由此可以类比价格收益（价差）的变动。将物理模型引入经济学是一个创举，但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是对布朗运动性质的曲解。首先，价格并非独立的经济粒子，其次信息并非价格间相互作用的“力”。在一个孤立系统中，通过温度衡量布朗运动与粒子绝对速度分布概率一般成正态分布是针对整个系统观察而言的，并不是指系统中某个个体的运动性质。模型真正的经济作用在于：70年代的期权交易中权利金的确定都是由买卖双方直接或通过经纪人间接凭经验估计协商确定的，而不是通过大量的公开竞价决定的，因而反映不出一个统一的期权市场价格，而布莱克—斯科尔斯定价模型的出现成为公认的微观价值联系标准。 十七、股票重大而隐秘的经济功能在不同开放程度的经济环境中，证券系统波动的积极与消极意义、长期与短期意义也各不相同。证券系统与实物价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证券系统的诞生确实对生产规模的扩大、物质的丰富、科技的进步、国民经济再分配的贡献功不可没。但这只是针对某一个社会经济系统而言的。对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证券系统的长期功能隐秘而重大。证券系统利用资本的吸引力实际地减少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物质的耗损，延缓了人类对物质需求的欲望，因而延缓了社会因物质匮乏而衰竭的过程。证券系统的另一个重大功能是削弱了政治集团建立的货币壁垒，即对自然物质的分割占有，通过不同系统间的货币价值动荡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自然资源价值标准。既然我们可以认识到它的作用，为什么还要执迷于虚拟的货币数字与不切实际的政治权力而非要等待动荡与惩罚呢？ 十八、对索罗斯与巴菲特投资行为的解释我们将花费较大篇章，了解巴菲特与索罗斯的投资历程，原因并非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因为他们的成功与挫折背后，都背负着资金总量的历史发展过程，都体现着资金转移的本质。投资者在了解他们的过程中，应尽量抛开个人的崇拜与喜恶与金钱的迷雾，而是以历史的眼光，资金总量的角度，来了解两位投资大师成为影子“King”的使者的历史使命。沃伦.巴菲特于1930年8月30日出生于美国内华达州的奥马哈市，时值经济大萧条困扰全球。在他刚满周岁时，他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就失业了。30年代的大萧条，波及了巴菲特的家乡，他父亲供职的公司倒闭了，全家迁移到了别处，父亲与人合伙开了一间公司。公司很快又陷入困境，巴菲特一家的生活变得有些艰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3、4年。1940年，10岁的巴菲特随父亲去了纽约。在这个世界金融中心，他被华尔街股票交易所的景象迷住了。一年后，巴菲特第一次进行股票投资，以每股38美元的价格买进了一种公用事业股票，不久，这只股票的价格上升到了40美元，巴菲特将股票抛出。首次投资虽然赚得不多，但却给他带来了无比的喜悦。1947年，巴菲特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攻读财务和商业管理。在巴菲特没有确定自己的投资体系之前，他和绝大部分投资者一样做技术分析、听内幕消息。两年后辗转考入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成了著名投资专家、证券分析学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弟子。格雷厄姆被称为“投资证券分析之父”，其投资理论就是强调对企业投资价值。1956年巴菲特回到家乡，决心自己一试身手。10.5万美元，巴菲特有限公司就开业了。1957年，巴菲特掌管的资金达到30万美元，当年末则升至50万美元。巴菲特，埋头在资料堆里，每天做一项工作：寻找低于其内在价值的廉价小股票，然后将其买进，等待价格攀升。20世纪50年代是美股的黄金时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由1950年初的200点升到1959年底的679点。1962年，巴菲特合伙人公司的资本达到了720万美元。1964年，巴菲特掌管的自有资金已高达2200万美元，到1969年高达2500万美元。在1962年－1966年的5年中，巴菲特公司的业绩高出了道琼斯工业指数20－47个百分点。