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现有乱象，其实多年前已露端倪。
撰稿·周小瑛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乱，让蒙古执政当局猝不及防。 前苏联时期建造的蒙古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党部大楼这次成了骚乱席卷的中心，持续了一整夜的大火直到7月2日早晨才被扑灭，建筑物全部被烧焦。 表面看，这次骚乱似乎聚焦在政党间的权力斗争上，但事实上，严重的经济衰退才是乌兰巴托骚乱的诱因。蒙古经济结构单一，能源、居民生活必需品主要依赖进口。负责蒙古90%原油供给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在过去三个月里两次提价，平均每次20%。去年以来蒙古国内小麦价格上涨近一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蒙古国内贫富差距正迅速扩大，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3，三人之中就有一人赤贫。 一年前，笔者曾去蒙古考察，所见所闻，虽然只是浮光掠影，但足够说明现有的乱象，其实多年前已露端倪。 乌兰巴托脏、乱、差 乌兰巴托是一座带状的城市，市中心的南北方向只有5条马路，它们逐步向东西两头压缩，最终压缩为一条出城的公路。其形状像一只纵剖面的橄榄，市区在铁路以北，南面是图拉河和草原。城区以北就是贫民窟，乌兰巴托的大部分人口住在那里。接待我们的导游唐果介绍说，乌兰巴托20多年来没有建一条新马路，甚至连旧的都没修过。 我们徜徉在乌兰巴托，发现很多地方人行道已变成了沙丘，到处是城市垃圾。轿车很多，但绝大多数是日本和韩国的二手车，把狭窄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掀起滚滚尘埃。公园和绿地无人管理，杂草丛生。新建筑不多，只是在少数地方点缀了几栋高楼，据说那是富人住的公寓。更多的住宅还是过去苏联和中国帮助建的，唐果说，那些楼也已20多年没修缮了。 蒙古当局一直把乌兰巴托北郊的乡村视为身上的“肿瘤”，想除也除不掉。现在这个“肿瘤”长大了，远远大于乌兰巴托市区，并把后者包围、吞噬了。乌兰巴托已经谈不上所谓的首都形象，剩下的只有“混乱”两个字。无数的蒙古人在乌兰巴托近郊的山坡上自己划一块地，用木板钉一圈围墙，就可以在里面盖房或搭蒙古包，拉根电线通上电，就算把家安好了。根本没有购买地皮的概念。大家约定俗成，门前留路，于是那些乱七八糟的路就纵横交错地自然形成了。 这种自然形成的贫民窟群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规划、没有基础设施，蒙古包和木头房子横七竖八，任意堆积。泥泞的土路几经汽车碾压，下面的石头就翻出来，变得坑坑洼洼，下雨到处是水塘，简直无处落脚。更严重的是几百平方公里大的居民区竟然没有上下水道。这种事情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 居民用水靠水车送。他们所谓的“井”就是带蓄水池的小房子，水车从后面进水口把水倒进水池，老板在前面持橡皮管零卖给居民，每公升半个图格里克。居民每天带着水桶在水井旁排长龙，等候水车的到来。有时候等一天水车都不来。有时候排到头，水卖完了，几小时白折腾。 蒙古人自古以来过着缺水的生活，非常珍惜水，洗脸只用几滴水湿湿脸；洗衣服只用一遍水；洗碗用水捞一捞，再用布揩干，那块布被油腻染得墨黑，一直用下去；喝酒喝饮料十几个人用一只杯子；至于洗脚，对不起，没有这种习惯；洗澡必须去澡堂，但又是无尽的长龙…… 没有下水道、没有环卫车来装垃圾的城市是灾难的渊薮。下雨时水从山坡上冲下来，南北方向的路就是排水道，经过常年冲刷，路的中央就变成了沟。汽车怎么开？但又不得不开。在这种路上坐汽车是活受罪。这种路还能维持多久？谁也不知道。 水冲下来了，就汇到东西方向的小河里，再流到南郊的图拉河去。这些小河容量不大，遇到暴雨就泛滥成灾，水一直淹进附近居民的家里。天晴了，小河里的水又退不完，便与常年积淀在那里的垃圾混在一起霉烂发臭。更为严重的是百万人的粪便无从排放，只好每个庭院里都挖两个坑，一个是粪坑，一个是污水坑。因为山坡上的土质属于砂砾型，吸水性很强，夏天粪便和污水都渗下去了；冬天则结冰，坑满了，冰粪要用铁器凿出来，装车运走。冰粪非常坚韧，清除它得用钢凿和大锤，专业要求很高。乌兰巴托就这样地被几十万只粪坑和污水坑包围着，不少人家还种菜、养动物，人粪、畜粪、污水使苍蝇蚊子大量孳生。我们多次去朋友家做客，端上来的面包点心，有时会粘上苍蝇，吃还是不吃？真是一个严肃的难题。 乌兰巴托作为首都，居然是没有管道煤气供应的，居民做饭夏天用电，冬天烧煤。冬天很冷，常常零下30度，必须不停地烤火才能维持室内温度，因此燃料是个大问题。好在煤炭比较便宜，冬天一车（5吨）15万图格里克（约人民币1000元），夏天半价。穷人在夏天就要张罗冬天的事了。市区个别小区有暖气供应，价钱很高，一般人享受不起。 贫富悬殊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着。现在蒙古的经济命脉基本掌握在少数寡头手中。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市场经济初期政府的大官僚和他们的子女。他们攫取财富的手段和俄罗斯大亨如出一辙。