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亚财政》
武松最终没有被弄死，是因为“管营相公”（相当于监狱长）的儿子施恩运用了与“合法伤害权”相反的“合理赐福/利权”。施恩让他的老爸免了武松的一百杀威棒，再以好酒好肉款待，这些做法增加了武松的个人福利，使他觉得应该有所报答，所以武松帮他打败了“蒋门神”，夺回了“快活林”酒店。
高俅运用“合法伤害权”，林冲成了他的敌人，想方设法来报仇；施恩运用了“合理赐福/利权”，武松成了他的朋友，为了报恩而为他卖命。这就是“合法伤害权”和“合理赐福/利权”运用的不同结果。“合法伤害权”的运用存在很大的风险，而“合理赐福/利权”则不存在这种风险。 林冲因为性格不够坚硬、做事不够狠辣而导致了复仇机会的丧失，让高俅捡回了一条老命。武松是个狠角色，帮施恩夺回“快活林”酒店之后也受到了张都监一伙运用“合法伤害权”的陷害，但武松血溅鸳鸯楼，把张都监一家都杀了。林冲和武松的行动说明，实施“合法伤害权”是有风险的，只要对方不死，就要找机会报复。报复是否成功，一看能力，一看意志。林冲与武松武功各有千秋，都有报复的能力，林冲的失败只是在于他的性格不够狠、没有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合法伤害权”的运用要受到报复，这是因为这种行为以一方福利的减少做为另一方福利增加的前提，这种情况不可能形成双赢格局，终究有不少隐患，被伤害者会一级一级反映情况——从到省内的县、府、道、司衙门一级一级上控，一直告到北京——京控，弄得不好会出问题，所谓的“合法”最终会变成非法。如果走程序反映情况没用，那会走极端，像林冲、武松那样以血还血。所以“合法伤害权”不能轻易使用。因为它“伤害”的对象太直接，被“伤害”者不可能任你宰割。 因此，“合法伤害权”的运用既违背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有体现社会公正的法律法规和体现社会正义的舆论，实际风险也比较大，不太容易获得满意的效果。“合理赐福/利权”则不同，它虽然也以增加自己的福利为目的，但前提不是剥夺别人的福利，而是增加对方的福利，行的不是“恶”，而是“善”，这样在运用的时候就形成了双赢局面，因而比较容易达成协议。当然，它的运用之妙，在于两个字——“合理”，一定要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做得太过分，滥用这种权力，那就不是“合理”，而是“违法”了，最终还是会出问题的。从人类历史演进来看，“合法伤害权”的运用渐渐减少，而“合理赐福/利权”的运用则在增加。这一点从清代粤海关的事例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四、粤海关的事例 粤海关是清代的税关之一，设在广州。税关就是设在交通要道征收商业税的机构。广州是鸦片战争之前百年间大清帝国允许西方商人来华贸易的唯一口岸（即“单口通商”），粤海关的重要性也就可想为知。在1842年签定《南京条约》之前，粤海关的官吏们拥有对西方商人的“合法伤害权”，但在此之后，这种权力丧失，所剩的只有“合理赐福/利权”了。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1704年，一艘外国商船在粤海关办理完相关事务后准备回航，回航需要办理一个出关手续，“按例要送规礼给新旧任的海关监督和他们的仆役；当船准备开航时，它的出口执照被阻留了20天以上，据大班猜想，是海关书吏作怪；所以他们[在12月15日]送给他礼银100两，翌日他们便获得出口执照。”〔1〕这个事例中海关书吏运用权力为自己创造福利的做法非常典型。海关书吏只是运用了发放“出口执照”（出关通行证）的时间，你不交银子他就拖着不发，外国商船在广州多待一天就要多花掉不少银子，更重要的是可能错过了回航的季风，为了让海关书吏给他们“出口执照”，这只外国商船的主事者在等候了20天之后总算是开了窍，送了100两银子后第二天就拿到了“出口执照”。粤海关书吏的这种做法可以看作是运用了“合法伤害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