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人用智识启蒙世界，有人用道德感召世界，先生两者皆有大为。”来自茅于轼学生的评价与他这几年遭受的质疑很不匹配，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时期的结构性矛盾和扭曲的市场心理。
□本刊记者 吴小曼/文
不能说，非要说；不能做，非要做，经济学家茅于轼这几年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几乎在房地产、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遭遇炮轰，但他依然故我，并身体力行着“替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的主张，即使是他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品格端方令人敬重的人，正因为如此，他的“不识时务”也让某些人头疼。 黄金时代的幸福 说好30分钟的采访时间，结果聊了差不多1个小时，就在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说的“议政厅”茅于轼先生的家中。房子已很破旧，这里却是上世纪80年代“黄金时代”青年经济学者共同的精神家园。张维迎说他的很多观点，就是在这里被激发出来的。物换星移，当年他们中绝大多数已经从商或者从政，不再从事经济理论和改革政策研究，而作为长者的茅于轼，却在坚持最初的理想。 “在南沙沟小区，一住就是30年。”与外界的变化相比，老人的内心却很平静。这期间很多人已经换了大房子，买了豪车，茅于轼还住在这个简易但温馨的房子里，只是不再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里飞奔。 翻动书页的沙沙声，窗外行人的脚步声，使午后的书房显得格外静谧。夫人说先生的耳朵已不好使，你要说大声点。可我总怕打扰他的思考，每说一句话他都要沉思，然后简洁地作答，带着谦恭的微笑。 说起四川地震有人冒茅于轼大名在网上发表“纳粹都不如”的文章，他也只是好奇地问问“真的吗，说明言论的空间还不够大。”夫人却有些为他担心，“是不是有人要故意嫁祸于你，说你不喜欢政府。” 可见集体记忆很难从这一代人身上抹去，夫人对曾经的遭遇还心有余悸，茅于轼说现在已经好多了，即或是说了政府不好的话，也不会被随意划成右派。 对过往岁月，茅于轼说你们年轻人没经历过，不会有什么印象，对他们却不一样。他多次挨整、甚至划成右派，这可能是他坚持“市场经济”的原因。 “以前历次运动搞‘阶级斗争’，彻底把富人打倒了，这下好了，中国没有一辆私人小汽车，大家不敢当富人，当了富人不能入党，孩子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富人在当时成了被歧视的对象，结果就变成穷人国了。” 1979年，茅于轼提出“择优分配原理”，被学界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茅老则谦虚地说他没接受过系统的经济学知识，他的经济学就是悟，全是从生活中悟出来的。 张维迎说他1982年看完《择优分配原理》，兴奋地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说谢谢您帮我们指出了现代经济学的宝藏在哪里。 夫人说，茅于轼特别喜欢学习，他从年轻人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当年体改所的张维迎、张敢明、宋国青等青年学者一有时间就到茅家，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他们称茅于轼的书房为“议政厅”，茅于轼不仅从专业，也从做人上影响着这批人。 张维迎回忆说，一次他与体改所的同事约好在茅于轼的书房见面，宋国青却没有来，当时通讯不发达，年过半百的茅于轼竟骑了好几个小时的车，找到宋国青的宿舍，然后又骑车回来。其时宋国青正读《居里夫人传》，有感而发，说有一天，我要给茅先生作传，一定要用上这句话：有人用智识启蒙世界，有人用道德感召世界，先生两者皆有大为。 富人创造了财富 可就是这样一个在学生眼中为人为文都无可挑剔的人，近年来却因为房地产、公共保障领域的言论挨骂，甚至遭受道德上的质疑。专栏作家薛涌就指责茅于轼，“为富人说话，是收了他们的好处。” 问他觉得冤不冤？他笑笑说，“有什么冤的，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给你所爱的人自由，那是民主，给你不爱的人自由，那是宽容。”他知行如一，明知很多话说出去要遭人恨，可他还是要说，既要让自己发出独立的声音，也允许别人说话的权利。 