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世界是平的，中国怎么办：下一代企业》
表2?5从中国内陆一个省份运送一个集装箱货物至美国内陆的费用 起止地点物流费用US$ per TEU比重 从中国内陆工厂至港口2 30063% 中国港口周转2005% 海上运输75021%
美国港口1504% 美国港口至目的地2507% 合计3 65010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 为什么服务业会如此落后？ 首先，一批支柱性的服务业仍然处于政府垄断或受到过度管制。比如电信、铁路、民航、城市供水、供电、供暖等行业，进入门槛非常高，将大多数潜在的投资者拒之门外，不仅外资和国内的私人资本，甚至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都难以进入。市场化的春风难以吹进这些垄断性的行业。服务业的国有比例远远高于制造业。目前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仍占60%左右，大大高于工业的同一比重。服务业44个大行业中，除餐饮、房地产、旅馆、租赁、娱乐业5个行业外，其他39个行业国有投资都占到50%以上，其中20多个行业高达90%以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在服务领域远未形成。更有甚者，在行业管制机构和行业的垄断巨头之间形成了一个“政企同盟”，权力保护着垄断利润，妨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博弈规则，而且导致寻租盛行，规制机构难以保持独立公正。结果，服务业部门的资源流入不足，相关的服务供不应求、价格昂贵、质量较差。中国消费者协会曾经公布了“公用服务行业消费者评议”结果，消费者对供暖、供电、银行、电信、有线电视五大公用服务行业均表示强烈不满：供暖，住不住都得缴费；供电，计量误差大得令人质疑；银行，排队往往要排一个小时；电信，垃圾短信扰民不断；有线，报停不退剩余费用。 其次，事业单位改革相对滞后。中国是大国中实物资本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却在近年来不断减少，这将极大地损害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社会服务体系供给数量极其有限，无法覆盖所有的社会群体，不能为市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良好的保障。世界银行2004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关注教育、医疗卫生、供水、排污和电力等基础服务如何能惠及贫困人口。据该报告统计数据，在1995～2000年间，我国每千人仅拥有1.7名医生和2.4张医院病床，住院率仅为4%；而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1.9名、3.3张和6%；高收入国家平均值为3.0名、7.4张和15%，中国的这些指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风险分担机制的缺失和高昂的医疗费用造成了医疗保健消费的严重不足，以及人口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中国的义务教育完成率仍比较低，很多适龄儿童(主要是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偏远地区)享受不到最基础的九年义务教育。据统计，2000年至2002年，每年有500多万适龄儿童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前就离开了学校，形成了农村地区低素质人口的大量沉淀。 再次，中国服务业的落后，还受到产权保护等制度安排的制约。陈志武教授写过一篇《中国人为什么只有卖苦力》，他认为，关键就在于物质生产对于制度的依赖性不那么强，而服务业对制度的依赖性就非常强，正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安排有问题，所以服务业发展不起来。秘鲁经济学家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指出，在整个第三世界和转轨国家，穷人掌握但是并不合法拥有的房地产的总值高达9.3万亿美元，这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和转轨国家在过去10年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0倍，是所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援助总额的93倍。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的资产是死的资产，无法流动并创造出新的价值。土地无法用来抵押，房屋无法用来出租或销售，资产无法流动便会变成一潭死水。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富裕起来？关键在于它们找到了能够释放出资产潜能的完善的产权制度。但是，和诺斯等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索托特别强调指出，产权制度的意义不是保护所有权，而是保护所有权的交易。如果单是为了保护所有权，黑手党也可以保护所有权，但是只有完善的产权制度，才能够将资产中蕴含的价值提炼出来，并使其标准化，确认交易双方的责任和权利，并方便对资产不断地进行拆分和组合，最大限度地促成交易的形成，让资产交易超越了家族、亲友的狭小圈子，使得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可以放心地进行资产的交易。 第四，工业生产方式落后，也导致对服务业的需求不足。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产品，竞争策略主要依赖成本优势和价格竞争，在价值链条中处于附加值较低的组装装配环节，物质材料消耗占产品成本的比重较大。大部分中国企业仍然普遍采取自研、自供、自产、自销的传统一体化经营模式，独立的研发商、设计供应商、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以及各类专业中介服务商凤毛麟角。此外，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由于劳动用工体制僵化，社会负担较重，业务调整和人员精简还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这也导致对外包服务需求不足，束缚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第五，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发展的规模和结构也取决于城市化水平和城市规模结构。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实现“规模效应”，即只有在人口集中到一定的规模之后，服务企业才能盈利。这就是服务业往往集中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原因。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67%是236个地级以上城市创造的，超大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是52%、特大城市是46%、大城市42%、中等城市38%、小城市34%。尤其是高附加值的新兴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会计法律、信息服务，往往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比较发达。但是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一直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现存制度中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尤其是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限制，导致了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和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这也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