在1956年到1969年的13年中，投资组合平均以每年29.5％的速度增长。巴菲特不在乎每日的市场行情，而是以价值判断作为选择对象的标准，他从寻找股票的长期投资价值入手，在该类公司的短期危机过程中或扩张初期购入股票。1963年巴菲特在低位购入美国著名企业捷运公司的股票最多时约占他的投资资金的40%。1965年，捷运公司开始走出低谷，1967年股价飙升至每股180美元，比1963最低谷价格涨了近5倍。不久，巴菲特控股伯克希尔.哈撒韦纺织公司，并将其逐渐改造为投资控股公司。1967年巴菲特利用伯克希尔公司购买了奥马哈的两间保险公司的股权。70年代巴菲特又相继购买了8间保险公司的股票。这些保险公司为伯克希尔公司的转型，为日后投资取得了良好的资金来源奠定了基础。至80年代，除了资本财务、能源、科技和公用事业之外的各个主要工业集团，几乎都有巴菲特的股票投资。巴菲特以对幼年时自身与家庭经历的警醒躲过了1970年的大跌，并在其后建立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基金。他从1973年开始悄悄买进《华盛顿邮报》的股票，并成为《华盛顿邮报》董事。1974年，他买下了一家政府雇员保险公司。1983年，他买下了一家家具公司。1986年，他购买了美国广播公司的股票。1989年，他购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1992年他购买了美国公司通用动力（高技术国防工业）公司的股票。1993年，他购买了大量美国联邦房屋抵押贷款公司的股票。如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美国好几家大跨国公司的主要股东：可口可乐的、吉列、美国运通、迪斯尼、韦尔斯.法戈、华盛顿邮报等。除了投资具有潜力的大型上市公司股票，并长期持有外，控股公司还持有从制鞋、冰淇淋、巧克力、乳酪制品到珠宝、家具、飞机、报纸与保险等十多家公司的股票。其控股的几家广告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美的广告业，并在世界各地跨国经营。巴菲特对两类股票不感兴趣，一类是公用事业股，另一类是高科技公司股票。巴菲特的谨慎使其没有被2000年纳斯达克的下跌所卷入。1999年他在接受“美国财星”杂志采访时曾经表白自己并没有低估高科技产业的意思，他更不会忽视网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只是他看不懂高科技类股的本质及合理的价位。他特别指出，当年福特发明汽车时，美国曾经出现过2000多家汽车公司，如今只剩两家半；当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后，美国飞机制造商曾经多达300多家，如今只剩波音一家。巴菲特目前仍在掌握公司。由于他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象征，对整个美国股票市场乃至经济平稳都有着巨大的份量。乔治.索罗斯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律师家庭。二战期间，随全家流落到瑞士。1947年，他移居到英国年，1949考入伦敦经济学院，1952获得国际金融的硕士学位。毕业后，索罗斯在英国找到的第一个工作与金融无关，在英国一家装饰品厂任工作人员，这家公司制造新奇产品、纪念品和人造珠宝等。随后索罗斯进入胜家公司从事套利计算。索罗斯由此建立了对债券与股票之间相对价值的判断。1956年索罗斯来到了美国，分别在梅尔公司、韦蒂姆公司从事欧洲证券的销售。1963年，索罗斯到了亚诺公司担任了证券分析师。他的投资理念是：选择成长性的、低本益比、低市盈率的个股，而非热门产业中的热门股，并注意买卖时机。1965年，索罗斯设立了第一个小规模的“第一雄鹰”基金。1967年，索罗斯与詹姆斯.罗杰斯以400万美元合伙成立了“双鹰”避险基金。1973年改名为“索罗斯”基金。1978年改名为“量子”基金。2000年4月改名为“量子捐赠”基金。整个60年代后期是一个投机的时代，索罗斯通过对一家几乎破产的纽约商品联合公司的控股收购与重新整合，已经显示出其投机的才能。直至1971年，基金仍获利颇丰。随着70年代开始后市场的动荡，索罗斯从1973年开始做空迪斯尼股票，随后是拉兰德、多比加纳、雅芳等热门股票，虽然在1979年做空国际度假胜地股失手，但做空事实上将基金从危机中拔了出来。70年代基金投资的股票涉及：石油服务业、不动产投资信托业、抵押保证保险公司、国防工业类股、数字科技股。1978年，索罗斯与罗杰斯开始了对科技类公司的关注，先后买入了M/A通讯公司、鲍特公司、化核公司、计划研究公司、电脑科学公司。