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单身女性的隐私：新单身女人(全文)》
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作为单身母亲仍然不免受到主流文化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认为母子感情过于亲密对孩子成长不利。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希望有个细腻敏感、知情多义的儿子，根本不相信如果母亲过多地介入儿子的生活可能会助长儿子的同性恋倾向。马克体格健壮，身手敏捷，同时明显有点“女里女气”。4岁时马克就喜欢玩洋娃娃，8岁时就喜欢上现代舞蹈课，接近青春期的时候就喜欢追随时尚，而且一贯情感非常外露。一方面我很欣赏这些品质，但另一方面我也有些担心，这些素质会不会妨碍他在社会上做个男人。他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打少年组棒球时，突然来到观众席里，在我膝上坐了一刻钟。不是两三分钟，一坐就是一刻钟！我感到幸福，同时不免有些担忧。 几年以后，我看到临床医学家奥尔加·塞维斯坦和贝丝·拉斯鲍姆合写的一篇文章《培养好男人的勇气》，才感到心头释然。这位医学家否认母子关系中存在所谓的“过分亲密”现象。心理学家威廉·保莱克写了一本《真正的男孩》的书，书中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保莱克坚持认为，如果和一个富于爱心的母亲亲近，那么这个男孩更有可能“自由、自信、独立，也更有可能孤芳自赏，敢于冒险，成年以后易于和人亲近，感情容易投入” 威廉·保莱克：《真正的男孩：挽救我们的儿子摆脱少年时代的童话》，纽约：兰登书屋.1998年，82页，下同。。 但我相信，青春期和母亲分居对母子双方都难以接受，感情亲密仅仅是原因之一。 寻找父亲或男性榜样
说起抚养没有父亲（或没有人代替父亲的角色）的孩子，单身母亲是最敏感的话题，也面临着思想观念的强大压力，这些思想观念是指根深蒂固的文化成见。让我们先来审视一下我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再看看各个母亲是怎样应对这种压力的。 一份母权社会成因分析论文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和通俗文学界逐渐引起瞩目，这篇报告开篇就是有名的1965年墨尼汉报告。这种分析理论最早只适用于贫穷的黑人单身母亲，后来引申用来解释所有单身母亲。该理论的基本点是，“父亲缺失对孩子——特别是男孩——的成长可能带来灾难性影响，因为没有父亲意味着孩子没有经济来源，没有榜样可供仿效，缺乏父亲管教，没有等级观念，也没有引导和指点，而这些只有父亲才能给孩子。”比博拉兹和拉夫特里：《家庭结构，教育成果与社会经济的功能：重新思考“女家长制的不足”》，见：《美国社会学期刊》，1999年9月，第105卷第2期，321页，下同。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女权主义对这种观念进行公开抨击，认为其中包含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还多方呼吁，要求政府部门对贫穷的单身母亲给予支持，重视职业母亲给孩子提供最起码的良好教育。但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重心是让男性更积极地参与家庭生活，扮演平等的伴侣和父亲角色。从这一点上来看，女权主义运动产生了一个间接效果，就是加深了社会文化对单身母亲的偏见。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思潮进入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有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女权主义作品发表，这些作品毫无例外地证明了这一偏见。 莱蒂·柏格罗宾1980年发表了一部很有影响的作品《自由成长》，在80年代还出了一本《养育孩子》。在这两部作品中，柏格罗宾坚持认为“孩子需要父亲”，“管得最少的母亲是最好的母亲” 。柏格罗宾没有预见到80年代小家庭继续衰落的趋势，认为取而代之的其他家庭形式都差强人意。“10个孩子里有8个都父母齐全，所以接下来要重点讨论这种家庭格局。但我鼓励那些单亲家庭和混合家庭尽可能采纳书中的建议，以适用于各自特殊的家庭形式。” 其他畅销的女权主义报告都应合了柏格罗宾这一观点。艾德丽安·瑞奇在《生为女人》（1976年）一书中对抚养孩子作了精彩纷呈的报告，末尾一章《母与子，男人与女人》专门探讨了男人应该如何介入孩子的生活。简·拉扎里在《论有爱心的男人》（1978年）一书末尾完全否定了自己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因为在那个世界中我是个女人，有些东西只有父亲才能给予孩子，我没法给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