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单身女性的隐私：新单身女人(全文)》
朱丽叶的朋友网络，现在包括她以前的情人伊丽莎白在内，能提供给她关心、支持以及亲密的情感。朱丽叶和她的朋友分享她的情感和内心想法，寻求心灵相通和相互关爱，而不是和她的家庭。我的朋友圈，像朱丽叶的一样，是在参与20世纪7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及女权运动时形成的。我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女性，主要是单身女性，还有少量的夫妻及男士。我长期住在一个社区有利于形成友谊，另外住在集体家庭也方便结交新朋友。但只有在集体家庭瓦解后，我才意识到我结交了大量朋友，他们给予我的友情、情感上的支持、同伴关系，以及提供的实际帮助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在我们的共有房子办理完复杂的出售手续之前，我的一个朋友让我用她的房子作财产担保，这样我就能够用临时贷款买新房子。除了单身母亲给予的主要帮助外，其他的朋友，不管是单身母亲还是没孩子的，常常过来倾听，围坐一起，就抚养孩子问题提出建议。我也交新朋友——通过我的儿子、在工作中，或者通过别的朋友的介绍。城里新来的女性通过认识我的朋友的介绍也来拜访我。再以后，寡居的、刚离婚的女性、正面临离婚的女性都把我当成她们的朋友，把我当做快乐的对自己的单身生活满意的人。我惊奇地发现自己有这么多的朋友——尽管我与其中的几个有过矛盾——我还是觉得我们的关系是让人满意的。 对于吉莉安而言，工作场所成了她拥有很大的朋友网络的主要来源。我在1994年第一次采访她时，朋友们为她提供了度假和旅行所需的日用品以及陪同的伴儿。当她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时，一些朋友给予她所需要的全方位照顾。她也帮助照顾一个身患癌症的离婚的朋友，一直到她去世。她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同她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就像年轻的同事那样。但是，起初吉莉安没有充分意识到她有这么大的朋友圈。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氛围里，对核心家庭的改变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成年人之间友谊的重要性也是避而不谈。然而8年以后，吉莉安改变了她的观点。
1994年，吉莉安谈到通过心理治疗来减轻她由于母亲去世带来的悲哀，那时的她停留在自我摸索阶段，治疗的重点强调如何获得更成功的婚恋关系。2002年，吉莉安意识到心理治疗有助于她“了解自己和别人的内心世界”，她说这提升了她成功地获得友谊的能力。吉莉安长时间而且兴致勃勃地谈到她的范围较广的朋友网络。有一些是比她小10到15岁的以前的学生，大多数是女性，但她也有关系很亲近的男性好友。她的几个朋友是在她家里举行的婚礼，其中有男的女的。她的许多朋友现在都结婚了（包括一些女同性恋），吉莉安与他们关系融洽。一对已婚的夫妇每周一晚上都会在心理治疗后来到她这里。他们来这里缓解生活压力，吃着墨西哥玉米煎饼，一起看《古董巡回秀》。其他的朋友在生活的特殊时期——在离婚后、有创伤的时候以及重病恢复期也住过她家。 很多年以来，工作、教育及家庭责任致使瓦努娜没有腾出多少时间来栽培友谊之花。她住在桑那马乡村，那里是海湾地区少数族裔种类最少，而且非裔美国人比例最低（1.3%），这一切导致她找女性朋友。长大的孩子们成了她最好的朋友，但是，瓦努娜逐渐地创建了一个单身女性的朋友圈，这些朋友支持她，和她一起旅行及娱乐。她最好的朋友是在工作中遇到的两个美籍西班牙人。2002年，为了给一个表妹过生日，她从拉斯维加斯旅行归来，她表妹已经离异，现在成了她的好朋友。 对于不同的单身女性来说，朋友圈的含义截然不同，就像这些事例所证明的那样。我和瓦努娜的朋友圈以单身女性为中心，而朱丽叶和吉莉安却有更多的已婚的朋友。瓦努娜和吉莉安有许多比较年轻的朋友——其中有瓦努娜长大了的孩子，以及吉莉安以前的学生。所有的朋友网络都起源于一个团体——对朱丽叶和我来说是政治团体，对吉莉安和瓦努娜而言是来自工作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