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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范跑跑”时，王旭明说，“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无耻”，至今，他依然语气很重，“我对支持和理解‘范跑跑’的人都感到不可理解，一个民族应有它的道德底线，如果有人低于这条道德底线，整个民族还默然坐视，悲乎！
撰稿·贺莉丹（特派记者）
急匆匆迈进国家教育部大楼，王旭明前来“认领”记者，“抱歉，来晚了！”声音洪亮。这幢位于北京西单闹市区的建筑高大荫凉，门卫森严，一楼大厅，教育部直属机关职工作品满满铺陈，书画飘香。 一起进了电梯。“面呈菜色吧？”王旭明特意端详了几眼电梯内壁镜中的自己，那个他，身材高大，一款藏蓝短袖T恤，神色略显疲惫，黑发在定型水的帮助下茁壮向上，让他看上去依然精神。 如白驹过隙般的，是王旭明担任教育部新闻官的１０年，5年新闻处处长、5年新闻发言人，１０年间，中国教育政策的任何调整，均一石千浪，牵动万户。如今，他要离开。2008年7月18日，一纸调令对外公布：王旭明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出任教育部下属语文出版社社长。 他不大的办公室，宛如一个兵荒马乱的战场：两束百合日渐凋零，记者送的，于他是珍贵的告别纪念；几副镜框随意散落于墙角，各个时期的王旭明在照片中定格浅笑，意气风发；两只书柜空空如也，大小纸箱自由横列，塞满他历年收集的各类报纸杂志……他在一旁解释，剪报习惯留存至今，能带走的只是这40多个纸箱和地上那块“助学政策助我成才”宣传板。 “有问题尽管问！”王旭明连连示意，给记者满上信远斋的桂花酸梅汤，“这是专门用来款待贵客的”。在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最后节点，他忙碌异常，谈话间，手机与座机齐响，多是慰问、约采访或饭局。他挂完电话，“咱们接着谈”，分身乏术之际，他依然维持昔日风度，彬彬有礼。 就在今年2月20日，《新民周刊》记者对王旭明做过一次专访，隆冬之时的北京残雪清寒，王旭明侃侃而谈对中国新闻发布制度的种种设想，也积极回应外界对他个人的诸多指责，表情煦暖昂扬，那时的他未曾料想5个月之后，他将作别一站5年的教育部新闻发言台。 一度被称为中国最有争议的新闻发言人的他，每次表态均引发激烈反响与非议。有评论干脆称，“王旭明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干5年，已是奇迹”；也有同情声，说他是替教育部“背了黑锅”。究其原委，恐怕要追寻到王旭明对教育政策的自我发挥部分与其鲜明的个性表达部分。 未曾料想到的还有，对此次王旭明的离任，媒体与公众的态度发生的颠覆扭转，数日来，亦有声浪翻滚，称他为“直率新闻官”，“带来了魅力十足的政府部门与公众的交流”。 基于此，最初疑窦丛生的王旭明在偶尔空档，也艰难反思，试图求解。他多次对记者表示，他“始终沉浸在感动的氛围中”，神情已然愉悦安定。 作别 他透露，早在7月初，他就被相关领导找去谈话，征询对于工作调动的意见。他回答，服从组织安排。思忖两日，他下了这一决定。 那天中午，王旭明作客新浪网，访谈持续一个多小时。下午，他继续履行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职责，参加由国务院新闻办主持的一个奥运筹备工作会议。会后，他赶往京城东边，参加《中国青年报》为他筹划的一次送别活动，数年来他收集的最多剪报缘自该报。 当天，他还接到白岩松的电话，说要送他一份“告别礼物”，当晚10点，“实在精疲力竭”的王旭明如约作客白岩松主持的《新闻一加一》，白岩松在握手分别时总结，王旭明是在“用心做事”。这个评价，王旭明很认可，“用心做事、用心做人是我追求的理想，我也一直这样做，我干得很累，但心理状态很轻松”。 也在这天，他收到200多条短信，分别来自媒体、同行、朋友与各部门官员，“刚开始还想回，后来发现根本来不及”。官员们给王旭明发的短信，最普遍的格式是，“旭明兄，祝贺你高升，再接再厉”。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为副厅局级，语文出版社社长是正厅局级，按级别，王旭明算升了一级，“官员的思维方式跟媒体不一样，就是表达对一个人的好，他们也是含蓄的、准确的、行政性的，能这样说，就是鼓舞”，王旭明解读。 “这只是我这几天工作的一个缩影。原以为宣布免职后，我能轻松点，没想到更加紧张”，王旭明承认，宣布离任之后的这个礼拜，是他自担任新闻官以来，个人出面接受采访最为密集之时。 为何要如此频繁亮相？“一为还债，在任职业新闻发言人期间，我一直奉行能不说就不说、能动员其他官员说就动员他们说，不得已为之才自己出面，当中欠下许多媒体的债，觉得对不住；其次，我为新闻发布制度叫好，我还想再为新闻发布制度奔走、呼号一次，并不是希望媒体关注我，我是希望大家借我来关注新闻发布制度；第三，从今开始，我就由教育政策的职业宣传员变成业余宣传员”，他向记者解释。 十年 2003年9月22日，北京顺义天竺镇，来自66个部委的100多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为期5天的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其中包括王旭明、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他们被称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 王旭明自诩“本质内向、羞涩”，这一评断与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判若两人。2006年1月，教育部与卫生部、公安部，一并跻身成为首批定时定点举行新闻发布会的试点部委。此后每月25日下午3时，王旭明都会准时与记者相约在教育部发布大厅，在2006年1月25日的首场教育部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上，王旭明坦言自己“紧张，却埋在心底，给人的感觉是镇定自若”，迄今，他已主持了26场教育部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就像给自己戴上了金箍，压力某种程度上也变成动力”。