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简述：理论创立了抽象的“权利”概念，借以发展出资金转移模型。模型整合了西方经典宏观与微观经济学，否定了西方经典理论的微观价值联系，揭示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一致性，揭示了资金总量反馈，揭示了环节内竞争与对环节间连续影响，完全解释了经济学难题如通胀与滞胀现象，解释了不同国家社会制度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强制分配与资本分配两者不可或缺，重新定义了银行系统及货币政策的历史功能，并提出了非货币化的自然资源标准。 一、 自然、货币与人一切经济事物间的复杂关系，最终都被货币总量简而代之。当货币从作为两种实物交换的媒介演变成三种实物交换的媒介时，它已经确立了成为主角的历史，它终将参与一切，支配一切。货币成为主角是有原因的。在人类漫长的与自然的关系、经济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货币被证明是联系人类外在与内在效率最高的工具。货币的出现建立了自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一道媒介同时又成为屏障。如下图：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一直徘徊在物质、货币、人三者之间，却没有注意到货币已经悄悄超越了社会与自然，成为了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当人类的技术能力发展到向自然的索取已经能够满足社会个体的基本生存时，自然对人类的限制被暂时割裂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物质联系被替代为货币所代表的人类社会内的各种经济联系，实物与人类自行发展出的非实物成为了抽象的资金转移媒介，甚至包括了人本身。人类虽然摆脱了政治阶层的奴隶制度，却又重新回到了更强大的资本奴隶制度。货币的根本作用在于参与自然物质向人类社会的流动并参与社会个体间的物质分配。货币并非商品，更不是特殊商品，对人与自然来说，它是一种联系两者的媒介。当物质贫乏无法满足社会全部个体的基本生存需求时，个体获得货币的目的仅仅是交换必须物品以满足生存需求，这时的货币被作为充当物与物之间交换的中介物，由于其有形并有兼有特殊物质属性，被认为是特殊商品，如金属货币。但是当人类社会进步，使得对自然的物质索取大大超过了满足社会全部个体的基本生存需求时，货币的有形性质也逐渐改变了，原因是有形货币已经无法满足流通速度与规模了，因此出现纸币过渡到无形的信用货币。一方面，由于科技进步与机械的普及，人类通过劳动获得的物质出现大量剩余。在此定义的物质是指有独立属性的物件与能量。我们无法统计本世纪初与上一世纪初社会个体平均消耗物件与能量的数量级差别，例如：一台电视也至少有几千个零件；每个人使用到的石油及其制成品，可以用“吨”计算。而货币总量的增长却有限，仍然拖着金本位的尾巴，踟蹰而行。换句话说，相对于物质的以级数增长，货币发行总量的增加与乘数效应变得微不足道。另一方面，货币脱离实物的自循环开始出现。个体分配的货币并不需要完全参与物质流动就可以维持个体基本生存，多余货币可以被用来参与虚拟经济循环，以期在货币重新分配中从其他个体手中更快地“抢夺”更多的货币。关系彻底改变了。一方面货币总量相对物质总量增长变得稀缺了，可以认为整个二十世纪相对于人均可拥有物质数量的增长，物价从来没有发生过膨胀，相反一直在发生紧缩；另一方面，有限的货币总量可以用任意组合的实物与非实物组合形式体现出来。货币被作为充当物与物之间交换的中介物，已经颠倒为一切实物与非实物都成为货币循环的媒介。如下图：但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改变，许多国家仍然只关注所谓货币稳定，而忽视了物质财富的急速增加；只关心实物通胀对经济带来的所谓绝对危害，却放任虚拟经济的通胀；由于没有稳定的自然资源物质价值基础，各国货币之间缺乏稳定的价值基础，加之不同国家所代表的竞争集团间的利益矛盾，货币稳定政策成为当前务实的妥协。人们对货币的目标归结为持有最强势的货币，它代表了对资源的更多占有。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加速对资源的耗损，物质大量增加同时又大量剩余，人们却无法通过货币增加享受到现实的、更为丰富的劳动成果，信用消费成为一种长期债务。人们利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价值联系进行投机，甚至以牺牲实体经济稳定的价值为代价，人为制造波动。政府不愿触及深层的资本所有机制，或者对整个世界货币经济系统带来的震荡无能为力。商品的生产、宣传与消费不再按照适合人的健康与长期生存的标准，农药与化工用品可以大范围、长期地使用，人们消费商品的目的，不再是因为必需、舒适与安全，而是因为消费它们就象征了成为资本的代表，内心的宁静已经让位于努力成为资本阶层的焦虑，这也转变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深刻关系。无序竞争已经变成资本之间的相互杀戮，直接造成了资源、劳动的重复与浪费。这一切已经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货币已经失去了自然物质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媒介功能了吗？永远不会。只是当物质极度丰富后，人们与自然的直接联系暂时被货币替代了。这也是人类可以为了金钱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为了金钱可以出卖肉体与精神；将人的健康抛掷一边或者将健康转变成赚钱的商品；将人类之间的各种关系扭曲为金钱关系而毫无悔意的根源——人们以为自然是取之不尽的，而金钱是万能的。 人类并不是独立独行的，自然资源也不是用之不竭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已经造成自然环境的很多变化，而这些变化大多是对长期生存所不利的，人们已经难以找到心灵中的恬静的家园。而自然对于这种不利的改变，必将以牺牲社会中的某些个体的回馈方式，严厉地提醒自身与人类的紧密关系，否则人类社会终会被自身所制造的“货币自然界”所损毁。 二、 货币循环为了了解货币参与物流的过程，我们把物质流动过程人为分成四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对应该环节的货币总量转移。如下图： 我们从模型中可以模拟出系统内货币资金总量循环的平衡关系：S1=S2+S´1S2=S3+S´2S3=S´3S1=S´1+S´2+S´3（实体经济：借助实物媒介的资金转移过程）S4=S´4（虚拟经济：借助非实物媒介（证券凭证）的资金转移过程）∑S=S1+S4=S´1+S´2+S´3+S´4 对上述流程加以简单说明：（1）货币资金总量中的一部分参与到物流过程中，即S1。S1首先转移至流通贸易环节，物流则被从流通贸易环节传递至物质分配环节。（2）流通贸易环节S1中的一部分S2转移至加工制造环节，剩余部分S´1代表对物流中部分物质的间接占有用以补偿该环节劳动对物质的耗损，S´1回到货币资金总量中，物流从加工制造环节被传递至流通贸易环节。（3）加工制造环节S2中的一部分S3转移至资源生产环节，剩余部分S´2代表对物流中部分物质的间接占有以补偿该环节劳动对物质的耗损，S´2回到货币资金总量中，物流从资源生产环节被传递至加工制造环节。（4）S3转移至资源生产环节，全部剩余S´3代表对物流中部分物质的间接占有以补偿该环节劳动对物质的耗损，S´3回到货币资金总量中，并再次从自然中索取新的物质。（5）物流各环节剩余货币部分S´1、S´2、S´3回到社会货币资金总量中的同时，在不同社会个体之间重新分配。个体用所分配货币数量中的全部或部分实现对物质的直接占有。S´1、S´2总量变动较S1、S2的变动更具刚性，即无论经济繁荣或动荡导致S1较大幅度变动，社会个体的分配总量相对变动有限。