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 教育部 王旭明直言“下课”



上月,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被调至教育部属下语文出版社任社长。外界对此有一些议论认为,王旭明在任新闻发言人时,“说得太多,迟早要下课”。而且,王的此次调任,是“明升暗降”。

    撰稿·贺莉丹(特派记者)

  2008年7月23日、24日,在教育部办公室,在车上、路上,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现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先生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再度访问。王旭明希望,这是他的“封嘴”专访;我们也期望,尽量真实还原他的所思所想。

  “我属正常工作调动”

  记者:你如何看待你此次任职调整?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是职业行为,随时在变化之中,随时要做好“动”的准备,总有谢幕时。刚开始我是觉得突然,但我们的人事制度就这样,不是很早给你透露。我最舍不得的是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新闻发布工作,自己很爱这个工作,不能再做了。曾那样迷恋,现在渐行渐远,我已坦然接受,我更喜欢思考明天。

  现在很多评论说我真诚、敢讲实话、有个性,这是我个人魅力吗?我真不这样认为。我一直在思考,我认为,这是人们对率真、敢做真我的行为的肯定,当然也是对现在我们社会流行着的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的厌倦和否定。

  我常说,我们打造服务型政府,首先从改变会风做起。大家习以为常的开会方式是宣读文件,这种一字不变的宣读甚至变成新闻发布会的模式,这很可悲。我试图从这一点突破自己,做了点实践,得到人们认可,仅此而已。

  我做了这么多年,对新闻发布工作入骨、入心地爱,即将离开,我想这是工作需要、组织安排,但我想用最后一点“余热”,为这项好制度再做一次呐喊,推进政务公开。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我不悔,也无憾。

  记者:现在外界评价你是“明升暗降”。

  王旭明:我不认同,升就是升、降就是降。应该说,我换到了一个我不熟悉的舞台,就好像由民族舞演员变成芭蕾舞演员,要学的东西很多。

  记者:你的调任有外界传言的压力吗?有人说,王旭明说得太多,迟早“下课”。

  王旭明:你是指领导暗示要换我吗?我个人没感到。我认为我是正常工作调动,我干了5年多,算干得长的了,进行调整,应属正常。

  记者:目前教育部的部长们对你如何评价?

  王旭明:我个人认为都充满了鼓励与深情。

  记者:你认为你自恋吗?

  王旭明:恋人先从恋己开始。不会恋己,何以恋人?

  记者:对于离任你有哪些遗憾?

  王旭明:最大的遗憾是,2008年我本来以新闻发言人身份策划了《问教》,现在不能以新闻发言人身份冠名了;另外,3个月前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做教育政策传播理论研究,已开题,我想这有待我的继任者完成。

  “我希望当更大的官”

  记者:在职业理想与官场升迁中,你矛盾过吗?

  王旭明:我希望也追求这两者尽可能一致。我非常想当官,希望当更大的官。我很幸运,我基本一致,既实现了自己追求的理想,我们的领导又很器重我。我是草根啊,没什么背景,在我们家所有人里头,我是最高的行政级别,我很知足。

  如果二者有不一致,我可能要满足职业生涯。我是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不能说我的每句话都是我个人想说的,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可能不是我的思想,但是我的职业要求,新闻发言人是职业行为,我要追求起码的职业道德,我一直在寻求某种平衡。当然我还没有遇到两者“水火不容”的情况,就是“水火不容”,我觉得也应该分开职业人和本我。

  记者:你如何理解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的体制障碍?

  王旭明:现在我国新闻发言人不是职务,我希望有一天,我国新闻发言人走职业化之路,新闻发言人成为一种职务,而不是由某部办公厅主任兼任。

  记者:现在有评价称,中国新闻发言人几乎“千人一面”,新闻发布制度常蜕变成敷衍塞责的防火墙。

  王旭明: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一是,我国新闻发布工作真正普遍推广是在SARS以后,要求我们实施五六年的制度像发达国家那样成熟,不现实,要允许有个过程;第二,我国新闻发言人应注重选拔,我们现在重视培养了,但在选拔机制上还不完善,我们现在的新闻发言人大部分是官员转型,而我们绝大部分官员既没有媒体从业经验,又对媒体没有特别了解,就带来了几乎无法培养的弊端,这和国外正好相反,国外几乎100%的新闻官都有媒体经历;第三,这和我们要求内敛的整体文化氛围有关,包括要求沉默是金的官场规则,能少说就少说,能不说就不说。我对新闻发布制度的期望是,强力推动,保质保量。

  记者:你曾到全国各地给官员们培训如何提高媒介素养,与官员的交流过程中,有让你诧异之处吗?

