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公”经费公布后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再一次让我们将视角投向财政预算管理改革上。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看到了对民意的正面回应，也看到了制度改进的努力。
从2011年的10个试点部门，到今年除个别特殊部门之外的所有省级部门都要公开“三公”经费，“可以说，预算决算公开是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陕西省社科院政治与法律研究所副所长郭兴全说。 《城市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城经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降低行政成本，建设廉洁、高效率政府。结合党的十八大，以及刚结束的两会，请你谈谈“三公”经费公开的意义和影响。 郭兴全：党和政府反对腐败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降低行政成本，建设廉洁、高效率政府。为实现此目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首次答中外记者问时，对新一届政府约法三章：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李克强总理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 “三公”经费监管缺失最容易滋生腐败，易受群众诟病，败坏了党风和政风。因而，党和政府先从“三公”经费的公开入手，让权力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运行。公开“三公”经费，一方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是建立廉洁、高效率政府的第一步；另一方面，从制度层面对“三公”经费的管理进行规范和约束，有利于转变干部和机关作风，提高政府公信力。 城经报：从2011年开始，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逐渐推行。陕西当初只有10个试点部门，除个别特殊部门外，目前确定公开的有102个省级部门。结合这几年“三公”经费公开的情况，请你谈谈这几年出现的一些变化，有哪些值得肯定的地方？ 郭兴全：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公开范围不断扩大，覆盖更广。2011年陕西只有10个省级部门试点公开“三公”支出，成为当年继北京后，全国第二个公布省级部门“三公”经费的省份。2012年，陕西公开“三公”支出的部门扩大到43个。2013年，陕西公开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的省级部门达到102个。陕西省政府表示，到2014年，力争市级部门全面公开预决算；各县区扩大试点，将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公开推向深入。二是公开的内容不断扩大，更便于监督。在试点期间，主要公布“三公”经费的支出情况。随着试点经验的积累，不仅公开支出情况，还要公开预算，年底还要公开决算，从源头上可防治腐败的产生。三是公开的成效已经初步显现，值得肯定。省级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得到有效遏制，出现拐点。按照李克强总理“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陕西已经从预算开始不断收紧，可以预计，随着“三公”经费支出的不断下降，财政收入增量部分将能够更多用于民生领域。 城经报：从“三公”经费公开的初衷来讲，你觉得如何能让公众更好、更清楚地看清政府部门公开的这些内容？你对“三公”经费公开的推进有何建议？
郭兴全：“三公”经费的公开，主要是为了遏制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乱象引发的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势头。从前几年陕西“三公”经费公开的情况看，今年比以前更为透明，本身就是一大进步。但是，这个进步与公众的期待还有差距。比如有些部门公布出来的预算是根据财力状况编制的，而不是真正所需的数额，往往过于笼统、宏观，没有明细。如果预算编制没有科学的依据和明确的制度，就会为权力的滥用留下空间。 基于以上认识，进一步发挥“三公”经费公开的作用，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力。首先，有必要制定较为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经费预决算制度，如会议经费的管理办法、出国出境经费的管理办法等以及公务用车的标准、配备的数量等，都要细化规定，从制度上遏制“三公”经费难以降下来的势头。其次，在现有制度下，编制“三公”经费预算，从严掌控，不搞部门和个人特殊化，应该明确经费的控制目标，比如几年下降到占财政收入的一定份额，应有一个具体目标。当然，经费的下降，不代表政府服务水平跟着下降，这是一个前提。最后，以“三公”经费的公开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公开的范围和内容，使所有财政经费使用单位和所有使用项目都公之于众，确保每一分财政资金都能发挥公共功能，而不是成为一小撮腐败分子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