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金融机构贷款和资产组合结构调整有喜有忧
中国投资驱动的新一轮快速增长，主要是通过贷款实现的。截止2004年5月末贷款存量、流量的增长轨迹与结构变迁表明：宏观调控效应开始显现，贷款在增幅放缓中出现了结构调整；但金融机构贷款和资产运用的总量变动和结构调整，也隐含着金融机构的资产组合受到中国金融结构以银行为基础的制约，隐含着长期风险的潜在提高。
1. 在总量上，新增贷款同比少增、贷款余额增幅明显放缓，贷款余额加速增长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
2003年，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增长21.4%。2004年前5个月，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新增1.27万亿元，同比少增801亿元；5月末余额达18.25万亿元，增长19%，增幅同比降低2.4个百分点，比4月末降低1.4个百分点。
2．在期限结构上，一是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同比少增、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新增贷款期限拉长；二是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中短期贷款占比进一步下降、中长期贷款占比进一步上升，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中短期贷款增长快于中长期贷款增长的趋势得以延续，中长期贷款占比低于短期贷款占比的幅度的收窄趋势进一步发展。
3．在资产运用结构上，1997年至今，一是人民币短期贷款余额中农业占比除2000年外稳定上升，商业占比除2001年外持续下降，工业占比在波动中自2002年开始下降，建筑业占比在2002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其他短期贷款占比除1998年外稳定提高；二是人民币中长期新增贷款中，基建贷款占比逐步上升，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其他中长期贷款占比在上升中于2004年前5个月回落；三是贷款向发达地区、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集中的趋势更趋明显。
在金融机构短期贷款余额中，农业贷款余额占比由1997年的5.98%持续上调到2004年5月末的11.33%；工业贷款余额占比由1997年的29.82%在波动中下调到2004年5月末的27.04%；商业贷款余额占比由1997年的33.12%逐步下调到2004年5月末的20.42%；建筑业贷款余额占比由1997年的2.87%在波动中上调到2003年的3.59%，2004年回调到5月末的3.25%；其他短期贷款余额占比由1997年的28.20%在波动中上调到2003年的37.65%，2004年进一步上调到5月末的37.97%。
在中长期人民币新增贷款中，基建新增贷款占比由2001年38.1%逐步提高到2003年的44.9%,2004年前5个月同比又提高4.06个百分点；个人新增消费信贷占比由2001年44.3%逐步降低到2003年的33.7%，2004年前5个月同比又降低5.01个百分点；其他中长期新增贷款占比由2001年的14.6%逐步提高到2003年的20.1%，2004年前5个月则同比下降0.77个百分点。2004年前5个月，技改新增贷款同比提高1.72个百分点。
4．在资产组合结构上，金融机构加强了资产组合的结构调整，有价证券及投资的占比自2002年开始下降，外汇占款占比自2001年开始稳步上升，贷款占比在下降通道中于2004年前5个月有所回升。从存贷款结构看，金融机构贷存比自1997年开始稳步下降的趋势进一步发展。
2004年5月末，金融机构贷存比在由1997年的90.9:100持续降低到2003年的76.4：100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为75.8：100。 这不仅是由于非金融机构部门的储蓄行为，也是由于金融机构加强了资产组合的结构调整。
金融机构贷款在增幅放缓中出现结构调整和资产组合变动，令人有喜有忧。从短期效应看，宏观调控成效显现，贷款总量增幅放缓；同时，结构调整也出现积极变化。在贷款期限结构中，贷款平均期限拉长表明贷款短期风险下降。在信贷资产运用结构中，农业短期贷款占比继续上升，工业、建筑业短期贷款占比下降，技改中长期贷款占比有所提高；在金融机构资产组合结构调整中，有价证券及投资的占比下降、贷款占比在下降通道中有所回升、金融机构贷存比稳步下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结构和资产组合结构调整是符合宏观调控方向的。
但是，从长期效应看，金融机构贷款和资产运用的变动也隐含着风险的长期化。贷款增速放缓，隐含着不良贷款率的潜在回升。贷款期限结构中短期贷款占比下降、中长期贷款占比上升，贷款平均期限拉长，隐含着长期风险的潜在提高。在信贷资产运用结构中，商业短期贷款占比、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占比都下降，这与扩大消费需求、建立消费需求稳定增长机制相背离，也是近年来消费需求占GDP比重没有按预期提高的一个原因。
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要注意结构制约和不对称性效应
截止2004年5月末中国金融机构贷款和资产运用的总量变动和结构调整，既表明宏观调控成效显现，更表明金融机构资产运用受到结构和制度的制约，资产管理缺乏稳健性。
1． 从信贷供给看，金融机构资产运用并非金融机构的完全自主选择。虽然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赋予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定价权，但现有的金融结构和实体结构以及利率整体上的管制性都决定了金融机构更多地通过调整资产组合来传导货币政策。金融机构的资产运用可选择空间有限。
首先，金融机构的资产运用要受到负债结构的制约。目前，金融机构存差充裕、头寸充足，因此有条件扩张贷款规模；限期降低不良贷款率的监管要求以及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政策，也激励金融机构扩张贷款。但是，金融机构的负债高度依赖于实体机构部门的存款。由于存款利率水平目前较低并受管制，普遍存在提高利率预期，加上国债和基金集中发行，导致实体机构部门存款意愿减弱，储蓄存款连续同比少增，实体机构部门储蓄存款向国债、基金分流加速。金融机构在存款利率受管制、贷款利率可以浮动的不对称性条件下，金融机构的资产运用不得不考虑负债来源和流动性制约。
