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亚财政》
陋规是清代官场“隐性福利”的主要表现形式，但“隐性福利”不止于陋规，比如上述故事中刘墉所享有的“隐性福利”就不属于陋规。 三、“一定也要做官” 2007年1月22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因受贿而被判刑的安徽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民，在其任安徽濉溪县县委书记的1995年夏天，曾与记者谈起他的“唐百万”的绰号，唐怀民说：“我也知道有群众私底下叫我‘唐百万’。到了我这位置，想不成百万都没办法。”他举了个例子：逢年过节，下面干部来我家，我总不能把他撵出去吧？来看我他总不能空着手吧？这么多乡镇、单位，一年10万20万也没什么奇怪的。
唐怀民在县委书记任上成了“唐百万”，按照他的说法，光是“逢年过节”下面干部到他家里送礼，一年10万20万是没什么好奇怪的。“逢年过节”送礼算不算贪污受贿？这要看什么情况。假如是为了买官什么的而借“逢年过节”的时机送重礼那应该属于贪污受贿，但如果只是一般性的“联络感情”，恐怕就不容易认定为贪污受贿了。一个县委书记一年光是下属干部“逢年过节”送礼就能成为“唐百万”，可见县委书记的“隐性福利”是很多的，某些腐败分子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就不奇怪，其中以“逢年过节”送礼的形式的收入应该是一部分。由于送礼的人太多，书记们大概也记不得到底谁送了、送了多少，这就成了来源不明的财产，而积少成多，其数额又很巨大，到了某一天被查处的时候，就成了法院判决书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据统计，截至2006年12月31日，全国行政区划中共有县级建制2860个，乡级建制41040个。（见行政区划网）平均下来，一个县分管14.3个乡镇。县委书记是县里的“一把手”，他的态度会影响乡镇干部的任免。假定一个乡镇的正副书记、正副乡长（镇长）平均是7个，那么全县就有100个。假如这些乡镇干部每次逢年过节只是给县委书记送瓶好酒、送条好烟，一年可能有几次，总共花费只有1000元，那么一个县委书记一年所得就有10万元。这还只是唐怀民所说的“这么多乡镇、单位”中的乡镇，还没有算上全县所属的单位，也没有算上县委书记自己住院、子女上大学、父母过生日等时节的送礼。由此可知，唐怀民说“到了我这位置，想不成百万都没办法”基本上是符合常理的。 唐书记想不成“唐百万”都没办法。这对于他个人来说，有这么多的“隐性福利”，已经超过法定工资，自然可以“工资基本不用”。现在的县委书记在一百年前是县令的角色，在大清帝国，一个县令一年得个一二千两银子的“隐性福利”是不难的，而他们的工资（薪俸）不过是几十两银子，加上几百两的养廉银，也远远比不上能得的“隐性福利”多；至于当时总督、巡抚之类的省级高官，他们的“隐性福利”更是以万两银子计，更是远远超过他们能得的薪俸和养廉银。 在18世纪初，广东巡抚的“节礼”（即一年四节——端午、中秋、春节三个传统节日和官员本人生日所收受的礼金），超过了10万两银子。（康熙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广东巡抚法海奏折）两江总督则表示，如果他愿意收，一年四节的“节礼”还不止10万两银子。（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折）那个时代的10万两银子，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相当于3000多万元。这就是说，一年光是收礼就成千万富翁了！ 有这么多的“隐性福利”，使得“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所以很多中国人和《官场现形记》中的王二麻子一样，“拿定主意，一定也要做官”。这，便是官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是中国人以当官为最佳职业选择的原因所在。 四、附生现象 做官能够给自己带来许多“隐性福利”。但是，如果当官只是给官员本人带来“隐性福利”，那么魅力还是不够大。“隐性福利”还有一种特质：可延伸性。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他的笔记里讲到这样一件事：某大官随从皇帝到热河行宫考察，不巧他的哥哥去世，他向皇帝请假回家治丧。他哥哥家里已经遍告亲友，吊丧的时间总共三天。而最后一天是该大官回到北京的日子。于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头两天没有一个人来吊丧，全部集中在第三天，从中央各部院大小官员，到那些和死者原先并无丝毫瓜葛的人，都因为该大官的原因而前往送礼、给死者磕头。由于来的人太多，以致车、马挤满了门前、巷子，数里之外就无法前进，只能下车步行而入。(赵翼《簷曝杂记》卷二、伍承乔《清代吏治丛谈》卷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