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单身女性的隐私：新单身女人(全文)》
过的是反传统的生活，想要的却是传统的家庭 雷切尔、贝丝和诺拉·奥法琳都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她们乐于接受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方式以及当时的政治变革。如果说她们在23岁时比我们在第二章提到的那些女性更加叛逆，那就是她们太想找到一个真正的心灵伴侣了。
雷切尔·布朗认真、风趣，表达力强，性格外向、和善，一见面我就喜欢上了她。这个51岁的从未结婚的女人已经建造很多支持结构来维持可行的单身生活，但却由于没有找到爱情而不开心。在这点上，她与我采访过的那些女性没什么两样。 出生在中低阶层的犹太家庭，雷切尔和两个弟弟在美国的克利夫兰长大。17岁时（大约在1960年），雷切尔认为自己属于比特尼克族，加入争取民权的示威游行及激进的诗歌阅读社团。她对艺术史很感兴趣，上大学期间她就住在克利夫兰。60年代中期她大学毕业，那时她还是个处女。后来她去了纽约，在那里获得了戏剧艺术的硕士学位，在此期间，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雷切尔有一帮反传统文化的男女朋友，这些人对待性很不严肃。后经一些女朋友的介绍，她参加了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雷切尔接受了这种改变，这使她经常处在矛盾之中——从性革命的捍卫者到批判者，从批判婚姻家庭到挽救婚姻危机的革新者。 起初雷切尔喜欢这种放荡的生活，她意识到“当你和想要睡觉的那个人在一起会发挥多大能力”。但她也会受到伤害——当她偏爱的几个男朋友和别的女人上床时。60年代后期，雷切尔去阿根廷待了一年（部分是因为她的硕士项目），之后又回到美国。她吃惊地发现那些老朋友发生了变化：“我们彼此说过，‘这种活法很有意思的，我们一辈子就这样过了，永远也不结婚，我们要表明人生是另一个样子’。但当我回来看到大家都结婚了，我说，‘嗨！我们继续那样过有什么不好吗？’”现在雷切尔急切地想找到合适的人安顿下来，她又说：“我的标准太高，我不想像我妈妈那样以离婚而告终，我要的是天长地久的婚姻。” 她先在纽约，后又到旧金山（70年代搬到那里）。雷切尔在高中和社区学院任教。80年代后期雷切尔辞去了教学职务。在一个很富裕的郊区的博物馆里任兼职经理。这家博物馆装修漂亮，资金雄厚，但她的个人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她想自己可能会和别的女人发生浪漫关系，所以有一段时间她确信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但经过5年的实践并未获得更大的进展，雷切尔承认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异性恋者。 1995年我第一次采访雷切尔，她有自己的房子已经8年了。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她的父母都已去世，她的两个弟弟已有一个结婚生子，就住在附近。在她看来，和家人一起过感恩节对她很重要，但必须得和自己的弟弟争取这个机会，因为弟媳喜欢到外地过节日。经过商量，一家人包括单身弟弟在内最后同意在一起过感恩节。 雷切尔很想要孩子。30岁时她做了一次流产，因为她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抚养一个孩子。快到50岁时，在心理上她已经做好准备要个孩子。可那时她“身心疲惫”。一个年轻人和她住在一起来创造家庭气氛——她邀请了一个阿根廷朋友的儿子和她一起住了一年，他19岁，在美国上学。她渴望“短暂的亲情”。她和16岁的侄女、10岁的侄儿关系融洽。此外雷切尔有自己的朋友圈，尤其是同那些男同性恋们打成一片。其中有些人是她在博物馆认识的，还有一些是艾滋病预防机构的志愿者。 尽管创造了许多条件来维持可行的单身生活，她还是很不开心。她觉得二三十岁非常享受的性自由在四十多岁时带给她的主要是伤害。在前10年里她有过短暂的恋爱关系，却没有真正的稳定的婚恋关系。她接受心理疗法有5年了，这期间她对父母失败的婚姻，母亲对婚姻的信赖性，还有她母亲对婚姻的指责对她造成的影响有了深刻的见解。通过心理治疗她逐渐意识到“我不像自己想的那么不可救药，实际上我已经开始相信有人会爱上我”。可她还是对自己有许多消极的看法。她称自己“关系迟钝”，“缺乏实施能力”。在本采访组的另外一个女性认为，过去雷切尔在两人关系上的许多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