（6）证券环节的资金转移的本质是货币总量S4在个体间的重新分配S´4，即以货币获得物流环节所间接占有的物质。从实际中可以观察到：经济系统中S4较S1更为不稳定，且S4的历史发展过程决定了它从实物经济的附属走向了独立，反过来又成为实体经济的决定性的影响力量。从90年代的一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同一时期有近80%的货币参与的转移与物流无关。（7）物流环节中不包括服务。原因是服务不参与物质的流动，其货币分配并不直接来源于物流过程，而是来源于物流各环节剩余部分回到货币资金总量中的再分配，即以劳动交换货币以获得物流环节所间接占有的物质。需要说明的是：分环节并非行业分类，某一个具体行业的事物可能涉及多个环节。如下图：（8）社会货币总量∑S是指瞬间或相同周期内，参与实物经济货币资金转移总量S1与虚拟经济货币资金转移总量S4的累计（S1+S4），并同时参与社会个体间货币重新分配。资金转移与分配是社会货币总量同时承载的双重功能。社会货币总量的统计指标是瞬间或相同周期内整个经济系统中的累计成交金额，而不是整个经济系统中静态的存量，例如M0、M1、M2、M3。每一次货币循环都会建立新的总量平衡，即发生成交金额变动。社会货币总量中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所占的比例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发生着变化，因此与基础货币总量MB的相关性也发生着变化。由于实物经济货币资金转移总量比较难以统计，我们可以通过易于统计的虚拟经济连续周期的历史相对峰值与峰谷区找到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货币联系，找到两者与基础货币的关系。我们由此可以定义：基础货币转移率=(∑S/MB)/t实物经济潜力=(∑PQ峰-∑PQ谷)/t（9）社会货币资金总量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社会个体间的分配与再分配，其中资本分配是指按照对资本的占有比例在个体间进行不同数量的货币分配；国家强制分配是指国家利用货币发行、直接消费、税收、政策法规、福利、国债等手段进行货币分配。国家强制分配具有重大的意义，原因是一方面由于资本的私有导致社会个体分配的不平均，使得下一循环参与物流资金总量可能连续减少；另一方面由于竞争的不平衡导致物流效率的可能的连续下降，并引发其它环节连锁反应；再一方面通过货币政策工具与强制分配抵御经济系统开放过程中，强势货币的长期物质掠夺。前苏联的教训很现实：它走了两个极端，要么完全放弃自由竞争，完全由国家资本主导经济；要么放弃了国家的作用，完全的依赖自由资本竞争。我们可以认为不同国家自认为所执行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仅仅是分配刚性的不同而导致的系统内部的个体获得的物质总量平均水平的不同。系统内的平均并不代表系统的效率与公平；也不代表系统间比较的优良；人均消耗物质总量最高同样不代表长期生存物质转换的效率与可持续。而参与自然与社会之间物流过程的货币总量与基础货币总量的关系却是相同的，即通胀、通缩、滞胀现象并非是某一个社会制度所独有的现象，也并非是当今社会才有的现象。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非人们认为的水火不容，社会经济的通病并不能简单归结于分配制度的不同，不同制度之间完全没有必要羡慕或抹煞对方。资本分配的效率与国家分配的效率分别代表着本环节的效率与整体环节的效率，两者的意义不可偏废。如下图：（10）从货币循环模型可以了解，封闭系统短期内物流的顺畅对货币性质与静态的基础货币总量是没有要求的，所要求的是环节间货币资金转移总量递增的关系。而不同系统之间货币性质与静态的基础货币总量是不同的，每一单位货币代表的对相同物质占有的数量不同，相同环节货币资金转移的规模与速度不同。当不同的系统通过物流贸易或证券系统开始交融，混乱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当货币变得相对稀缺，导致相对弱势货币国家把持有公认的强势货币作为经济的最终目标，甚至不惜消耗所拥有不可再生的物质资源，不惜贱卖本国人民的劳动，而拥有强势货币的国家间接实现了对资源与劳动的占有。矛盾的是，相对弱势货币国家并不愿意放弃自身的货币，原因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本国的经济调控的权力完全交到别人手中，成为强国的附属；但强势货币的积累又导致相对弱势货币国家的货币发行数量与利率政策不是孤立的，而相当程度上受到系统间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交互影响，特别是强势货币经济大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强势货币国家在拥有更多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不断抱怨资本流向人力与资源成本更低的弱势货币国家，抱怨失业率上升与贸易赤字。因此，重新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前提是建立非货币化的资源价值新标准。在货币规则已经走入绝境时，世界经济一体化只是一个虚幻的彩虹。 三、 物流环节变动由于每一次货币循环都会建立新的平衡，物流可能随之改变，物价随之变动，即引起社会个体的预期与实际消费行为的连锁改变，出现通胀、通缩、滞胀现象，甚至引发金融动荡危及社会安定，因此引起管理者对基础货币总量、利率、通胀率等社会经济指标的关注与调整。我们通过模型，在不考虑系统开放的前提下，简单探讨一下社会货币资金总量与物价的单项减少关系。假设社会经济系统中没有证券系统，上一次货币循环S1last参与的有限的总物流基数（N）历时周期t可以被完全分配，平均物价水平为P0，物流恒定，且只考虑货币资金总量反馈减少：1. 反馈S1next（1）降价增加销量，以便相同物流总量至少在原周期内被传递完成（2）涨价以便至少维持上一周期货币资金总量，物流传递总量较上一周期减少（3）价格不变，维持货币资金分配总量的刚性，减少下一环节参与物流的货币资金转移总量（4）价格不变，维持下一环节参与物流的资金转移总量的刚性，减少货币资金分配总量2. 反馈(S2next（1）降价增加销量，以便相同物流总量至少在原周期内被传递完成（2）涨价以便至少维持上一周期货币资金总量，物流传递总量较上一周期减少（3）价格不变，维持货币资金分配总量的刚性，减少下一环节参与物流的货币资金转移总量（4）价格不变，维持下一环节参与物流的资金转移总量的刚性，减少货币资金分配总量3. 反馈(S3next（1）降价增加销量，增加对自然物质的索取总量（2）涨价以便至少维持上一周期货币资金总量，物流传递总量较上一周期减少（3）价格不变，维持货币资金分配总量的刚性，增加对自然物质的索取总量因此，仅实物经济而言，参与物流的货币资金总量一旦发生变动，将产生连续反馈的、各环节不同的价格策略的与非价格策略的组合，并通过环节内竞争体现，因此结果并不可预期。如果物流传递在某一个环节又出现不稳定的因素（例如自然灾害、意外行业事故、对外大量援助等等），则物流传递与资金转移反馈引起的环节策略变动更是错综复杂。如果系统是开放的，那么系统内物流与货币资金循环的数量比例关系将被打破，并随着系统外的干扰而变动，例如：来料加工、进出口贸易。1. 来料加工、出口：商品不参与系统内物流；劳动者参与系统内分配——物价上涨2. 进口：商品参与系统内物流；系统内劳动者不参与分配——物价下跌采取何种策略，往往与外在长期干扰因素与内在反馈因素密切相关。外在长期干扰因素：系统内资本结构、环节内竞争模式、物流属性、消费与投资心理预期、消费生理长期客观因素、长期管制、政策调整等。例如：物流属性如果是难以长期保存的，往往采取降价策略；资本结构中大部分是国有性质，则分配总量往往较私有资本呈刚性；如果消费者预期物价将长期下跌，那么他们往往延迟消费。内在反馈因素：并非上述单一的货币资金总量反馈标准，还包括总量所派生的众多微观价值标准。从短期来说，各环节采取微观价值横向比较、物流历史纵向比较、资金转移总量横向与历史纵向比较，综合判断环节的变动。如下图：由于在各环节中都有众多的竞争者，因此其采取的策略并不会完全一致。