该年基金规模达到1亿美元左右，为庆贺这种跳跃式的增长，索罗斯将索罗斯基金改名为量子基金。1980年罗杰斯退出。到1981年初，量子基金规模达到4亿美元。但由于管理危机与心理压力，同年9月基金亏损26%，基金规模从4亿下降至2亿美元。索罗斯将基金分发给不同的经理人打理。1982年美储备局做出放松货币供应的决定，利率开始下跌。随着1984年美国大选之后，新财政政策的变化，美国经济的开放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美元逐渐成为强势货币，美元汇率与股市双双上涨。索罗斯在经历了一段思维的重整后，重新进场。“量子”基金一面重新壮大，一面在筹划做空美元。1985年，“量子”基金总值超过6亿美元，但其持有的马克与日元最多时几乎超出基金总值的一倍。五大工业国在纽约广场大饭店签订协议，意味着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结束，管理浮动汇率制取而代之。9月美元终于下挫，日元与马克一周内强劲升值，股市同时下跌。只是索罗斯为此等待了近4年。11月，索罗斯做空石油期货，买入股指期货与日本债券期货，当时“量子”基金总值超过8亿美元。1986年初，“量子”基金撤离汇市，转而增持股票特别是国外股票、股指期货、美国债券，继续加仓做空石油，当时“量子”基金总值超过9亿美元。至3月继续增仓股票，7月量子基金总值超过13亿美元。整个80年代中期，“量子”基金投资重点放在了日本市场。1986年7月后索罗斯认为美元将下跌，美国股市将会出现转折，但股市转折比索罗斯预期晚了一年。1987年下半年，索罗斯预言日本股市要崩溃，随即做空日本股票，但日本股市由于政府的介入不但稳定下来，还创下了新高。而美国市场却率先大跌。索罗斯一方面从日本市场斩仓离场，一面相信美国市场将反弹，因此买入大量股指期货，但这一次反弹却极为短暂。索罗斯又只能认赔退出。但1987年基金仍获利约14%。1988年德鲁肯米勒的加入基金，为90年代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由于国际石油组织欧佩克会议达成油价上涨协议，五国集团就稳定美元表态，均出乎索罗斯意料，1988年12月“量子”基金再次做空美元招致重大损失。1989年由于基金规模的激增，索罗斯决定开始多元化，建立一个新兴市场基金，并踏入不动产行业与工业投资。在伊科战争爆发，银行相继倒闭的1990年，索罗斯镇定地购入了欧洲石油股及日本高科技股。1991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道指涨至3000点，索罗斯手中的股票价格翻了近两番。1989年11月柏林围墙倒塌，东西德统一。欧洲货币联系汇率机制已面临危机。90年代初，英国的传统经济衰退，高技术经济发展缓慢。92年，利率高达10%，已经无法通过的提高利率的手段来支撑英镑汇率，否则将严重损害未来经济的复苏。于是英国要求德国降低马克的利率以减轻英镑的压力。但德国政府在自身经济过热后为执行紧缩政策拒绝了英国的这一要求。1992年8月，乔治.索罗斯以5%的保证金方式大量抛空了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购入了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并通过公开宣传吸引了大量的国际炒家，随后被同时抛空的还有西班牙比塞塔与意大利里拉。英格兰与德国央行动用超过150亿美元回购英镑，英格兰央行并于9月16日被迫两次宣布提高利率，试图干预英镑汇率，反而招致炒家更大的阻击。英镑被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英镑汇率由1英镑兑2.1美元下跌到1.7美元。索罗斯在此一连串的交易中获利近20亿美元。两年后，以索罗斯模式为代表的国际游资又重创了墨西哥比索，比索汇率下跌近四成。同一年量子基金对日元的投机活动中，一天之内就损失了6亿美元。1997年6月27日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铢贬值20个或者更多个百分点的可能性。”这就是对泰铢宣判了死刑。全世界投机家就知道：卖掉铢，卖掉泰国股票。而泰国政府用完了它300亿外汇储备却无能为力，不得不将执行了13年的同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放开，结果泰铢兑美元下跌了最多超过30%，索罗斯虽然在低位大量买进泰铢与林吉特，据说由于买入林吉特的时机过早，同样亏损。同年，东南亚的菲律宾比索、缅甸缅元、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的印尼盾、新加坡的新元都受到连锁冲击。