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煤老板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造就的一个富人群体，也是畸形消费的代表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我们在山西运城一家饭店里吃午饭。7月，这座城市像是被火点着了。不久前，奥运火炬刚从这里经过。 饭店里的空调工作不正常。服务员说，运城现在限电，饭店用的是自备发电机，不稳定。不只是运城，整个山西都在限电。电煤紧缺，同时要保证北京奥运电力供应。 电煤紧缺跟我们要去的河津有关系。运城的煤矿基本都在河津，近年来，河津赖以成为全国经济百强县。但与此同时，河津矿难不断，六十多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的命令反复发出。去年底，禁令再出。放假的矿工回到矿井，想必要等到8月后。 我们在去往河津的车上。80公里路程，当地朋友关于河津煤老板们的传说来不及讲完。煤老板，当地人这样称呼做煤炭生意的人。去年，一个“假记者”被抓获，河津煤老板的名字全部写在他的笔记本上。他诈骗了很多钱，被判处6年徒刑。接着，更多的“假记者”被揭露、惩治，但尚未出现大同煤老板打死“假记者”那样的恶性事件。于是，河津有了足够的理由不欢迎记者。
煤老板们有钱，他们的子女骄纵。据说河津一个煤老板给女儿买了一辆名牌汽车，他只在新车里抽了一口烟，女儿就坚决要求再换一辆。谈到老板们的后代，同属运城的闻喜县海鑫集团李兆会又被提起。前些年，他在运城的饭店、桑拿中心摔盘子砸碗，由于盘碗的主人均非等闲，所以也没能讨了好去。今年正月间，紧邻河津的临汾乡宁县，一个煤老板葬母，花费2000万元。“1800万元。”出租车司机纠正道。他进一步描述说，坟造在山顶上，水泥浇铸，下葬时候红地毯从山下铺到墓前。更多的花费是在请乐团、明星(这次请的是潘长江)以及长达一个多月的流水席上，香烟都是“软中华”、“呼伦贝尔”，酒都是汾酒“50年陈酿”。该司机并没有去过现场，但他的一个朋友是该墓穴的承建者…… 虽贵为山西首富，河津尚未完全脱去内陆小县城的影子，尽管它也开始建造高层住宅，也在拓宽马路。一位上世纪80年代末就在当地从事硫铁矿开采的河津人说，2006年以前，县城是灰蒙蒙的，穿件白衬衫在街上走一两个小时，它就会发黑。后来，将近80%的焦化厂、炼铁厂、水泥厂被强行关闭，环境有了变化。这位曾经的矿老板开矿的时候，挖出的伴生煤被用来铺路。十几年后，煤价涨了100倍，河津因此成为山西“首富市”。这台“印钞机”正在为牺牲掉的环境和矿工付出代价。 县城里的几座显眼的大厦据说都是煤老板投资的，如天都大酒店、新耿大厦、龙门大厦。新耿大厦外墙上有个广告牌，有“为国敛财”字样。“咦？”为我们做介绍的朋友说，“煤老板怎么是为国敛财呢？”仔细端详后，他确认，那是税务局的广告。 “人家盖这个也不为赚钱，招待客户、朋友有个地方。”一位自称经常在河津市政府、人大、政协等机关出没的河津人对我们说。他郑重告诉我们，因为“假记者”的缘故，他在“政界和企业界”的朋友都不愿意接受采访。他做的是路建生意，黑皮鞋白袜子，很像某个时期的港商。后来，在酒桌上，他的一位朋友在他去卫生间时说，这个“港商”也是靠煤炭起家的。 “港商”的这位朋友来自河津一处刚改造完的城中村高家湾。他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一座四层楼房，自住一层，其余租给艺术学校、电脑打印等，每年租金收入七八万元。他原是当地一个机械厂的工人，工厂倒闭后，越来越多的焦化厂给了他更好的饭碗。他承揽它们的设备安装和维修，每年有几百万元的项目。 “我不算有钱人，”他说，“我们都不算有钱人。”他指着酒桌上的“港商”和另一位来自河津某乡政府的干部说。该干部自称近几年不大上班，在外面做些小生意。“资产都没有过亿。”前机械厂工人接着说。三个人谨慎地表示，在河津，他们的收入应该排在中等。 这时候，一瓶白酒已经喝完，九瓶啤酒也接近尾声。他们通过掷骰子和划拳来决定输赢，输者罚酒。