通过成交机制的输出的结果可以大致判断强势策略。对于环节内的竞争，我们将在以下篇章重点论述。变动是永恒的，因此变动是正常的。变动又是不可预期的，任何奢望可以短期有效调控经济系统是不现实的。人是具有能动性的，短期可以调控的很有限。真正的改变来自修改系统长期的价值标准与根本的游戏规则。 四、 货币资金总量、物流数量从总体上与环节长期观察，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价格规律。把物质流动过程人为分成四个环节是有经济意义的，原因是不同环节资金总量结构中的媒介数量（Q）的不同，即不同环节衍生（Q）的实物基数（N）不同。由此我们可以定义单位周期不同环节总物流数量基数：N1（资源生产）；N2（加工制造）；N3（流通贸易）；不同周期单位物流基数承载的资金转移总量：（Sn/N）。如果将加工与制造按照物质属性是否改变进行环节细分，一般来说物流基数有以下基本关系：N2>N1，N2=N3N制例如：铁矿开采是以“吨”为计算单位的，但加工后的钢板以“张”来计算，即加工制造环节物流总基数大于资源生产环节物流总基数。又例如：制造一台电脑将整合众多的零配件，即制造环节物流总基数将少于加工环节物流总基数。在此只考虑参与物流的货币资金总量，忽略环节分配：假设：S1=S2=S3，S制=S加，则我们将发现以下现象：1. S2/N2
2. S1/N3=S2/N23. S制/N制>S加/N加解释是：1．相同周期内，资源生产环节单位产品承载的资金转移总量将大于加工制造环节单位产品承载的资金转移总量；换句话说，如果要实现相同的微观价值：如利润率，则资源生产环节生产动用的资金总量要大于加工制造环节动用的资金总量，特别是当两者基数数量级差别较大时。例如：一吨铁矿原料与一颗铁钉。相同周期内，加工制造、流通贸易环节单位产品承载的资金转移总量相同。换句话说，如果加工制造、流2。通贸易环节要实现相同的利润率，即劳动有所补偿，则加工制造、流通贸易、社会消费间的资金转移总量必须逐级递增。3．相同周期内，制造环节单位产品承载的资金转移总量将大于加工环节单位产品承载的资金转移总量。换句话说，如果要实现相同的利润率，则制造环节动用的资金总量要大于加工环节动用的资金总量。我们由此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推论：1．不同行业中、不同环节中竞争者数量与竞争形势并非偶发的事件，而是受到资金总量制约所形成的。某一些行业需要稳定的、大规模的资金转移，这往往是个人资本难以企及的，因此与国有资本关联的“垄断”是最有效率的形式；而另一些行业对资本规模要求较低，往往吸引众多的竞争者。同样，当前世界经济中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分工并不是技术壁垒造成的，而是资本总量的差别。2．由于流通贸易环节并不会大幅改变加工制造与消费服务环节之间的资金总量差值，而该环节发生不平衡时将大大降低物流的效率。因此对于资金转移规模强大的加工制造行业来说，面临着向后的渠道整合，即将流通贸易环节整合进来，例如加盟店、特约经销商、参股或控股运输公司的形式；对于资金转移规模强大的流通贸易行业来说，面临着扩大规模以降低分配所占资金总量中的比例，采取向前的渠道整合，即将制造加工渠道整合进来，例如超级市场。选择向前或向后，取决于资金规模大小的相互比较，环节间相互整合是为了提高资金转移效率与竞争率，但整合并不能替代环节分工的整体效率。（3）由于科学技术进步与机械效率的提高，加工与制造行业的物流基数将增加，在上下环节资金转移总量相对不变的条件下，加工制造业总体价格将发生向下的趋势，该趋势同时将加重资源生产环节价格向下变动的趋势。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加工制造业将增加自动化的比例，减少人工投入以降低分配的刚性。因此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跻身服务或流通行业，加剧该类行业的竞争，而国家的强制分配与经济结构调整将面临更大压力。（4）由于人类社会当前对自然的物质索取已经大大超过了满足社会全部个体的基本生存需求，资源在未耗尽前，资源生产环节价格具有长期向下变动的趋势，该趋势同样将加剧加工制造环节价格向下变动的趋势。资源生产环节一般被国家资本所垄断或直接进行行政调控，原因是该环节将全部资金转移总量用于社会个体间的重新分配，因此对国家的强制分配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对系统内价值标准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建立稳定的价值标准、减少对资源的不必要的索取与浪费已经不再是单独的政府所能控制的，具有建设意义的是，世界范围内的政治与经济组织已经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五、 资金转移模型微观经济中的市场均衡理论与成本理论告诉我们，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是指该商品的市场需求量和市场供给量相等时的价格；均衡数量是指在均衡价格水平下的相等的供求数量；均衡价格是在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两种力量的自发调节下形成的；公司的收益减去成本得到利润；公司的产量调整到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当时达到最大利润。如下图：我们现在知道该模型的形态多种多样，并不存在必然性，原因是该模型实质是结果，而非本质的、具有一般意义的规律，这其中也包含了信息不对称理论模型。人们误认为平衡是自发调节、瞬间形成的，将价格变动现象统统简称成为“供求不平衡”，因而忽略资金转移、物流传递、资金与权利各自竞争、成交机制判断与输出、货币总量反馈的过程。货币流程中，每一个以实物或非实物作为资金转移媒介的资金转移运动，都遵循相同的资金转移模型，实物经济（实物作为资金转移媒介）与虚拟经济（证券凭证作为资金转移媒介）没有本质的区别。如下图：对实物经济来说，实物数量基数N被引入资金总量结构中，衍生为媒介数量Q因素；实物价值P被引入资金的总量结构中，衍生为资金转移的竞争强弱的数值P因素；P与Q共同构成了资金的另一种抽象形态：权利。由于物流是连续不断的，由此实物已经不再仅仅具有非市场条件下作为特定买卖目标对象的属性，而成为资金两种形态互换的媒介。例如：单位价格“150元/件”的共二十件衣服还处于加工制造或流通环节，那么你所看到的这些衣服已经不再是它本身，而是它所承载的资金另一种抽象形态：权利，即它们是一共可能转换为3000元现金总量的抽象资金，它的单位价格“150元/件”不再是我们熟知的价格或价值，而是参与该项目资金转移的竞争激烈程度可以是150。直观的实物与货币交换的过程变成抽象的资金转移过程。如下图：需要说明的是，以下提到的资金与权利指参与实物流动的临界资金与临界权利，而非系统所有静态货币总量与所有实物媒介的权利。我们可以把它们界定在抽象的成交机制联系的、满足转换条件的资金与权利的双方。如下图：实物流程模型中资金转移，本环节相对于前后环节分别是资金与权利。 环节 资源生产 加工制造 流通贸易 物质分配 前/后 */权利 资金/权利 资金/权利 资金/* 资金不会与自身产生交换，所以资金与权利并不存在交换。权利实际是市场机制赋予资金的另一种不同形态。这种抽象的资金形态转换建立在实物买卖的基础构架之上。我们将资金形态的转换功能称为市场抽象的上层功能。资金转移是指资金与权利的形态转换并由此发生的所有权的真实转移与实物媒介可能的被传递。对资金转移来说，没有微观价值标准；没有社会信用与道德标准；没有经济平衡标准；没有劳动分配标准、没有具体交易者与实物。上述的一切只和个体价值标准相关，换句话说系统的资金转移只和总量相关、和总量结构相关、和总量的形态相关。权利是指被转移的资金并被赋予再次转换为资金的能力。换句话说，权利首先是通过市场机制赋予的；其次权利的本质还是资金，是通过资金总量来衡量的。权利的统计指标与资金总量相同，即成交金额PQ。例如：1000元资金转换为1000元权利。权利只有一种功能：转换为资金。成交价格P与成交数量Q构成了权利总量的结构因素，价与量只是资金总量框架显露出的两条边。