甚至波及到拉美的巴西与墨西哥，欧洲的罗马尼亚、希腊、捷克。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蔓延，以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开始在同年8月试探性做空港币，致使港元兑美元的汇率跌至7.75：1的心理关口。香港金管局当即抽紧银根，扯高同业拆借息口，提高银行利率，商业银行交回多余的头寸，投机者只能无功而返。随后，对冲基金采取股指期货与外汇之间对冲策略，先在期指市场上累积淡仓，后买进远期美元，沽出远期港元。港府大幅度提高息口，十月份同业拆借利息一度飚升300%，市场资金紧张。人们担心利率继续升高，股票市场由此大受影响，对冲基金开始乘机大沽期指，致使期指大跌。港府为保汇率，动用了几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冲基金平掉期指淡仓而获利，数额远远超过他们在汇市上的损失。1998年，对冲基金故伎重演，港府与内地携巨资全面接盘港币以稳定汇率，同时息口上升有限。股指与期指虽下跌，但下跌有限。港府进一步买进现货股票，限制基金管理公司对外融券做空。同时在期指市场采取近期期指对盘承接，远期期指同向盘的手法，通过现货与期指的连锁对冲策略，化解对方的期指与外汇对冲策略，并通过修改交易与银行规则直接加大了对手的成本。这一次对冲基金折戟而去。以“量子基金”为旗舰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在90年代的全盛时期资产超过200亿美元。1998年因俄罗斯金融债券危机，基金赔了约20亿美元。索罗斯随后误判日本经济在2000年会稳步复苏，于是大做多头股票，抛空债券，没想到日经指数一跌再跌，致使索罗斯的基金损失惨重。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索罗斯虽看好它会上涨，但欧元汇率连续下跌，最多时萎缩了超过了20%，索罗斯基金一共损失了10亿美元。此外，虽然国际油价一年来始终走低，索罗斯基金没能从中获得利润。1999年上半年，由于看空网络股，“量子”基金至7月共缩水了20%。虽然其后德鲁肯米勒买入大量科技股，卖空若干旧经济股，至1999年年底“量子”基金盈利总算回升了35%，但到年底“量子”基金资产总额已降至约100亿美元。2000年科技股大跌，到4月份基金共损失约50亿美元，基金缩水至约70亿美元。德鲁肯米勒辞职后，索罗斯关闭旗下两只基金，并将量了基金更名为“量子捐赠”基金，实行更为安全的投资新策略。索罗斯曾指出：发生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宏观经济出了差错或是亚洲国家政策不当，而是由于自由金融市场的运作出了问题，目前应该以全新的观点重新审视自由金融市场所扮的角色。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特点并非只在于全球自由贸易，更重要的是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后一点尤为重要。显而易见，现在市场上利率、汇率以及股票价格互相联系，紧密相关，全球金融市场对世界经济状况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个资本体系像一个庞大无比的循环系统，先把资本吸入中心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然后又把这些资本以信用贷款或投资组合等方式直接送到周边，或通过跨国公司间接流入各处。金融自由化本身必然带来不稳定，这才是真正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且在这一点上人们正在形成共识，这将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理论正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他说，很显然，金融市场目前所扮演的角色与经济理论和新近兴起的市场本位主义理论所赋予它的使命有极大差异。问题在于处理危机的国际机制存在明显不足。当前应促使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重新由中心流动至周边，并使其稳定。他建议成立一个由IMF管理的国际信贷保险公司，为民间债主贷款给遭困国家提供明确担保。国际资本的流动是非常自由的，单一国家无法加以控制，无法采取加税、限制等措施防止资本外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世界财富分配原本也就不平衡。