此次卸任，也让他成为施行定时定点发布会3位部委新闻发言人中，最先一个作别新闻发言台的发言人。 王旭明是不念稿的新闻发言人，比喻是他最喜欢使用的修辞方式，常脱口而出，枯燥生硬的教育政策变得生动起来。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被王旭明视作“偶像”，“赵启正能把一个政策说得那么好！他曾形容，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好比人的胳膊与身体的关系，这给我太深的印象，严肃政策用比喻，传播效果会更好”。同样让他称道的还有李肇星、沈国放、武和平、毛群安、徐宁甚至还包括曾任萨达姆新闻官的萨哈夫；诸如吴仪、李金华与仇和，都是他钦佩的官员，“我们需要一大批能突破自我的官员”。 有网友也将他的观点浓缩成“王旭明语录”，传于互联网，“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中国教育成功论”，均为例证，常被提及的“名校生养猪论”，缘自王旭明讲，“大学生养猪，媒体不必哗然！”也因王旭明强烈的个人色彩，有人批驳他“不应以官方身份表达个人观点”。 作为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始终坚持“立场是国家的，语言是自己的”，他宣称“以一己之声，传达政府之声，二者并不矛盾”。他称自己为“性情中人”，面对外界非议，“心理素质好”是他的最大优点，“能抗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出了再大的事儿，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而他自认的最大缺点是，“情绪化十分明显”。 在接受白岩松访问，谈及“范跑跑”时，王旭明说，“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无耻”，措辞激烈，流传甚广。那时他尚未知晓将要离任。至今谈及此，他依然语气很重，“我对支持和理解‘范跑跑’的人都感到不可理解，一个民族应有它的道德底线，如果有人低于这条道德底线，整个民族还默然坐视，悲乎！有人说我骂人，那样的表态已考虑到我的新闻发言人身份，如果仅表达我个人看法，我的话更难听！” 罗亭 王旭明习惯用“十年新闻官”概括自己走过的人生路，“新闻官是国际通用词语”，他强调，自己“喜欢新生事物，但喜新不厌旧”。 十年来，他始终如箭在弦上：通常凌晨２点前休息、清晨7点起身，倦怠之际，中午在办公室沙发上躺会儿，“从教育部办公楼出去，我随便倒在一个地方，就成一摊泥一样；体力与脑力都处于透支状态，十年来，几乎没好好翻过一本书”。而今，他对出版社工作仍不熟，“要从学前班学起”，但他庆幸自己“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没车的他也思忖着，是否该去考个驾照了？ 公众场合中的王旭明，注重仪表，风度翩翩，“我喜欢摆pose”，记者给他拍照时，他这样调侃，果真摆了个造型。他坦言自己仅有的美学基础来自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和电视，“比一比，看一看，注意适合自己的，衬衣、西服都是自己置办”，又说，“美是多元的、千姿百态的，没有最美，适合自己的才美”。 平日的他，言辞豁达。在主持一台关于国家助学政策的晚会时，王旭明朗诵诗歌，一位记者干脆说他“又假又矫情”，他反驳自己是“自我欣赏”。 他习惯独自消化某些焦虑或愤懑的情绪：游泳、唱KTV、一个人遛马路、坐咖啡馆、跳舞……他喜欢跳的舞，是老式的交谊舞，大学时代扫“舞盲”，也将他一并扫了。要不然，就是跟两三位知心友人相聚言欢，他不抽烟，也几乎没有酒量，“不到万不得已，不喝”。 他对喜欢的书籍如数家珍：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张承志的《黑骏马》，“张承志的小说永远昂扬着理想主义精神，很激励我”……但他最为着迷的还是话剧，曹禺的《雷雨》，各种版本，他起码看过几十遍；而电视剧，他常看十分钟，就“不忍卒看”了。 数年来，屠格涅夫的《罗亭》始终占据着他办公桌的一角。激情与理想的光环让罗亭与众不同，这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是王旭明的“精神依托”，他认为，“罗亭这样的人很多，哈姆雷特、唐吉诃德、项羽、李叔同……都是一类。我情愿做一个有追求的唐吉诃德”。情绪低落时，他常拿起《罗亭》，翻一翻，觉得似乎“又有力量了”。 他也意识到与罗亭的区隔：罗亭的一个特质是夸夸其谈，他努力让自己言行并举，“我与罗亭们的不同在于，我还兼有许多实际色彩，要不然，我怎么能走到今天？”此外，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罗亭衣食无忧，而他仍需每日为生活奔忙，他曾跟记者作比，“我现在已有了房子，如果有单位肯每月提供我5000元钱，我就辞掉一切工作，尽情享受”，末了自己先笑了，转而道，“但不会嘛！当然这说得有点玩笑话，有点悲哀”。 他最欣赏自己的仍是，“至今还存有年轻人的热血与激情、理想与抱负，所不同的是，现在又多了一份成熟与厚重”。 当王旭明黯然离任时，不少媒体将“个体坚守”褒奖于他。他在任时并未得到如许呼声。 一位中央级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公众与媒体对王旭明离职事件的反应中，同样身为新闻发言人的他们更关切：公众与媒体对新闻发言人究竟秉持怎样的评价标准？新闻发言人如何开展工作，方能得到公众与媒体的肯定？ “这些问题的解答，对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王旭明遇到的问题，是我们都可能遇到的”，这位发言人感叹，“当公众与媒体对于王旭明的评价发生180度的扭转时，连我们，也糊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