“港商”和他的机械厂朋友酒量惊人，而且每天午饭和晚餐都要大喝。“我们没什么抱负。”前机械厂工人说。说到抱负，他们也否认当地的煤老板具备这种特性。他们说，在河津的一些大酒店里都设有赌局，赌注之大非煤老板不能入。某次，公安抓赌，查抄现金装了7只烟箱，计“1370万元”。被抓，缘于开赌局者因竞争而互相举报。他们认为，煤老板们根本不在乎这些损失。“都是掠夺性开发，”不大说话的乡干部说，“然后下山来买房子，到北京、上海、西安、海南、青岛买房子，养小老婆。”在另外的场合，我们也听到两个人之间问候“三嫂四嫂如何”。 我们就餐的是一家规模中等的酒店，十几个菜和酒，还有主食，一共227元，不算贵。我们在街头遇见的河津市民都认为当地物价高，比运城高不少。或许可以据此说明，蕴藏丰富的煤资源跟他们关系不大。 “港商”希望以200元结账，服务员很为难。“港商”和他的朋友是这家饭店的常客，那位年轻的女经理刚才还过来敬酒，但是现在找不到她了。当服务员找钱回来时，女经理才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她表示“港商”的要求完全可以满足，这时候，“港商”已经把找回的钱放进了口袋。 因为限电，河津的夜晚几如乡村。临别时，乡干部说，那位千万元葬母者确有其人。 “那是我们的董事长啊。”在河津市中心的龙门广场边，一位刚毕业的女初中生为我们证实了葬母者的身份。“花了1500万元，学校老师都这么说，他们都去参加了。”她所在的学校即那个煤老板所办。她说，董事长人很好，办学每年要倒贴150万元。董事长有一次说，贴钱没关系，生意好，一天就挣回来了。她曾在校园里看到董事长捡起一张废纸扔到垃圾桶里。她说不清楚，为什么他会花那么多钱给母亲办丧事。这时候，一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走过来加入我们的谈话，指着身后的市政府大楼言辞激烈。 煤老板们无法接近，我们决定到煤矿集中的下化乡看看。在进入下化乡所在的吕梁山前，我们的出租汽车被一个交通协警拦住。很不幸，司机找不到行驶证了。协警准备把车开进一个专门扣留车辆的院子，司机边哀求边阻挡。又一个协警从岗亭里出来，抓着司机往岗亭里拉。司机放弃了反抗。 岗亭里的警察听完我们的来意，表示可以先去办事，驾驶证留下。司机说，已经打过电话，行驶证一会儿就会送过来。这个小伙子希望尽早结束这件倒霉事。半小时后，他的东家带着行驶证赶到。这期间，不断有车辆被拦住。在交了200元罚款后，我们重新上路。“我两天白干了。”司机说。他并不特别难过，只是怨自己，没有选择另一条不太好走的道路。“我就是带了行驶证，这200块也跑不了。” 在盘山路上，不时看见“开黑口(没办手续开矿)就是盗窃”、“发现黑口，设备立即没收，人员立即逮捕”等标语。路边，一些坍塌、断裂的房屋赫然在目。 我们来到石庙梁村。在一位贺姓村民阴暗的家里，我们看到墙上长约两米、宽约五厘米的裂缝。这是开采煤矿的结果。他四十多岁，因为同样原因已经搬过两次家，现在，这第三个住所也成了危房。他笑着说，我这辈子，成天累死累活就是为了盖房子。煤矿没有停的时候，他在矿上干活，并不下井(下井者都来自四川、甘肃等地)，每个月有一千多元的收入。所以，他也并不抱怨。他说，7月底，他们村会被整体搬迁到山下去。届时，他会骑着摩托车上山来种地。 几个年轻人走进屋子。其中一个瞟着我们厉声质问贺姓村民：“他们给你钱吗？”贺低头，不语。“不给你钱你跟他们说个屁！”接着，他开始逼视我们：“你们不能采访点儿好事？滚！滚得远远的。” 他的愤怒几乎感动了我们。他看起来不像煤矿的受害者。在黑砖窑、绑架、打死“假记者”等画面完全闪过脑海前，我们已经“滚”下山去。 从运城送我们到河津的出租司机，给了我们那个承建墓穴朋友的电话。“不可能花那么多钱，”那个朋友在电话里说，“河津人喜欢替有钱人吹，花了50万就说是100万。我也没去建墓，我把活儿包给了别人。几百万可能是花了。”接着，他说自己跟当地的煤老板们很熟。“我也做着本杂志，到时候咱们一起去，他上我们杂志也得出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