其次，金融机构的贷款扩张和资产结构调整也不得不“路径依赖”。因为中国金融结构以银行为基础，股票市场功能有限、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养老和保险基金规模有限、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起步维艰，限制着金融机构的资产组合空间和风险掉期；而且，金融机构资产存量调整的结构刚性、有限的金融市场机制特别是利率整体上的管制性，也限制着金融机构的资产运用特别是贷款结构的调整。
在现行法定利率结构下，风险敏感的金融机构本应该选择使其资产短期化、负债长期化。但金融机构路径依赖的结果，一是调整贷存比，在限期内通过增量贷款以降低不良贷款比率、实现规模收益，同时选择对高信用级别客户进行长贷、对低信用级别客户提高浮动利率，二是适应证券价格预期降低有价证券及投资占比、适应外汇储备扩大相应占款。在存款实际利率为负、贷款利率可以浮动的条件下，由于预期利率提高，非金融机构缩短了存款期限结构。贷款期限结构拉长，与存款期限结构缩短对照，表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出现错位，隐含着不良贷款率的长期化风险。
2． 从信贷需求看，在中国现行金融结构的制约下，中国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包括住户、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投融资结构决定了其偏重银行存款、金融机构贷款。由于不同结构的实体机构部门获得贷款的能力不同，高度依赖金融机构贷款往往意味着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对称性效应。
中国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在金融市场上主要有本外币贷款、国债、企业债和股票等四种融资方式。2003年，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以这四种方式融入资金近3.52万亿元，其中贷款、国债、企业债和股票的占比分别为85.1%、10.0%、1.0%、3.9%；与2002年比较，贷款占比上升4.9个百分点，国债、企业债和股票的占比分别下降4.4、0.4、0.1个百分点；与2001年比较，贷款、企业债的占比分别上升9.3、0.1个百分点，国债、股票的占比分别下降5.7、3.7个百分点。
中国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的这种融资结构，决定了需求变动对贷款的高度依赖，隐含着金融机构潜在的不良贷款和系统性风险。
中国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的这种融资结构，意味着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而对实体经济发挥的作用具有不对称性。金融机构与实体部门在贷款条件或贷款结构方面进行博奕和匹配的结果，一是金融机构的贷款向发达地区、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集中。金融机构贷款运用结构的过度利润化导向，隐含着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和监管对结构不同地区、产业、城乡和非金融机构部门具有不对称性影响。二是提高不发达地区、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贷款条件。
自2003年以来，为了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和信贷管理，中央银行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包括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及再贷款利率浮动制度，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进行农村信用社利率浮动改革试点等。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西安分行进行的专项调查表明，由于实行差别利率浮动政策，从2004年4月开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平均上浮41.28%,而且都采取一次浮动到位的固定利率，银行利差普遍提高。其中，优质客户执行基准利率，一般客户普遍上浮约30%，农村信用社普遍上浮50%，基本没有下浮的。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利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信贷的自主定价权、扩大商业银行的收益和资产质量。但是，在现有结构制约下，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必然产生不对称性影响，不利于弱势群体，加重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负担。
3． 从制度约束看，由于政府职能转换不力，近年来地方政府通过要求银行授信或为地方政府投资机构担保等手段促使金融机构贷款，同时，现行的金融监管也对金融机构约束不力，都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运用缺乏稳健性；加上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也导致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手段远没有行政手段有效。
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在于，要进一步改善金融宏观调控，在短期内，必须注意信贷政策的有效运用，把握信贷政策的结构制约和存贷款利率不对称性的效应，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在长期内，必须加快金融结构完善和政府制度改革，加快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养老和保险基金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建设等，扩大金融机构资产运用空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扩大实体机构部门的直接融资和金融投资渠道，加快政府职能转换，扩大金融机构在资产运用方面的商业性稳健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