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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单身女性的隐私：新单身女人(全文)》
直到50岁时朱丽叶才放弃她那个理想伴侣的梦想。对她来说，这就意味着和女同性恋伴侣一起抚养孩子。1995年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朱丽叶刚刚遇到了帕特。帕特是一个有着5岁的儿子，比她年轻得多的女性。她们约会了8周。帕特似乎满足了朱丽叶渴望激情和伴侣的愿望，让朱丽叶高兴的是第一次她有一个“住在十分钟远的路程，在同一座城镇，有同一个区号”的女朋友。 但是朱丽叶对未来有所顾虑。“我不清楚是否想同别人一起生活，”她说，“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有一起居住的人，因为我女儿就在私立学院上学，但是显而易见它是我的房子，你要按我的方式做事。当有个人住在你的房子里时，你就要同他商量，我不想那样。在一起生活，给他洗脏袜子，我可不想这样做。”8年后读到她的原稿，朱丽叶真希望自己能听从当时的考虑。 相反，朱丽叶把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带着儿子搬到帕特那里生活。她从同伊丽莎白的极端的关系，两个人过着分居的生活，到和帕特一起生活。回想起来，朱丽叶意识到她早期预想的传统的夫妻关系：“她有一个孩子，我想同伴侣一起抚养孩子多好呀。我女儿4岁时我同丈夫分了手。现在有机会在一个核心家庭里和同性恋者抚养孩子，我想：‘噢，我从来没有那么做过的，尝试一下太酷了。’但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只有一段时间还不错，但终究行不通。” 虽然心灵伴侣的理念似乎对朱丽叶没有吸引力，她不相信作为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者的她已经接纳了核心家庭的文化理想。朱丽叶将近50时还和帕特一起拍拖。“和一个只有6岁的孩子给我礼物庆祝我的第50个生日真是够怪的。我自己忙于家庭教师协会和学校午餐的事。我认为‘这可不是我想象的50岁的样子。’现在过生日时，我同成年人来一起庆祝，这样感觉好些。”朱丽叶同帕特在5年的关系中一起生活了4年，但是当朱丽叶回到自己的房子时，帕特非常痛苦，并不再与她有一点联系。不像她与伊丽莎白（现在已找到一个新伴侣）那样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朱丽叶现在与帕特没有任何来往。 当我问及朱丽叶10年之后她会在哪儿时，她回答说她肯定会和伴侣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她绝不会再搬出去。 单身生活的必要支持因素——住房；称心如意的工作（但不把它当做生活的全部），满意的性生活或一种安逸的独身状态；与下一代的联系；朋友圈子及大家族网络；社团——这些也同样是有伴侣和已婚人的支持因素。当我们步入到成年时，我们中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知道我们的生命会何时结束。倘若如此，对于20、30、40岁年龄段的单身女性来说，重要的是更加清醒地追求这些目标。不管她们是不是希望有配偶，这都成为以后有更加丰富的生活和更多选择的一个铺垫。相反，把主要精力花在寻找伴侣而忽略生活中其他的方面就可能成为不幸的来源。当新单身女性成为新的文化焦点并被接受，那么年轻女性在通往单身之路上就不必做出叛逆的选择。成为一个长期单身的女性，无论是离婚的还是一直单身的，都将被当做通向美好生活的几种传统道路之一。 现如今，所有长期过单身生活的女性在经历了漫长的生存磨炼后，会逐步改变自己，适应并接受这种生活。但不是所有的单身女性都能顺利过渡到这个阶段，甚至历经重重困难才会如此的。就连前一章中提到的在二三十岁做出同一选择的女性，虽然她们为长期单身赢得一些支持因素，在五十几岁时也可能会故态复萌。也许她们投入大部分精力找寻合适的配偶而忽视了其他关系，如忽视与大家庭、朋友、同事及团体的关系。 与本书中的其他女性不同，雷切尔·布朗和贝丝·吉尔曼，在我追踪采访她们生活的这段期间变得更不快乐。两个人的大半辈子过的都是单身生活：雷切尔没有孩子，贝丝是单身母亲，带着两个有不同父亲的非婚生的孩子。在分析她们这种不快乐生活的原因时，我从一位爱尔兰自传女作家诺拉·奥法琳那里得到启发。她是《爱尔兰时报》的专栏作家，也是都柏林的电视名人。在90年代后期，我读了《你很重要吗？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偶得拾零》这本书。此书于1996年在爱尔兰出版，很快就成为畅销书，1998年一个美国出版商再版印刷。那时，由于奥法琳对单身生活的失望使我一度深受困扰，这种自怜成为本章的题目。一读到它，我就会想到许许多多和奥法琳、雷切尔以及贝丝一样的单身女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