美国资本出现外流，是可以预料的。显然正是市场本位主义造成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不具合理性和持久性。因此，特别需要建立国际间协调机制，对流动加以控制。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之中，然而我们这个全球性的社会却并不具备一套充分、完整的政治组织，这一点令人堪忧。遗憾的是人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力量，他们认为即使全球性社会没有形成全球性经济仍然可以繁荣发展。索罗斯提到了他的投资理念。索罗斯认为，技术分析可靠性也许有概率上的意义,但并不能预测事件发展趋势。而基本分析认为股价是由股票基本价值或基本面所决定的，却把股价反射性完全排除掉了，这种反射性在经济学中价格分析是类似的，反射是人与环境或事物的互动关系。索罗斯不接受股价是其基本价值的被动反应的说法，并认为价值投资人是没有前途的。他认为市场评价总是被扭曲的，该扭曲现象会影响基本价值，市场在方向上永远具有某种偏颇，并且市场有自我强化的特点，繁盛之中有衰落的前奏。他认为参与市场者的知觉已影响了他们参与的市场，市场的动向又影响他们的知觉，因此他们无法得到关于市场的完整的知识。索罗斯谈到，有时市场会趋向平衡，但有时它们会自己背离平衡，但你不能用这个理论去预测市场的走势，因为金融市场是不稳定的。市场想预测未来，但未来却是难以估计的，因为你现在对市场所作的预测其实会改变和影响将来的事，所以根本不能预测一些独立于你的预测的事。未来仅于你如何看今天，这样会产生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不稳定的因素在市场无所不在。对这一思想他则用“市场总是错的”观念来表示。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进程，是偶然事件，既不可逆又不可量化。因此不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逻辑上的演释模式预测。索罗斯认为预测是尝试性的，投资活动往往根据变化做出动态调整，他的行为只是将可能发生的事情提前了或者加强了。索罗斯认为运用反射理可以使得可能获利最大化，而错误时损失最小。索罗斯提到一个简化的解释模型，其中的基本变量有三个：价格、主要偏见、和主潜趋势。主要偏见是指投资者观点产生的效果相抵后所留下的主要观点造成的影响。主潜趋势是指投资者对股票基本面价值判断变化。股票价格的趋势可以视为主要偏见与主潜趋势结合的反映，反过来这两个因素又受到股票价格的影响。当索罗斯被问及罪恶感与道德，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中不必关心道德问题。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也有道德的规则。他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建立这些规则的道德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希望确保这些规则并改变某些规则。索罗斯希望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既是他的经济主张，也是他的政治主张。两者都是美国经济与美元发展的见证人。正是借助于历史的进程，将两者个人推向顶峰，成为资本的代言人。抛开两者的个人经历与公司形式的差别，两者个人成功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建立了资本的长期信用，但两者建立信用所借助的货币转移性质是不同的。巴菲特借助的是虚拟经济的膨胀使股票凭证成为远远超过实物的资金转移媒介，包括上市公司的垄断经营直至成为跨国公司的扩张历程。同时巴菲特借助了银行体系的成长与信用。因此，巴菲特成为美国信用与扩张经济屹立的一个标志。索罗斯注意到了股票本质，注意到了反馈，注意到了货币资金的本质，利用了银行体系成长导致的资本全球流动与信用扩张，利用了衍生工具的连锁效应。因此索罗斯带来的与其说是冲击，不如说让人们了解到了金融资本本身与结构的变化已经发生，了解到当前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了解到我们所长期崇尚的价值是多么不堪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