  王旭明:最大的诧异是大家都那么喜欢我,今天我可以说了,过去我不敢说。几十场讲座下来,他们都喜欢我讲的,那么入神地听、热烈地讨论、踊跃地问,出乎我想象,我真正找到明星般的感觉是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想我要再当老师,一定还能让学生喜欢。

  “我是生动形象的王旭明”

  记者:有人说,王旭明是用政府平台发个人声音。

  王旭明:我不同意!恰恰相反,我是用政府的平台、用自己的话发政府的声音。如果不是这样,我怎么能干到5年?!如果像这些人所说,至少早3年,我就得下去了!

  记者:有人总结,你是在包装自己。是吗?

  王旭明:我不赞同。和国际接轨,“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新闻发布制度”是全称,与其说我包装自己,不如说我在用自己所能的一切去推进这项制度。很难设想一个不合格的新闻发言人却能驾驭成熟的新闻发布制度。

  我认为,推进新闻发布制度跟树立自己的形象并不矛盾,由新闻发言人这个符号,人们进而认识它所代表的事物。我是生动形象的王旭明,人们认识我,进而关注我讲的东西。我老看网上评论说,一个新闻发言人把政策及时、准确传达出去就完了,王旭明“越位了”。我不赞同,我认为一个新闻发言人的全部职责除传达政策之外,还要提升理念、引发深刻、丰富情感,我是按这16字去做的,我也曾犹豫过,为此我专门和布莱尔的前新闻官坎贝尔做过探讨,他很认可我这个观点,我就更坚定地往下走。

  面对记者提问,我是准备了多少,就说多少。完全没准备的(提问),我也遇到过,我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回去好好研究,下次回答,或你留下电话,我会告诉你。现在很多新闻发言人甚至只算拙劣的主持人,比如,请张三、李四、王五讲,有问题吗?如果没有,发布会就结束……他很害怕记者提挑刺的问题。

  有记者问菲律宾女总统阿罗约,你长得很美,但个子很矮,请谈谈你的性生活。我看我们的记者还没有挑衅到这种程度,但阿罗约微微一笑,答:谢谢对我个人的关心,我很幸福。我觉得如果答问进入这样的境界,新闻发言人就很完美了。我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是我追求的。因为我是情绪型的,发火是经常的,我向我曾发过火的、曾没有满足采访要求的所有记者致歉。

 王旭明 教育部 王旭明直言“下课”
  “我尽可能做自己”

  记者:你转换了众多职业角色,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

  王旭明:有主动、有被动,最终是主动占主流。大学毕业后,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做机关工作,比方我从《中国教育报》到机关,我本心不愿意,以被动开始、主动作结。

  我现在是变了,我认为应该有更多有志有为、敢于创新、不仅为当官的年轻人选择机关,为机关带来一点春的气息,机关才能“年轻”起来。如果时光倒流,一切从头开始,我会选择机关。机关这种工作节奏,中外政府部门都一样,容易使人麻木、缺少激情,所以一方面要不断自我警醒;另一方面人要流动,一辈子呆在机关,很可怕!这点国外比我们好,我换的岗位算多了,但跟美国人一生平均换30个岗位比,我还差得很远。

  记者:在机关一呆10年,你是否担心自己某天被同化?

  王旭明:担心。因此时时处于一种自我警醒之中,我不愿自己变得碌碌无为。

  记者:你用心做事的动力缘自何处?

  王旭明:性情使然。我要用心生活。

  记者:一路走来,你最脆弱是在何时?

  王旭明:不被人理解时。

  记者:你年轻时想成为的人,跟现在相比有区别吗?

  王旭明:我最喜欢当老师,其次想做记者,我确实很幸运,我最喜欢的两种职业都成全了我;我第三喜欢的是文学,我的理想是能写出一部新时期的《红楼梦》,但我不知道能否实现,努力争取吧!我还得提高多方面的修养,我感谢我的生活经历。

  我是性情中人,我欣赏、我追求、我享受性情,真是这样。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从没有一种亏了的感觉,觉得特满足、特充实、特自我、特陶醉,就因为我尽可能做我自己。

  我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我喜欢《亮剑》里的李云龙,但李云龙太少了,应该有成千上万个像李云龙那样的人。我喜欢宁夏这个地方,节奏不是很快,人最本质的目的是活着。我现在特愿退休,但又没到年龄,还得干。

  记者:作为公民,你自认有何应尽义务?

  王旭明:无论社会怎么变化,都应该坚守住一个公民的良知、道德、正义和真善美。这种坚守是我的一种信念,就是内心强大的力量,已在心中牢牢树立,什么升、降一两级,无可摧垮。假使降级,我当然会不舒服、会憋屈,但我不会得精神抑郁症、不会神经失常,很快会调整过来。如果按行政级别,我做了6年正处级,又做了5年多副司级,提拔为正司级,应属正常。

  当然,有自己喜欢的天、喜欢的田、喜欢的锄,非常美!话说回来,哪那么多美的都给了你?!说穿了,天时、地利、人和,当然好;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我仍然——这是我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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