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将来非公募基金会的大批出现会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拐点。
撰稿·邵乐韵
比尔·盖茨退休不让人意外，因为他在两年前就宣布过退休日程。 比尔·盖茨要投身慈善也不让人意外，因为他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履行慈善职责。 让人意外——特别是让中国人议论纷纷的是，盖茨准备把市值580亿美元的家产统统捐给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也不留给子女。而今年4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打算给孩子们每人留1000万美元的。 中国人是习惯为子孙积财的，盖茨的行为确实伟大，却似乎伟大得让人看不太懂。不过，如果了解一下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背后的文化，也就不难看懂美国富人为何如此热衷慈善，盖茨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为什么是美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教授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美国的基金会，在研究美国２０世纪为何能走向富强时，进一步发现了现代公益基金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走访，资教授在2003年推出了著作《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改版后名为《财富的归宿》。 资教授发现，除了国家立法之外，公益事业在维护社会效率和公平两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事业从20世纪初开始发展，它与传统的慈善事业和西方教会的目标不同，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讲究系统、科学地用钱，追求治本之效。 根据资中筠教授的观察，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拥有物质基础。大型基金会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20世纪初期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工业化突飞猛进，整个社会财富积累迅猛，在这过程里面就出现了各种财团，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金融大王等，为现代公益基金会的诞生作了铺垫。 其次，美国文化赞赏个人发家奋斗精神，没有为子孙积累财富的观念。对于完全是承继祖上的财产而自己却无所事事的人，社会是不会给予很高尊重的。 再次，当时社会上形成了反对和讽刺摆阔炫富的舆论，社会批判力量相当强大。进步主义思潮对于政府的腐败和财力的巧取豪夺不断地揭露，对富豪形成了一种外部压力。再加上美国尊崇平民主义，具有强烈的追求平等的倾向。 另外，由于美国人的先祖辈是欧洲移民，在那种艰难的生存环境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团结互助的传统。 除了社会和时代背景因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基督教传统。美国现代慈善基金会的创始人和高层管理人员无不是虔诚的基督徒。《圣经》中多次出现这样一句话：“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句话对美国钢铁大王、美国私人慈善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安德鲁·卡耐基的影响甚大，因而在其著作《论财富》中写到“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之后，比尔·盖茨又成为卡耐基的崇拜者，决心生前就把钱全部捐光。 制度是慈善的保障
资中筠教授指出，美国的税制改革，对公益事业的推广也有着密切关联。 慈善基金产生后，美国政府于1917年出台了相关的退税政策鼓励捐赠，不是很有钱的人也可以从自己的工资中捐出一部分来免除自己的所得税，即使是捐旧衣物也可以要求减税。久而久之慈善观念就深入人心。 20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约85%的慈善捐款来自普通民众，每年有30%的慈善捐款直接从工资中划出。2005年，美国人的慈善捐助达到2603亿美元，人均捐款达878美元。 一方面是鼓励，另一方面，政府也在背后监督非营利组织是否在按规定办事，不允许他们出现乘机逃税，或者将善款挪作他用的情况。 当然，美国的这套法律制度也是经过无数次听证会和几十年的修改才趋于完善的。 现在执行的税法基本上完成于1969年，称为税收法的501c3。这款法律专门管非营利组织，包括享受免税待遇的非营利组织。它定义了什么是非营利组织，什么叫公益组织，然后规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最不可以做的就是参与政治活动，即不能用受捐的钱搞竞选、游说等。一般大型的基金会都有自己的股票实现增值，有专门的人管理这些增值，但是法律规定不能用这些钱来炒股赚钱，而且基金会必须每年用去资产的5％。 资教授在美国考察的时候发现，美国慈善基金的透明度很高。资中筠到纽约的卡耐基基金会访问时，曾询问过他们每年的资产有多少，那里的工作小姐当即就打印出了一份很详细的报表。 正是这种透明度保证了基金会的较少腐化。带给中国的启示由此可见，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还是有赖于民众的力量和制度的保障。 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是西方慈善立足之本。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中国要达到这个程度，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程。不过，将传统融入现世，可能是中国式慈善的方向之一。 杨团列举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两大标志性事件，一个是1998年的抗洪救灾，另一个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慈善事业写进了中央决议，写明“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构成”——这是他去年的观点，换作今年，应该还要算上抗震救灾。 这些例子可以看作是全民慈善意识提升的写照。 曾担任过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常务副秘书长的杨团曾对这20年的中国慈善事业做过这样一个总结：观念有进退、制度未突破——观念上，进的是全民慈善意识普及，退的是慈善的民间性；对慈善事业的定位开始是政府工作的重要补充，后来就变成社会保障重要的组成部分。慈善的属性和做事的方式越来越官方化，成为政府主导的社会公益事业。 他预言，将来非公募基金会的大批出现会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拐点。 现在对于想在中国登记注册的NGO、NPO来说，最大的难题是找主管单位，主管单位都是政府或者准政府机构，例如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找了中国卫生部作它的主管单位。杨团对这些NGO、NPO的建议就是“绕道走”，寻找其他途径来合法保护自己的权益：一个方法是利用网站，它也是一个组织，备个案就能开展活动；第二个就是基金，因为基金不算正式企业，可以挂靠在各级组织下面。当然，也不排除企业登记和香港登记的方式。 NGO（非营利性组织）信息咨询中心董事长商玉生一直关注着我国NPO组织的发展。他曾经在2003年的《中国青基会通讯》第8期发表了《我国基金会的现状及体制分析》。 文中认为，从中国基金会基金来源及基金运作的效率看，中国基金会资产规模小、本金少；基金本金保值增值渠道单一、风险大、限制多、效果差。“中国基金会中，以巨资投入设立、利用本金开展工作的资助型基金会不多，而且由于基金增值困难，致使这种基金会工作很难；而以项目筹资的“过路财神”式的基金会相对来说，还都能开展工作。这种基金会多数属于运作型基金会，即自己筹资，自己进行项目运作。这必然造成工作成本高，和有时会发生监管不严等不良现象。而且也存在可持续性问题。 从基金会发展趋势上看，建立必要的本金并逐年增加，对基金会的长期发展和战略目标的实施是必要的，所以，一些过路财神型基金会也在用心扩大本金，至少能作到有一定数量的本金沉积，以便增加使用运作本金的收益开展工作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