对于权利来说，数量因素是确定的，而成交价格由动态的市场价格决定，这就意味着权利总量具有未来不确定性，转换为资金形态时，可能大于或小于初始货币资金总量，即发生获利或亏损现象。如下图：由此定义风险：权利总量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的转换资金总量的不确定性。系统风险是指系统权利总量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的转换货币资金总量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通过反馈连续影响子系统转换货币资金总量。由此定义获利：不考虑货币相对价值变动，在一个完整的转换过程中，权利转换资金总量大于初始货币资金总量被定义为获利。获利的过程发生在完整的“资金——权利——资金”形态转换后，而不是微观价值获利标准判断。总量获利（收益）标准：P1Q1>P0Q0 微观获利（收益）标准：P1>P0因此成交价格并不是独立的经济因素，并没有所谓独立的价格运动，价格必须被纳入货币资金总量体系中进行观察，成交量不应被抛开或与价格对立（因此宏观经济统计中对物流数量不应被忽略），微观价值联系不能绕过货币资金总量直接联系。如下图：-----------------------------------------------------------------------------------------资金与权利通过某种价值的评估，决定是否进行转换。权利价值定义：预期通过权利转换使资金总量增值。权利价值的本质是对资金总量增值的预期，即对货币资金总量进行评估。资金通过对当前权利价值的评估，首先决定是否转换，即是否保持自身独立形态；其次转换何种权利，即转换实物权利或非实物权利（证券）。权利通过对当前权利价值的评估，决定继续保持权利形态或者转换为资金。但在实际过程中，权利价值评估通常被抽象替代为同一系统不同时期、不同系统相同时期微观价值标准间的比较，如价格涨跌、利率涨跌、收益率增减等等。目前对此现象的解释是，这种抽象替代和微观个体消费者日常形成的运用货币单价判断事物价值的习惯有关；和信息媒介的放大与衰减功能有关。对个体来说，深层的原因在于个体消费者往往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有效的影响者。个体可支配的资金与消费数量有限并容易被满足，因此个体消费者会忽略数量因素和与之无关的消费总量、货币总量因素、环境因素。信息传播媒体（电视、互联网、报纸、通信、广播等等）都具有某种电路的功能：它们构成最终的回路，由此将整个经济货币循环激活；它同时将能够被个体直观理解的微观评估标准放大，而将抽象的难以被个体直观理解的宏观总量标准衰减，特别是其拥有数量越来越庞大的个体用户时更倾向于此。如下图： 但这样做会出问题。如果公路中的每辆车为了自己的方便而不顾交通规则，那么整个系统的混乱恰恰造成每辆车都变得不方便。微观标准背后受到宏观货币资金总量的制约，而媒体的放大与衰减造成信息失真的责任不可推卸。人们通过经济现象研究引发历史上经济波动的元凶时，往往只注意到媒体所记载的信息，却没有注意到媒体往往是最大的帮凶。并且随着媒体的历史发展，信息容量与传播速度的剧增，经济波动已经越发频繁。对临界资金与权利来说，两者对现时权利价值的评估是矛盾的。首先，权利价值是以货币资金总量来衡量的，一切影响货币价值的因素、影响资金转移规模与速度的因素将直接影响权利价值判断，如汇率、货币政策变动等。其次，权利价值是通过不同系统间相同周期内或同一系统不同周期微观价值比较衡量的，竞争属于这一范畴。再次，权利价值是通过实物性质变动来衡量的，如增加了包装的水果可以储存更久。最后，权利价值是通过对消费需求预期来衡量的。各种引起权利价值的评估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被统称为事前标准。如下图：事前标准并不直接产生结果，事前标准直接作用于权利价值评估，由此产生临界资金与临界权利，因此信息并不会产生直接结果。结果来自成交机制对临界资金与权利的判断与输出。对成交机制来说，没有具体的买、卖人，也没有具体的商品，而只有通过价、量结构间接联系的四种抽象状态。如下图：由于事前标准的复杂，只能通过成交机制输出成交金额来了解综合的结果，而不是某种事前标准必然产生某种结果或经济现象。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与客观条件的变化，不能将历史发生的事件随意作为当前的结论。但现实情况是，某些类似的现象似乎被人们预言后必然发生，某些类似的经济现象在不同时期会重复发生，如一些偏见：发生通胀现象后就一定会随之发生经济萧条；央行收紧银根后就一定可以制约经济过热，放松银根后就一定能够刺激经济复苏等等。这种“必然性”就像算命与占卜，或者被误认为是人们所未知的自然或数理规律。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经济中的反馈作用，否认我们自身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否认人的能动性，将人类经济活动中价格不可预知的特性归结为“自然规律”，并随意创造或联系不含货币资金总量的微观经济标准和现象。事实是，人具有信息搜集、学习能力与行为调整能力，当信息被按照相同的标准放大或衰减；相同的事前标准被大部分资金长期遵守，结果事件往往容易被预言，并重复发生。如下图：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系统开放的影响。由于系统开放，事前标准将更为复杂，人们不会再遵守某一类固定的标准。同样由于系统开放，资金规模、资金转移速度，物流规模、物流传递速度、竞争局势和历史完全不同。因此任何事前标准都将反映在资金转移与物流传递上，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对资金转移与物流传递进行观察并监督、调整游戏规则，而非算命与占卜。不幸的是，人们一方面还不了解全部的过程，一方面又非常依赖直觉与图表、数学方法与微观价值指标，而不知道它们仅仅反映了经济事物的某一面。忽略的后果是：当总量与结构因素变动来临时，我们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找寻过去的借口，而一个基于良好愿望的经济调控措施却可能引起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内在反馈实质是成交金额总量直接反馈，进而由成交金额分解为成交价格与成交量因素值，寻找资金不同所有者，即通过价、量结构分解成为更小的总量反馈给不同所有者。但当成交价格与价值指标都用货币单位来表示，总量反馈被抽象替代为微观价值数值与比率数值。成交机制通过资金与权利的竞争状态进行判断与筛选。竞争并不发生在不同物流环节之间，而是发生在本环节内部，即环节内同为资金方或同为权利方的内部。对于权利来说，为求尽早完成交换，内部竞争导致叫卖价格下跌；对于资金来说，为求尽早完成交换，内部竞争导致叫买价格上涨。竞争发生在资金与权利各自内部而并非资金与权利之间，即资金与权利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两者需通过成交机制相互联系后发生形态转换。例如对“加工制造”与“流通贸易”环节，相对于上一环节，它们都是资金，其内部的竞争导致叫买价格上涨；相对于下一环节，它们都是权利，其内部的竞争导致叫卖价格下跌。“资源生产”与“消费服务”两个环节竞争较为特殊，其中“资源生产”只相对于下一环节是权利，因此当其物质总量完全能够满足社会物质生存需求时，价格只会趋向下跌；“消费服务”只相对于上一环节是资金，当物质极度丰富且过剩，即上一环节权利总量相对过大时，不会发生通常的资金间竞争导致的价格上涨现象。即消费者当前的有效竞争策略是：选择或不选择该商品。由于各环节间的竞争者数量不同，竞争者资金规模不同，因此垄断竞争的环节往往较易发生作弊行为。即价格无法真实反映竞争的激烈程度，有些作弊行为会通过内部关联交易放大物流数量N，造成对下一环节的价格假象。如果垄断竞争的企业如果足够强大，即使货币资金总量反馈减少，为了维持本环节资金转移总量，采取的策略可能就是涨价而非降价，例如滞胀现象。