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500名身材各异的运动员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复旦大学正大体育馆，运动员们心里的自豪和激动，一点不亚于专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事实上，他们比真正的运动员更能体会身躯迸发出力量的乐趣和满足。
撰稿·黄祺(记者)
游泳赛道的起点上，一排身材各异的运动员在热身。他们腹部的人字形伤痕，很扎眼。确实，鲜为人知的“移植运动会”很业余，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诠释着“生命接力”意义。 特别运动员 一位57岁的运动员站在复旦大学游泳馆的赛道边，很有北方“大爷”的风范——花白半寸头，发福的肚子滚圆，毛巾从赤膊的肩膀上搭下来，没有完全遮住腹部褐色的疤痕。这个疤痕是6年前肝脏移植手术留下的，但除了疤痕，曾经差点夺取他生命的疾病，没有给他留下其他的痕迹。现在，他每天坚持游泳1000米。可能是因为比较胖，“大爷”的人字形伤痕比别人的更明显，但这并没有引起旁人的侧目，因为在这里，多数运动员都带着类似的“人”字。 “人”字，一个特别的标志，它代表着一次新生命的起点。场上很多运动员腹部都有的“人”字，表明他们都曾接受过肝移植手术，曾与病魔抗争，从生命的边缘幸运地回到正常生活中。 2008年6月14日，第三届中国移植受者运动会(以下简称移植运动会)开幕，近500名特别的运动员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复旦大学正大体育馆，运动员们心里的自豪和激动，一点不亚于专业运动员们参加奥运会，事实上，他们比真正的运动员更能体会身躯迸发出力量的乐趣和满足。 参加移植运动会只有一个条件，运动员必须接受过心、肝、肾移植并恢复健康。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几年前都曾奄奄一息，等待命运判决。 上海的黄梅天温度不高，刚刚上岸的运动员，被工作人员招呼着去喝热腾腾的姜茶，家属们也急着给运动员披上毛巾，生怕他们感冒。“没事，不冷！”从北京来的一位运动员，嫌老婆太啰唆，对着老婆嗓门粗起来，这一刻，他一点也没有觉得自己是需要照顾的人。 “1分31秒。”刚刚获得男子中年组小组第一名的运动员，一边擦身上的水珠，一边听着自己的成绩，脸上漾开满意的笑容。“大爷”用羡慕的眼神看着这位冠军，摇摇头说:“我可游不了这么快。”但“大爷”一点没有沮丧，运动会上看不到紧张的表情，更像是次联欢会。天津队的一名女队员刚刚游完100米蛙泳，她还报名了自由泳，但她有点害怕自己太累了。“太累就别游了，参与了就可以了。”队友们七嘴八舌，没有一个鼓励她再游的，倒是乐呵呵地“劝退”。 移植运动会，距离“专业”很远，但在旁人看来，赛场上的每一个运动员，都是一个生命的礼赞。香港队的运动员吕洁卿在羽毛球赛中获得冠军。吕洁卿看上去很精干，个子不高，但很利落，生病之前她就喜欢体育运动，接受肝移植手术康复后，她又回到了熟悉的球场。很难想象，仅仅4年前，吕洁卿因为第三次肝昏迷住进医院，随时可能失去生命。当时，她的体重只剩下30公斤，她曾经绝望过，唯一的动力来自女儿的坚持和安慰。 为了挽救母亲，还有几个月才满18岁的女儿，写了封长长的信给医生，要求破例让她捐献肝脏给母亲，世界各地的移植法规都不允许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捐献器官。医院没有同意女儿的请求，不过吕洁卿很幸运，等到了一枚自愿捐献的肝脏，完成了肝移植手术。“我现在很乐观，每个星期跑三次步，经常打球。有过我们这样经历的人，都会更珍惜生命。” 从零开始 付长柏奋力把接力棒递到姐姐付新丽的手中，顾不上喘气就大声地给姐姐加油呐喊。这一刻，了解付家姐弟故事的人都会动容。在生命的赛场上，是姐姐给了付长柏一根接力棒，让他走到今天。 “一年前的今天，姐姐的肾移植进我的身体，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今天是我一周岁的生日。”付长柏生活中很少说这样煽情的话，站在诺华亲属肾移植基金的讲台上，他才有机会表达对姐姐的感激。但很多情感是不需要语言传递的。付长柏参加铅球比赛，姐姐一直守在赛场边，连运动员检录都要替弟弟帮忙。“还没验血，我就知道兄弟姐妹里肯定是我跟他最配，我们从小长得像，脾气也像，连胎记的位置都一样的。”