乌兰巴托常见的富人都是靠走私汽车致富的，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倒卖外国（主要为日、韩）旧车，发了大财。现在时兴的是大量地倒卖中国商品，又涌现了大批富人。 当地人有一种风俗，有了钱必定在郊区建别墅，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第二套房。蒙古人把它叫做“拉格里”。他们每年到了6月底就要住到那里，直到8月底回来。这是一种习俗，人们又常常以此炫耀着个人身份。 我有机会到乌兰巴托北郊巴音伯勒克去观光他们的别墅区，真是开了眼界。汽车开出“七站”向北，一路上两边都是别墅，各式各样，五颜六色，全是欧式的，漂亮极了。蒙古人很有创意，他们自己画图设计，有的两层，有的三层；有的大，有的小；有的红顶，有的蓝顶；几乎没有同样的。五六千栋别墅散落在公路两旁，绵延几十公里，东西两边是山，山上有森林，蓝天白云之下，各种颜色的屋顶交相辉映，如入童话世界。 到了巴音伯勒克，我们走进一家蒙古包休息，主人说，他常年住在这里，受雇于富人，替他们看守别墅。主人夏天来，秋天走，平时没人，由他们保护别墅不被破坏。他说，愈往北风景愈好，别墅更多，一百公里以外还有。这就是目前蒙古富裕阶级生活的写照。现在，稍微攒了点钱的人都想建别墅，靠别墅吃饭的人很多，便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拉格里”经济，每年为蒙古的GDP做出不少贡献。夏天的早晨站在“七站”附近的公路边，可以看到几千辆汽车从别墅区开往乌兰巴托，颇为壮观，他们是去上班的。晚上，他们又开回去。 和北郊的大面积的贫民窟比，他们算是生活在天堂。 市场经济软、乱、散 蒙古有156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只有280万，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只有一个半人。按理说，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的空间应该很大，但不知何故，蒙古的经济自从“民主化”以后一直萎靡不振。 我们一到蒙古，朋友就告诉我们，蒙古是低工资、高消费。他说，一般人的月工资不超过人民币四五百元，但是物价比中国高得多。后来，我留心他们的物价，发现粮食最便宜，只比中国略高，蔬菜和水果比中国贵得多。衣服、鞋类、日用品、文具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当然要比中国贵。就以蒙古自己生产的肉类来说，价钱也不便宜，跟中国差不多。超市里的东西都比中国贵。 蒙古人最爱中国几元钱一瓶的廉价酒，但市面上买不到。他们只要到中国的二连浩特，一定喝得酩酊大醉。因为那里的酒在他们看来实在太便宜。走进老百姓的家，发觉他们的生活相当艰难，比起20多年前差得多，很多家庭没有电视机，很多穷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究其原因，直接的因素是畜牧业萎缩。由于气候变暖，这些年来，蒙古频遭旱灾、雪灾、雹灾，畜牧业损失惨重，牲畜大为减少。再加上畜牧业私有化，很多人失去牲畜，流向城市。牧区大量牲畜被盗，破不了案，也促使一些牧民离开乡村。 我们从乌兰巴托向东到肯泰省向西到前杭盖省，横贯蒙古腹地大草原，长驱１000公里，发现他们的羊群的确比以前少多了，每个羊群的规模也小得多。因为载畜量骤减，草原生态状况反而变好了。蒙古肉类价钱如此之贵，原因就在于牲畜群大大减少。
蒙古的金融业已经自由化了，银行都是私人的，较大的有五六家。记得它们叫高勒姆特、可汗、哈斯、卓斯、贸发等，到处做广告拉生意，竞争相当激烈。以前，发生过多起银行破产的案子，老百姓损失惨重，那是官僚和奸商勾结起来坑害老百姓。最近好一点，但是，老百姓还是很害怕哪天又出事。蒙古币图格里克曾经和人民币等值，苏联垮台之后，他们失去了援助，物资匮乏，通货膨胀，币值大跌，现在148图格里克才能换1元人民币。通货膨胀是一件非常坑害老百姓的事情，接待我们的老华侨王世荣先生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20多万图格里克的存款，时值20万元人民币，可是90年代初一夜间贬成了1000多元人民币。他气得中风。事实上，像他这样财富一夜被吞噬的人多得不计其数。 蒙古的财政危机已经十分深重，他们的路似乎愈走愈窄。目前，其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濒临崩溃。退休者的养老金少得可怜，只能说意思意思了。笔者采访的一位朋友曾是工人，每月只拿27000图格里克（合人民币180元）。另一位被采访者做过中校警官，每月拿50000图格里克（合人民币330元）。乔巴山大学一位汉学家兼教授拿最高的养老金，每月70000图格里克（合人民币460元）。还有一位朋友是蒙古著名的女歌唱家，她的养老金是每月40000图格里克（合人民币270元）。和我同行的中国人都感慨地说，考虑到他们承受的物价比中国贵得多，他们的收入实在太少了。就这么一点养老金想拿到也不容易，每个人的养老金都要经过法院的审查和判决，手续繁复得不得了。老年人拿这点钱是不够生活的，他们都要另找工作，以求补贴。 蒙古，在经济衰退的泥泞中跋涉着。那是它转型期的阵痛，作为睦邻我们真诚地希望它尽快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