经济的不平衡不仅仅和货币因素相关，同时和物流、环节内竞争与环节间连续反馈相关。 成交机制将挂单买卖的资金与权利，按照筛选同一时刻资金最高价格点与权利最低价格点构成的价格区间的方法，在区间内一系列的可能交换价格点上，按照买入最高价格与卖出最低价格交叉配对进行连续累进总量转换。如下图：由此可知，成交机制联系的是资金总量，所服务的是资金转移，价格只是筛选总量的标准。在某一交换价格点上，由于挂单买卖的资金与权利总量并不一定完全一致，通过成交机制，两者之间相对高水平被迫跟随相对低水平。如下图：成交金额是成交机制联系的某一价格下资金与权利之间相对低水平。相对应，成交价格是相对高水平内部竞争强弱状态的数值表征，即成交机制输出相对高水平一方的价格；成交量是相对低水平内部媒介数量表征，即成交机制输出相对低水平一方的数量。因此，成交价格只和某一时刻对应的货币资金转移总量相关，价格历史纵向、系统横向不可比，价格不存在独立的运动，也就不存在独立的价值。同样，价、量两者不存在对立关系。当资金被迫连续跟随权利，由于权利转换被满足，通过成交金额连续反馈分解的价格数值，将只能观察到资金间的竞争，即成交价格上涨的现象；当权利被迫连续跟随资金，由于资金转换被满足，通过成交金额连续反馈分解的价格数值，将只能观察到权利间的竞争，即成交价格下跌的现象。信息不对称理论来源于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论文（美国以“柠檬”指有缺陷的二手车）。它主要描述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就会导致出售低质产品的情况，从而使低质量产品驱逐高质量商品，造成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持续下降,即发生坏车驱逐好车的现象,并将导致整个市场质量的恶化，甚至导致市场的萎缩和不存在。他提出了“逆向选择”理论，说明信息失衡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瘫痪或是形成对劣质产品的“逆向选择”。阿克洛夫并没有意识到，二手车市场现象的背后，是该市场系统货币资金总量的连续转移与反馈，仅仅将现象作为了结论，理论没有涉及货币资金转移过程，也忽略了信息与成交结果之间的联系。柠檬市场的实质是系统货币资金总量转移过程。如下图：当前似乎有一个倾向，“信息不对称”成为一个标签可以到处乱贴。信息数量搜集、处理过程不同并导致行为的不同是一种客观现象，并且随着媒体的日益强大，这种对信息的隐瞒已经较少发生。所谓的信息对称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双方获得信息完全一致，双方产生的交易行为也一致。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物质极度丰富，货币资金总量增长有限，加之虚拟经济对实物经济资金转移总量的牵制，权利相对于资金将长期处于相对高水平，即物价将出现长期下跌的趋势，宏观经济将长期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同时物质将被大量浪费。当货币循环引起微观经济个体大批破产，垄断将成为唯一的经济生存方式。单一的垄断势必降低经济效率并可能引起社会的动荡，系统将试图通过其它重生手段：自然灾难、战争、经济系统兼并方式重新建立平衡或延长系统突变的周期。幸运与不幸的是，欧洲已经开了先例。如下图：六、 利率与银行一方面，人们害怕变动；另一方面，人们又在制造变动。人们所害怕的是物价变动与失业，因为它对社会经济个体来说太敏感了，它的实际危害已经不仅仅体现在对个人物质生活的损害上，更重要的是对政治上与社会结构稳定的损害。基础货币总量与利率成为有限的、可见的调控工具，可是人们却不知道他们所信赖的货币工具却往往埋下了制造未来价格波动的种子。原因很简单，社会货币资金总量的变动恰恰是价格变动的根源，利率的作用恰恰是引发总量变动的事前标准。一方面，我们过去似乎一直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由于担心水位上涨而不停地决堤以追逐水位的平衡，却发现水流已经一泻千里，再难聚拢；另一方面，对资本的依赖与迷恋导致了监管的责任与建立稳定价值标准的责任被妥协的货币政策工具所替代。利率源于个体间借贷利息的产生，因此利率一直被误认为是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平衡点，即利率是由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决定的。但是当美国的格林斯潘在电视上连续宣布降息，你完全可以就此认为利率恰恰是人决定的。当央行开始调控利率，利率就已经成为宏观货币调控的目标工具，而不再是个体之间的信用。虽然货币供需对利率的人为调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利率产生并不源自于市场双方的类似自由竞价的成交机制，而是对货币总量与利息额的一种抽象，即我们不会仅仅成交利率，而不说明货币资金总量。利率与利息完全分属于不同的宏、微观范畴。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对利率决策人群的范围增加，可决策的利率数值范围增加。而银行体系是利率这种宏观工具的忠实执行者，通过资金转移的反馈连续影响到决策者。因此利率与资金供需并不直接相关。历史上的银行基本业务的发展是通过存款利率吸收存款、贷款利率发放贷款，并收取中间的利差，执行央行货币政策。银行的作用一直被简单局限于此。而央行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货币政策的调节，将基础货币与基础利率作为现实的目标工具。在实物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上，央行几乎对宏观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虚拟经济逐渐取代了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后，央行的严厉管制已经几乎完全让位为商业银行体系的市场调节，央行似乎已经成了一种符号。我们不能再把单个的银行剥离出来探讨它的功能，一再咀嚼它的历史了，因为银行体系（包括央行、商业银行、准银行金融机构）已经有别于历史上的银行概念了，当前已经是世界整个货币系统资金循环，对它负有责任的不再是单个的银行，而是以央行为首的银行体系，以发达国家银行体系为首的整个世界银行体系。银行体系的根本功能是资金转移的渠道，并通过连续不断的衍生存贷额差值加速这部分资金在经济系统中的循环，并选择货币在经济系统中的流向。如下图：在商业银行的成长初期，利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自身竞争求存的工具。但现在一切都变了，利率不再稳定，或者说利率的下降趋势可能终有一天导致利息在较长的时期内消失，商业银行将会无法生存下去吗？恰恰相反，整个银行体系已经成为世界宏观经济货币资金转移的唯一互通的、效率最高的渠道，单独的、区域的银行信用危机无法撼动整个银行体系的根基。对银行体系来说，只有永远存在的资金转移，因而永远没有对外支付的利息，相反对资金转移渠道的依赖将使客户未来无论存贷都要付费。那么人们未来还有什么理由将无风险收益的预期与实际利率相联系呢？利率与基础货币总量的调节到底有什么差别呢？这和世界经济的主体：美国的货币循环体系的历史发展相关。当历史还处在二十世纪初实物经济的主导地位，资本与产业竞争初现端倪时，无论是政策调控、抑或利率调控，政府都具有强大的引导力量，因此凯恩斯主义正是这种环境的产物，鉴于当时对利率的认识与实践，强调政府的调控作用。但不和谐已经出现了，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已经宣告了虚拟经济的诞生，这是一个暴虐的怪胎的开始。50至70年代多次发生的经济波动在宣告者这个怪胎已经开始茁壮了。从实物经济看，50年代起科技革命已经开始萌芽，物质生产开始丰富；从虚拟经济看，投资基金开始规模集结。布雷顿斯森林体系的瓦解除了金本位制的弊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元的经济地位与世界经济环境还不够成熟，但美元称霸的苗子已经埋下。