茅于轼在公开场合说，也在非公开场合表达他的观点。他说在中国当一个企业家非常不容易，他们除了纳税，还要做其他的事。比如与政府勾结，这是中国的现实，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无法生存，这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不是企业家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为企业家做事，为穷人说话，天然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和个人好处，而我偏要为穷人做事、为富人说话，后果就是既没有好处还会带来骂名。” 作为市场经济学家，专业素养要求他们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所以茅于轼说，“是企业家创造了财富，是他们通过把劳动、市场组织起来、通过资源优化组合，才创造了财富。” “中国的财富靠企业家，不是工人、农民。”这显然会犯众怒，在西方会犯“政治不正确”的错误，可茅于轼还依然故我，得到的板砖不少，好在他不上网，博客也是别人维护。 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上不媚强梁，下不阿群众——乃真学者。”学者就应该从专业角度提供科学解释，而不应该根据大众的喜好做哗众取宠的事，不然就成了商人。 分裂型经济学家？ 茅于轼反对“经济适用房”，赞成“春运涨价”、“高校提高学费”，无疑都是遵循市场经济学原理，赞成他的人说经济学家不是伦理学家，可能会被口水淹没，却要讲真话，提供理性分析。 反对他理论的人说，中国市场早就是伪市场，殊不知铁路已是垄断行业、中国高校并没有市场化、房地产业存在大量腐败，当大众要求政府对这些行业加以限制时，这些市场派经济学家还在呼吁“用市场化手段调节”。 有评论家评价说，市场派经济学家在中国现实面前容易陷入“脸谱化”的劣势中，因为很多问题不是靠涨价或者降价，就能完成调整，这可能与转型期分裂的市场、扭曲的价值观有关。 而经济学家无疑是分裂型市场的代表，但他们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绝不会被淹没。当社会冷静下来后，也就是社会的主要结构性矛盾解决之后，他们会得到理性的评价。 除了情绪化的板砖，茅于轼的理论对手对他身体力行的实践还是不得不佩服。比如他创办“扶贫基金”、创办富平保姆学校、在北京为民工提供小额贷款等。都是他为“穷人做事”的具体体现。 用他夫人的话说他是真正的爱人，“对国家的爱、对人民的爱、对家庭的爱，哪一样也不少，所以他批评政府。为穷人做事，无非是想让社会变得更美好。” 这显然又超越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范畴，更像一个浪漫的人文学者，带着理想主义者的冲动。他说他突然发现“财富多了，社会问题却严重了，显然经济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近年他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自由主义”、“人权思想”、“政治改革”等更宏大的主题。 给所爱的人自由 “每天早上6点起床，然后读书、写作、思考。”夫人说他的工作强度比年轻人还大。茅老笑笑，说自己要还债没时间休息。他说他最大的爱好是听音乐、旅游，但有太多的事情羁绊。“现在还欠媒体一大堆稿子，几个月前就约好了的，可手上还有几个项目要做。” 近80岁高龄的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即使每天工作15个小时也觉得不够。除此之外他还要到外地讲学、为“扶贫基金”奔走。“有时一去就是好几天。”夫人欣喜中带着抱怨，“他总喜欢揽事，别人找他的事从来不拒绝，家里电话到处留，我真害怕有天来个坏人把我杀了。” 茅老听着，不发表太多的意见。夫人说他总把人往好处想，可她不，她宁可相信坏人多一点，“前几天我就被骗去了2000多元钱。” 很多冒充记者来采访的、或者来找茅老师帮助维权的民工等，让夫人很为先生的安全担忧，可先生依然不会停下手上的工作。问夫人会不会抱怨，夫人说难免会有一点牢骚，但不会制止他去做他喜欢的事。这是他们的共识，“给所爱的人自由，只要是对方愿意干的事情，通常都会支持。” 茅于轼露出欣慰的微笑，说起自己的婚姻，他一脸的骄傲。说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她是我幸福的来源”。 艰难岁月的相互扶持、平常生活中的鞠躬尽瘁，使两位老人变得日益随和、坦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