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段醒予 “美国梦”到了中国，会不会变成一场“噩梦”？
对中国的13亿人来说，“美国梦”正成为“中国梦”。在中国，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过着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他们餐桌上有很多肉类，出门有车代步，时常出国旅行，或者用他们增长迅速的薪水做很多美国人常做的事情。尽管过上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中国人还只是少数，但是中国对地球能源的需求已经明显高涨了。 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多种大宗商品的主要消费国，谷物、煤炭，以及钢铁都在此列。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的人均资源消费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准，那会怎么样？并且，与此密切相关的是，2004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还只有5300美元，什么时候才能达到美国同年38000美元的水准呢？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以超过每年9%的速度持续增长。如果以每年8%的经济增长速度计算，9年就可以翻一倍。那么到2031年，中国14.5亿人的人均年收入就可以达到38000美元（如果估计得更保守一点，以6%的年增长速度计算，那么到2040年就可以达到这个水平）。 到2031年，如果中国人像美国人现在一样贪得无厌地进行消费，那么为了满足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为了保证肉、蛋、奶充足，人均谷物消费量就必然从现在每年291千克上升到935千克。照这样计算，2031年中国人将会消费13.52亿吨谷物，远远高于2004年的3.84亿吨。13.52亿吨意味着2004年全球谷物总产量（20亿吨）的三分之二。 世界现有耕地生产力的提升空间是十分有限的，如果要为中国多供给10亿吨谷物，那就必须烧掉巴西现存的绝大部分雨林，把它们改作耕地。当然，这样的假设是建立在那里的土壤适合耕作的基础上。 如果达到美国2004年125千克的人均肉类摄入量，中国的肉类消费总量将从现在的0.64亿上升到2031年的1.81亿。也就是相当于现在全球肉类总产量（2.39亿）的五分之四。 至于能源，数字会更加惊人。如果中国的资源消耗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到2031年，中国每天就需要9900万桶石油。而现在世界石油总产量才不过每天7900万桶。 煤炭也是一样。如果中国的年人均煤炭消耗量达到美国现在2吨的水准，整个国家每年就需要28亿吨煤炭——同样高于现在的煤炭世界产量（25亿吨）。 至于中国的煤炭和矿物燃料燃烧释放的废气，现在就已经可以和整个世界相匹敌了。气候变化可能会失去控制，从而破坏食品安全、淹没海滨城市。 如果中国的人均钢铁消费达到美国的水平。那就意味着中国的钢铁年消费量要从现在的2.58亿吨上升到5.11亿吨，这个数字超过了现在整个西方工业世界的年消费总量。 我们还可以试想一下现代化的另一个代表物品——纸。2031年，如果中国人均纸品消费量从现在的27千克上升到美国现在的水平，也就是210千克，那么中国一共就需要3.03吨纸。这差不多是现在世界造纸总量的一倍。这就意味着森林砍伐的数量也要相应上升了。 汽车呢？如果中国的人均汽车拥有量达到美国的水平，也就是人均拥有0.77辆车（每4个人拥有3辆车），那么2031年中国将拥有11亿辆汽车。要知道现在全球的汽车总量也只有7.95亿。道路、停车场、高速公路将会抢占中国的耕地，汽车拥有者和农民之间的竞争关系将更加紧张。 我们做这样的假设，并不是想要谴责中国消耗得太多，而是试想一下当大部分人迅速迈上经济进步的阶梯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西方的经济模式——以矿物能源为基础，以汽车为中心，一次性的经济——不能简单地移植到中国，因为资源不够。 如果这种模式对中国不适用，那么对印度也不会适用。印度的年经济增长率也在7%以上，并且预计到2030年，印度的总人口数量将超过中国。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想要过上美国生活的那30亿人来说，也是不现实的。 或许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世界里，所有的国家都在竞争有限的资源，那么对于现在生活在富足工业社会的那12亿人来说，这样的日子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现在，资源紧张造成的物价上涨已经在全球显现了出来。在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价格方面，反映尤其显著。巴基斯坦人表示，尽管外国人也许会担心恐怖主义或是总统穆沙拉夫(PervezMusharraf)，但巴基斯坦的普通民众却更加担心小麦价格的飙升。在中东，粮价上涨的政治影响引发了人们更加迫切的讨论，超过了伊朗或巴勒斯坦问题的紧迫性。 但粮价的通胀问题并不仅是贫穷国家的事情。在法国，总统尼古拉8226;萨科齐(NicolasSarkozy)的副手们指出，粮食价格与燃油价格的上涨，是萨科齐的民意支持率出现暴跌的关键。至于不受民众欢迎的英国和美国政府，他们的说法也大致相似。 以中国为例进行的推演说明，我们越早认识到现在的经济模式不足以支撑经济的持续进步，整个世界变得更好的机会就越大。 现代工业经济依靠的是迅速消耗地球上的能源和矿产。我们的消费已经超出了地球生态体系能够承受的范围。我们的过度砍伐、过度耕作、过度抽水、过度放牧和过度捕捞，不是在消耗自然遗产的利息，而是在消耗自然遗产本身。如果生态也是经济，那么最后一定会走向破产。 必须依靠新技术和新经济模式来拯救我们。过去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20世纪初，硝基化肥的发现极大地增加了全球粮食的供应量——当时，专家们曾非常担忧全球不断膨胀的人口将会导致饥荒。在上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使得农业产量的进一步跃升成为可能。 这种模式不是建立在矿物燃料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风能、水力能源、地热能、太阳能，以及生物燃料，都属于这样的能源。 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交通系统应该更加灵活，而不是只能选择汽车出行。可再生和可循环利用的概念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业系统和工业产品设计的目的应该是零废气和零浪费。 现在的麻烦在于，新技术令人捉摸不定。比如，更大范围地接受基因改良作物，可能将有助于解决粮食问题。但许多号称可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技术，例如太阳能和碳收集技术，都还远未成形。 A计划——一切照旧，已经不可行了。我们必须赶快转向B计划。否则，石油、谷物和原材料的缺乏必将引发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进而打乱经济进步所必须的社会秩序。 前世界银行总裁沃尔芬森认为，现在的情况已经值得担忧了。粮食和资源价格的上涨，将会改变世界的经济和力量平衡，从而对欧洲和美国造成冲击。 “50年前，世界掌握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手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沃尔芬森说。 世界应该尽快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做好准备，选择一种可以共同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段醒予根据英国《金融时报》、《telegraph》的报道，以及地球政策研究所(Earrth Policy Institute,EPI)出版物刊文综合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