70年代起滞胀现象出现了，它代表了一些超大规模的基础产业的垄断竞争集团的成形，70年代逐步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不是偶然的，它显示了这些资本庞然大物已经开始寻找新目标，一个标志是，70年代的多次石油危机一方面说明了它们对能源数量的庞大倚赖，一方面不能不怀疑它们对能源的垄断，因为进入80年代人们发现，不是石油太少了而是多地用不掉。70年代后，对外扩张资本的需求、物质大幅增加对货币的需求、证券市场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物价上涨、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了1979年的危机爆发。货币主义理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被采纳的，它完全以货币总量调控的手段满足了当时整个经济对货币总量增长的需求，抑制了通胀。美元也由此展开独自称霸的历程。但不久，这种和谐又开始出现裂缝，实际货币流通速度与供应量调控目标之间出现偏差，加上利率的动荡使得美国在和德国与日本的竞争中完全处于下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又重新回到了利率调控的路线上。例如：著名的美联储1990到1992连续降息17次；2001年美联储1月至6月的连续六次降息。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高速发展，货币供应大幅增加，利率提高，但这一次并未出现以往的通货膨胀。新兴的信息产业垄断产业集团登台亮相，其中著名的如：Microsoft、Intel、Yahoo等。从指数中指标股的替换你就可以看出它们对经济的影响，而他们的竞争与70年代基础产业垄断集团所采取的竞争策略并不相同：实体经济中，采取的是连续、周期性降价策略；实体经济成为虚拟经济的价值平台，并利用虚拟经济获利。因此整个实体经济并未出现70年代通胀的局面，倒是虚拟经济通胀得厉害。证券市场与货币市场更是好戏连台，例如：纳斯达克创业市场的火爆；百年基业的巴林银行因衍生产品交易倒闭；连续的货币危机导致过去被认为强大的央行连续地溃败；欧元的启动等等。虚拟资本经济已经完全显露出了它加冕的姿态。利率与基础货币量的调控变化我们可以注意到以下几个特征：1、实物经济占主导，竞争集团未扩张时，国家对货币与实物经济拥有强大的控制权，利率的货币加速效应已经可以解决经济中的大部分问题；2、物质生产大幅增加，垄断竞争集团向外扩张，虚拟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信用复制功能尚未完善，美元称霸全球的政治目标，导致利率产生的货币加速效应已经远水不能解近渴，需要基础货币供应的直接增加。3、物质生产大幅剩余，消费不振，利率下降，银行体系管道铺设完毕，跨国集团已经摆脱国家的限制自行其事，虚拟经济完全成熟信用复制功能大幅膨胀，虚拟经济在社会货币资金转移总量中的比例大大超过实物经济，衍生金融产品资金转移规模超过现货金融产品，某一个国家央行利用货币供应量的单独调控效果已经被整个大市场所抵消，对货币流动速度与规模的影响已经远远不及信用的自我复制，更不要说单独的利率工具了。但有趣的是，利率此时已经成为成熟市场的投资者共同遵守的一种事前标准，一种对实际交易行为产生反馈效应的心理暗示，一种工具符号，一种翻牌赌输赢需要的游戏规则。只是这种符号在强大的货币转移的自发运动规律前是否一直有效，值得怀疑。例如：2001年美联储1月至6月的连续六次降息，是近20年中的第一次。由于系统的开放，货币自身已经成为影响货币资金循环大幅变动的主因，这其中美元几乎占到世界实际货币转移的一半。正是因为单独的政府无法全面事前判断与控制（包括美国政府自身），无法拥有足够的货币规模抵御风险，因此单一的调控已经开始演变为建立区域经济的协作调控，与世界金融组织的紧密合作。但当前的尴尬是，政治权利不断地向资本妥协，将监管的责任与建立稳定价值标准的责任用妥协的货币政策工具替代，动辄调控，似乎显示政府已经尽力，而对触及利益深层的机制，却讳莫如深。是不断出让权力，将对国家的管理与控制拱手让与银行体系？还是各国政治集团间相互妥协与合作，共同监管、实行区域统一货币、放弃相互的贸易竞争？或者将经济的主动权交到发达国家手中？看来答案决不是回答“是”或“不是”那么简单。 七、 通胀、滞胀、通缩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通过对资金转移、物流传递、竞争、世界经济的融合，我们可以了解通胀、滞胀与通缩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事实上，通胀、滞胀与通缩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与数量标准，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与社会系统经济目标比较后不一致的现象，这种目标就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对偏差现象的认识中，我们似乎只注意到价格的波动，却忽略了物质的增加；只注意到实物价格的波动，却忽略了同为资金转移媒介的证券凭证价格的变动；只注意到对实物经济的调节，却忽略了同时对虚拟经济的节制；只注意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却不去触及经济环节中竞争结构的实质问题；只注意到本国经济系统中的调控，却没有考虑世界货币转移系统反馈互动的加强与抵效效应；只注意到不同国家的意识矛盾、相互之间的竞争，却没有意识到彼此利益的一致性。不一致产生的根源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和系统需要的资金转移、物流传递、竞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过程、系统的开放与融合相关的。单一的货币资本手段解决不了所有因素的问题，相同的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没有相同的成因。我们该反思所设立的标准是否只是一个幻影，是否一直在追逐货币的影子，而并不在真正关心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与长期的福祉。在物质大量富余、分配不均、重复浪费的今天，经济增长目标已经成了一块吸引资本的、摇摇欲坠的招牌。社会生活固然需要物质总量，但在当前似乎更需要的是效率与质量。从较长时期观察，物质需求增长将放缓，物流价格将呈现下降趋势，即通缩的现状将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将被挤压到流通贸易环节与服务领域，国家强制分配如何向该方向倾斜，通过环节间竞争格局的调整增加该方向的资本分配，重新制定行业规范与价格标准，重新调整该方向的教育计划都是值得商榷的。国际收支平衡的长期建立是一件复杂的工程，它需要多方在各个领域的自然资源价值的重新评估，是一个国与国之间求同存异，长期合作大于竞争的共同目标，而不是单纯的增长与顺差目标，即多赢的目标。相反，控制国际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对于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对虚拟经济调控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与实物经济的稳定的价值联系，而不是盲目的所谓金融创新与价格涨升。管理者对经济的长期调控目标不应局限在货币目标，盲目扩大虚拟经济的规模，而应以货币目标与实物目标相结合，建立稳定的、创新的价值标准，平衡内部的物质分配，调控产业的竞争结构，建立国内外长期的经济多边分工合作。 八、 证券系统的功能在不同开放程度的经济环境中，证券系统波动的积极与消极意义、长期与短期意义也各不相同。