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汪丁丁 许多年后，我仍喜欢《杜威文选》年的这段文字：“实用主义和工具的实验主义强调个人的重要地位，个人才是创造性思想的承担者、行动者和应用者......个人的心灵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只有个人的心灵才是那个使传统和制度发生变化的器官......美国生活中那种片面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在我们的实践中留下了它的印迹。不论从不同的观点来看它是好是坏，它已把欧洲旧文化中的那种审美的和固定不变的个人主义变为一种能动的个人主义。” 谁知道呢，也许我们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国有的或民营的，永远无法避免沉入“官僚化泥沼”。因为，自秦废封建立郡县以来，2000多年，我们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地有一种官僚化的倾向。如希克斯（《经济史理论》）所论，伟大王朝的更迭，几乎总是中央财政枯竭所致。类似地，大企业的覆灭，直接原因是财务状况的恶化，深层原因是官僚化。也因此，有效资本市场的功能是重新组合管理团队从而瓦解大企业官僚化造就的僵硬外壳。 只在国家主管（企业主管）坚持开启民智（鼓励创新）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日积月累并且积重难返的官僚化是多么严重地阻碍着变革，以致旨在改善旧系统的努力尚未萌芽就已被扼杀。他们要么与外来力量联合颠覆旧势力，要么放弃初衷投入旧势力的怀抱。这就是杨小凯在改革初期曾向“体制内变革派”提出的警告。今天，他很正确，当初参与改革的精英们，要么与外来力量联合了，要么成了旧势力的一部分。 将“制度”与“心灵”视为互动着的两面，我们很容易就可承认上引杜威的论述是正确的——只有个人的心灵才是改变制度和传统的器官。假如我们不幸生活在积重难返的官僚化了的制度（以及传统）之内，如何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让它重新鼓起创新的勇气呢？这是一个问题，一个中国人的问题。 基于我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个体很少获得反抗制度（以及传统）的勇气，或许我们也不应期望他有这样的勇气。可是若没有人获得勇气，制度变迁是怎样发生的呢？不论你是否相信过金观涛的“超稳态结构”假说，或相信过其他任何可导致中国社会的超常稳定性的假说，反正，你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较之其他社会是超乎预期地稳定的。制度如此顽固地拒绝变化，在杜威的立场上推测，个体的心灵必定是极端地受着制度的压迫，或麻痹，或压迫以致麻痹。 回来解答我们的问题——心灵如何获得创新的勇气，当制度极端地压迫以致麻痹了心灵的时候。我的初步解答：此时心灵只能依赖于传统内部能够激发出来的道德力量，否则，假如传统竟然丧失了全部的道德力量，则承载着那一传统的社会的覆亡就不可避免了。 这当然很艰难，因为既存制度早已与传统之内与它相适应的部分结为一体，结为“攻守同盟”，结为“社会主流”。心灵反抗制度，如果我的初步解答是正确的，心灵能够反抗制度之前，必须在传统之内寻找能够支持反抗的道德资源。我相信，凡生命力一息尚存的传统必有足以反抗自身的道德资源。
传统具有这样奇怪的反抗自身的性质，在黑格尔（或杜威）看来绝不奇怪，那正是所谓“否定之否定”，也叫作“内在紧张”或“张力”——自然和社会系统得以自发演化的动因。当然，简约地看，这也就是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表述的“事物发展的规律”。其实，心智的演化也服从着同样的“规律”，源于我们内心的种种冲突激发我们努力，一方面缓解冲突，一方面让心智成熟。 今天，我们看得十分真确，文化传统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因为是“过程”，熟悉传统的人，可以从传统的不同演化阶段找到不同的思想资源和道德资源。例如，孔子找到的是“三代”道统资源——五百年自尧舜而至成汤，又五百年自成汤而至周公，再五百年自周公而至孔子。儒家传统在孔子死后逐渐僵化，经历了两次大危机而至清末，目前正在西方文明冲击下经历第三次大危机。 传统的僵化，就意味着传统内的个性被过分地压抑了，所谓“礼教吃人”。破除传统僵化，很可能意味着革命，例如上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这样的政治运动和“打倒孔家店”这样的文化运动。不如此便不能开启个性，这是激进主义的理由，是它广泛流行的理由。 当岁月终于让我们能与20世纪保持一段恰当的反思距离时，我们意识到，激进主义或许是它留给21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政治遗产。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不纠缠在激进与对抗激进的各种思潮之中。一方面，我们生活在革命运动之后的反革命时期；另一方面，我们的头脑难以摆脱革命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牢笼。 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寻求传统资源以反抗传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