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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亚财政》
与李慈铭同时代的何刚德（1855—1936）曾经任吏部考功司郎中，他也有与李慈铭相似的体会。何刚德说，地方官给京官送炭敬、别敬都是看人下菜，趋炎附势。本来，地方官送炭敬，是“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就是说，送不送炭敬，除了官位，还要顾及一点交情。而“后来渐重官阶而轻交情矣”，慢慢的就只看官位而不怎么看交情了。至于别敬，“光（绪）、宣（统）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春明梦录》卷下）就是说，别敬只送给那些手中有权的大人物，小官（末秩）和不重要的岗位（闲曹）连残羹冷炙都没份了。所以官越大，越有实权，你的好处也越多，小官和没有多少实权的人就只好被人冷落了。在北京，那些五品实缺之下的各类小京官，“沾丐”都不容易，怕是真要受穷了。 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大一级的待遇也会气死人。李慈铭任户部郎中的上司——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的状况就大不一样。光绪五年，王文韶任户部左侍郎，并入值军机处（相当于军委委员），他的正式工资也不算多（见于记载的仅秋俸银46.5两，其他三季应当差不多），一年还不到200两，就算它是200两吧，工资外的补贴——“饭银”却高达26373.02两（据王文韶日记统计），平均每月约2000两（该年有闰月，按13个月算），是工资的130倍。 由此可见，所谓京官的穷是一种权力结构性的穷，关键是看你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靠捐钱买官而处于“行走”和候补地位的没有实权的小京官，哭穷是必然的。 四、穷京官的阔日子 京官，特别是下层京官的日子不太好过，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然而从京官的实际生活来看，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差。李慈铭的日记显示，他本年的日子过得很好，很有品味，质量很高。按照前述张之洞的说法，京官即使生活“十分刻苦”，每天也需要一两银子的花费。但是，张之洞所说的“十分刻苦”到底是个什么标准呢？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表明，清代的老百姓一家一年如果有几十两银子的花费，已经算是小康水平了，并不至于“十分刻苦”。而京官一年花费300多两银子才算是“勉强自给”，显然这是持着不同的生活标准。官场上的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显然与老百姓不一样，他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官员本人养尊处优自不必说，出门讲排场才有面子，这些都需要花费。李慈铭本年度的花费中，做为基本生活不可少的花费并不太多，也不过是二三百两银子，并没有超过张之洞所说的300多两的标准。试想住着一处大宅院，年租金也不过是72两银子，只占到300两银子的24％，刚好相当于现在北京一个年薪10万的白领租住月租2000元的一个普通二居室的花费。反过来说，如果把房租看作物价的标准，那么当时一年花300两银子就相当于现在花10万元钱，而现在一年能花10万元生活应该算是很不错了吧！ 李慈铭本年的花费高达2000两，是张之洞所说的300两的六七倍，如果按房租算，则相当于现在六七十万元，这自然是超标准的高质量生活。其实李慈铭的支出单上如果删去那些不必要的费用，有个六七百两银子日子应该说是过得去了。而六七百两银子的收入，即使没有书院的1000多两束修，光靠薪俸、馈赠、印结银三项已经足够。馈赠和印结银虽不稳定，但每年几百两的银子还是有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京官的穷是假的。京官的穷，与他们的生活态度有关，是因为他们要求过体面的生活所致。 李慈铭的生活态度从许多小事上可以看出来。李慈铭是行必有车，本年唯一一次因为自己的专车被小老婆所用，来不及接他，需要走路回家，他便大叹苦经。六月六日，几位朋友邀他到什刹海庆和堂吃饭，时当盛夏，“赤景方中，车行如坐炽甕”，他开始后悔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出来，自叹“历十余里赴诸少年之约，六十老人亦太多事矣”，又说自己“平生简绝交游”，还赴这样的宴会，“尚有此恶剧酬应，可笑也”。他的心情好转，是因为吃饭的这个地方风景极佳，“地展胜绝，花事方浓”。六月正是什刹海荷花盛开的日子，是京城赏荷消夏的佳处。李慈铭继而关心起旁边的一座房子来，“比邻一楼，晶窗华敞，钗光鬓彩，满倚朱阑，尤觉池沼增妍，人花两艳”。他感叹自己工资太低，住不起这样的好地方，“闻此宅近归都统荣禄，月以六十金赁之，安得俸过十万，移家其间耶”。仅仅是天气热了一点，让他出行受了一点辛苦，他就觉得满心不愉快，而看到好房子，他就觉得如果自己也能住进去有多好，李慈铭的生活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