证券系统与实物价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证券系统的诞生确实对生产规模的扩大、物质的丰富、科技的进步、国民经济再分配的贡献功不可没。但这只是针对某一个社会经济系统而言的。对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证券系统的长期功能隐秘而重大。证券系统利用资本的吸引力实际地减少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物质的耗损，延缓了人类对物质需求的欲望，因而延缓了社会因物质匮乏而衰竭的过程。证券系统的另一个重大功能是削弱了政治集团建立的货币壁垒，即对自然物质的分割占有，通过不同系统间的货币价值动荡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自然资源价值标准。既然我们可以认识到它的作用，为什么还要执迷于虚拟的货币数字与不切实际的政治权力而非要等待动荡与惩罚呢？ 九、 建立新规则货币规则已经走到头了。它所伤害的不再是别的什么，而是它自身了。量子基金与老虎基金的衰败已经说明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当这个世界还存在着私有资本，那么最终承受打击的还是拥有它的人。奢望通过货币自身的平衡、施舍、妥协、管制、加倍小心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了，木头成不了金子，是该另辟蹊径的时候了。虽然有人提出过对风险的监控；有人提出过设立世界性的组织形式；有人提出过科以重税；有人已经在执行货币间的竞争，但在好像在一个死胡同里挣扎，无论这条巷子多长，结果都一样。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必须依赖于非货币价值的全新规则。我们永远不能忘了我们人类来自于自然。一尘不染的大理石建筑、优雅的办公室，钢筋水泥的住宅或许给了人类安全感与对自然征服的自豪感，但这远远不是割裂与自然联系的理由。否则将是什么呢？是焦虑、是污染、是爱的扭曲、是欺骗、是战争与冲突。在封闭的社会圆圈内，人们的目光永远是自己的影子，却自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并不是可以用人造的货币符号占有的，人的生命终归有限。对自然资源的了解、对自然力量的了解、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对自然资源的再生，我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贫穷国家，应重新评估自身的价值，重新评估货币标准，重新确立发展的目标，因为资源不是负担，不是乞讨的廉价碗碟，不是可以用完后可以随手丢弃的垃圾。在重新建立自然资源价值新规则的前提下，通过成立相关的国际组织加以协调与监督。在这一过程中，货币是不可或缺的，但当人们都了解了规则的变化，它的性质变了，它不再是掠夺性的，不再是让人觉得屈辱的，而是通过各种系统重新成为一种奖励，成为长期对自然回馈、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媒介。人类的长期发展目标是在享受必要的物质的同时，对自然有更多有益的反馈，这种劳动才是真正富有价值的。 1．新经济标准定义 新经济标准是指非货币化的地球资源与人类社会耗用物质计划标准。其中包含两部分：地球资源储备、再生总量与人类社会生产、加工、消耗总量与人均必要消耗水平标准。所统计的是物质总量与单位总量，需统一的是物质单位的折算。2．全球资源分类统计 当前的自然学科虽然已经有了庞大的自然物种分类，但还远远不够完善，对物种的性质了解还很肤浅，自然学科之间，自然学科与经济学科之间缺乏总量的沟通。对人类社会耗费总量分布缺乏连续的追踪，人均必要消耗水平缺乏统一标准，对物种的人为破坏缺乏总量连续追踪与反馈，对人类活动造成的消耗与再生缺乏连续的总量比对。各国的数据完整与准确程度并不一致，相互间缺乏有效的联系与沟通。3．全球性资源组织合作 虽然世界性的资源保护组织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当前缺乏全球性的政治性与经济性的组织，或者说它的资源新标准还未建立完善，缺乏统一的政治与经济纲领，经济影响力量还太微薄。 对全球资源的重新评估与建立经济新标准需要这样一个核心组织。处于自身利益，最有利于这样的组织核心的地方恰恰是发展中国家与贫穷国家，所需借助的是当前发达国家组织的经验。 该组织的运营需要资本的支持，但这种资本将不再是乞讨而来，而是实际参与到经济新标准的制定与执行，参与到政治核心中。4．全球性计划经济 建立在对资源统计基础上的新经济标准，将重新评估经济发展的目标，重新评估对人类有益的标准，将重新评估人类劳动对自然资源再生的价值，重新建立物流环节分工与国家、地区间的资源分工。 新标准带来的变化将是巨大的。它将触动就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与整合，甚至引发某些行业革命，将过剩的劳动力重新投入以换取自然的回报。 新标准将维持人类所需要的平均物质需求，减少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减少分配不均产生的长期冲突，降低发达国家对资源的耗损，减少污染，重新找回人类所失去的精神家园。事实上，自然的回报将使每个人的物质需求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健康。 对于贫穷的国家与地区，物质的长期救济将变成一种交换：提供的物质是为了使当地人群更好地参与到自然的维护与再生，而不再成为发达国家长期的货币负担。贫穷与发展中国家将重新评估他们所拥有的资源，这些资源将重新成为宝藏，而不是急于脱手的廉价品。5．维护国际秩序 携一国之勇，借助一国的货币与经济优势，借助军事上更多假设的危险，肆意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质是某些统治集团已经意识到了矛盾的加剧，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削弱。 无论处于什么目的，不再遵守国际秩序将大大降低人类社会前进的效率。这种所谓连续不断的“强大”证明，正是资源耗用性经济与货币经济的致命缺陷的表征。最终长期受到伤害的恰恰是极力维护它的一方。 军事力量已经成为资源耗用型经济与货币经济的政治牺牲品。军事的强化所付出的成本将大大高于对国际秩序的遵守，所带来的一样是自然与社会的灾难。当所有的人都意识到重新确立物质的标准将彻底改变矛盾，军事终将会从历史舞台逐渐淡出。 各种国际金融组织将重新评估它们的投资方向，重新参与到人类劳动对自然的回报中，而不再是虚拟游戏中的管道与长不大的孩子。参与其中的投资者将获得更多物质的与精神的奖励，他们将看到更多的结果，而不再没有终结的赌博与对其它系统的破坏与攻击。6．第三种政治权力 如果将国家权力与资本权力归结为两种传统的政治权力，那么第三种政治权力将来自对资源重新整合的团体与组织中，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源权力”。它将代表更先进、更完善、效率更高、更公平的生产力。甚至会出现世界较大范围的“资源权力”，它将跨越国界。 传统的政治权力将不会被自行出让，但“资源权力”终将随着新标准而诞生，它将随着新经济而获得更多的主动权，最终将影响到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它无需借助军事力量，无需借助强大的资本，最初它将提供一种“参与”，之后是可以预见与真实的结果。可以预期，它将受到更多人的支持。 十、 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些思考中国似乎正在步入西方货币与资源耗用型经济的后尘。系统的开放使得资金短期成为相对高水平，从实物物价的上涨、证券市场的兴盛到房地产市场的经久不衰，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资本已经将其百年历史演变的过程在此又重复了一次。然后呢？