付新丽满足地说，看着赛场上健康的弟弟，她满脸的欣慰。 付长柏的铅球成绩很一般，这与他刚刚恢复才一年有关。不过成绩并没有影响姐弟俩的心情，离开赛场时，两人肩并肩的背影已经是一尊无价的奖杯。在中国，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的比例越来越大，但这种移植方式并不宜大力提倡，因为活体间的移植毕竟可能给已有一位病人的家庭增加新的风险。 更多的器官自愿捐献才能最终让器官移植步入有序，而移植运动会就是宣扬自愿捐献精神最好的舞台。“只要来看过我们运动会的人，我相信都会愿意成为器官捐献的志愿者，看到我们这些接受移植的病人如此健康和积极，大家都会理解捐献器官的价值。”移植运动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陈忠华教授寄望通过移植运动会，推动中国自愿器官捐献的发展。 中国移植受者运动会是世界移植受者运动会的一员。1978年，第一届世界移植运动会在英国的普茨茅斯举行，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共有66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运动员参加了以往的15届盛会。 世界上所有开展器官移植的国家都面临着同样一个难题——器官供体紧缺。移植运动会因此肩负了两个重任，一个是让器官受者在这个自己的聚会上享受身心健康的乐趣，另一个，是以运动会的形式唤起大众自愿捐献器官的热情。 不愿意捐献器官，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结果，在很多国家，因为宗教等原因，人们对遗体的完整非常看重，自愿捐献器官在许多国家都只能艰难推行。移植运动会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1994年普茨茅斯移植运动会后，这座城市当年7月至9月的器官捐献例数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42％，而英国其他地方的增长只有6％。 当年引进和发起“中国移植受者运动会”时，陈忠华教授正是受到了这些数据的“诱惑”。陈忠华自己是器官移植外科专家，手术台上的工作是他的本职。但是，现在他多数业余时间都在做宣传器官自愿捐赠的“义工”。 “看到那么多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等不到供体，任何医生都会想要为他们做点什么。”从2005年开始，陈忠华开始建立起民间性质的“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参加移植运动会的多数运动员都是因为与这个委员会的联系才结识移植运动会的。 “你可以去做一个调查，如果有人愿意去世后捐献器官，他该找什么部门。”陈忠华的意思是，在中国，公民自愿器官捐赠系统几乎是一个空白，而他负责的“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起步也仅仅3年，以个人有限的能力和资源艰难地发展。陈忠华的工作就是在这样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上起步:没有捐献系统，是由于自愿捐献者太少，捐献者太少，所以无法建立系统。“但是，如果不去动手，中国的自愿器官捐献就永远是零。” 为了组织移植运动会，陈忠华调动了全家人的力量，弟弟开车把会场上需要的物资，从武汉拉到上海。“势单力薄”的组委会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这个500人规模的运动会还是难免出些差错。“我们能理解，能理解。”一位从北方赶来的移植受者表达了他对组委会的理解。因为报名太晚，他没能参加比赛，但他还是自费赶来当拉拉队员，为的就是跟病友们一起享受运动的乐趣。 “2003年1例，2006年就成了24例。”陈忠华很喜欢列举这些数字，数字表示每一年“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委员会”接受到的自愿捐献者数量。陈忠华把数字的增长归功于移植运动会的感染力，而他从这些数字中读到了希望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