一个系统有多强，正是看它最薄弱之处。国家与民族的情结不应成为理智判断的障碍。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大部分应归工于对自然资源与劳动的贱卖。有兴趣的人可以查看一下中国对世界物质生产所作的贡献比例，再比较一下中国在世界人均收入可支配的物质资源。结论是，中国处在物流环节的前端，充当着世界资源仓库与工厂的角色，而劳动者却无法享受他们的产品。例如：一个纺织服饰品生产大国却并非街上人人锦衣华服；一个玩具生产大国其国内幼儿园的玩具大多陈旧、匮乏；可以通过世界最高检疫标准的畜禽产品全部出口；一些矿藏由于开采殆尽，整个城市面临经济转型；一些林场由于过度采伐，已经没有成材林；一些草场因过度放牧，造成的退化需要近二十年才能恢复；一些水源被围垦，河流被化工厂长期污染，水土仍在严重流失。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同样的劳动并不意味着公平的收入，同时城市人口大量失业；农村耕地因长期使用化肥而退化，农民收入增长相对城市居民极为有限。 如果说引入资本的本意是获得一个和世界融通的机会，那么基本目的已经达到，并且开始偏离轨道了。由于中国经济储量巨大，经济构架完整，并非一定要借助国外的资本与信用才能获得良性循环。低估国内资源与劳动力价值的经济政策实质是一种货币自卑。这种自卑反映在人民币汇率长期缺乏浮动机制，一定要系牢“安全带”，因此缺乏和外界价值融通的基础，当前所谓经济开放，实质仅仅是一种贱卖资源与提供外资竞争新场所并收取场租的行为。例如：汽车产业是一个高耗能、高污染、高复制成本的产业，当前竟然成为国内的热门产业，汽车的质量不仅低下，价格远远高出国外，汽车及其产业链加重了环境的压力，并增加了宏观经济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自卑还反映在增加货币供应同时套着货币紧缩政策的锁链，即对经济增长的内容与实质并不自信，对增加货币供应顾虑重重，似乎GDP的增长只是不同时期换了芯子的招牌。物价持续下降却消费不振，持续的物价下降可能导致大量微观经济个体的破产。难道中国经济必须经历从奴隶到奴隶主的过程吗？必须是世界经济堆放剩余杂物与赌博的后院吗？中国的消费者就不是“上帝”，不配享受最健康、最丰富的商品？经济只能从总量上增长而不能从效率与内涵上增长？中国经济完整的构架与经济储备决定了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关系是：建立货币与商品价值标准；完善长期经济分工，而非以低成本策略与封闭策略获得所谓全面竞争优势。可以设想，当中国的资源即将耗尽，环境污染严重，人力成本上升，资本还会富有同情心地留在这里吗？或者中国在拥有了花花绿绿的外币却丧失了资源、由于恶意竞争而遭到更多工业化国家抵制的时候，也要走这条盘剥资本更弱小国家资源的路？问题根源在于：中国经济最缺乏的不是资本，而是建立长期资源价值与长期信用标准的认知与实际行动。在建立虚拟经济的过程中，股票市场被作为转移实物经济历史负荷的场所。原本国家出让所有权可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经济环节内的效率，但事实是，虚拟经济不仅未实现与实物经济的稳定价值联系，完成资本与产业的整合，相反成为实物经济的附庸，股票市场的功能完全本末倒置了。由于一方面盲目套用西方证券市场价值指标，如市盈率、上市财务标准，一方面又“创新”公司价值标准与交易机制，如国有股与法人股限制流通，T+1交易与涨、跌停板同设，同一公司不同市场之间上市价格悬殊、企业分拆上市等等。因此一方面根本无法从股票市场获得低成本的资本与产业的整合，另一方面市场实际成为国有资本“设局圈钱”的地方，投资人无法得到成比例的现金回报，却被深度套牢或彻底“被杀出局”，再一方面，企业价值包括上市价格被高估，买卖交易的低效造成市场价格加速下跌。股票市场规模不断增加并不意味着虚拟经济的良性成长，相反意味着当实物经济出现问题，越来越多的包袱被卸在虚拟经济的肩头。这样做只能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特别是当资金系统未开放时，所有的场外资本实际都来自消费者的积累，而这部分的积累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真正得到利益的是在这个游戏中控制游戏规则与股权的少数人。不能负重的虚拟系统唯一的可能是：崩溃。当这种崩溃来临时，必然通过资金循环与价值联系，重创实物经济。奢望通过系统开放引入外资来繁荣市场是不现实的，一方面人民币不可能永远保持“低成本”，另一方面对经验丰富的国外资本来说，不稳定的市场价值，无疑给了他们一个做空国内股票市场以便持有低价筹码，进而通过对冲做空人民币的机会。对资金转移来说，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都降低了效率，资金转移的媒介转变成了房地产。这种转变与经济繁荣初期的房地产热潮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已经完全成为一种银行体系的信用扩张。这种信用扩张的背后是土地所有制、审批制度、竞标制度下的政府信用行为。土地是经济的命脉，是最基本的资源要素。房地产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将直接影响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资金循环，增加实物经济的微观成本，导致可能的银行信用危机，并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长远影响。消费者收入与房产价格不成比例，将导致房产消费的延期或造成长期债务，进而长期缩减消费。政府的房地产情结根本在于土地所有权的割据，而非银行信用扩张，仅仅从货币政策调控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相反将加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负担。同时，政府对整个宏观经济缺乏基本的价值标准，缺乏对经济长期规律的认识，缺乏长期经济目标，盲目追求吸引资金，追求城市化、国际化、现代化，追求短期政绩，甚至借此谋取集团利益。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资金的竞技场，已经被卷入西方货币与资源耗用型经济的漩涡。自然资源与人的生存福祉不是用来交换抽象数字的，通过榨取长期生存价值维持的繁荣将是短暂的，缺乏长期资源价值与长期信用，经济价值的混乱将大大降低经济效率，并将付出长期代价。 插语：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愈来愈大，原因不在于国外资本的投机，相反国外资本已经提前看到了改变。问题的核心是：中国长期的低成本竞争策略积累了大量货币资本，贸易开放导致人力成本、物价面临上涨的巨大压力，该策略无法继续延续；人民币规模较实物规模扩张速度过慢；汇率/价格机制缺乏灵活性，经济系统价值缺位或混乱。问题的本质可能基于：政府还未认识到采取低成本策略的环境已经改变；不愿放弃现有的出口型经济的利益；不愿放弃利用货币工具对经济的绝对控制权；对国外实业资本的政治性妥协；对货币系统开放缺乏信心，缺乏开放后有效的管理经验与风险应对措施；缺乏扩大内需的实际举措。 当前解决的思路是：外界的预期实际是一种对人民币认同的契机，借此增发货币扩大人民币规模，连续增加基本工资与基本社会保障金额，推动零售业物价上涨，从实物系统消化部分升值压力；扩大人民币浮动范围，从外部消化部分升值压力；借证券法修改的契机，主动做多股票市场，从虚拟经济内部化解升值压力与投机风险，甚至可以借此作为解决股本不流通的契机；连续借助人民币波动可能造成的出口成本增加，整合加工与出口企业；由此逐步建立以增加内需为主、内外平衡新经济格局的标准。 中国劳动者及其后代并不是廉价的机器，中国的土地并不轮盘上的筹码，中国的消费者不是世界经济的三流公民，中国的环境资源不是阿拉丁的神灯。经济系统的改变是迟早的事，与其不断堵漏，不如正视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