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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我这一个观众，左安龙还声情并茂，挥手扬眉，一通抑扬顿挫的陈词持续了很长时间，仿佛面对的是望不尽头的黑压压的观众
左安龙主持的上海第一财经电视频道的股市节目一直人气特旺。每每出差到上海与朋友们聊天时总会提到他，似乎他早成了沪上街谈巷议的闻人。开始我还跟朋友们说我跟老左曾很“哥们儿”，随着老左名头益发“红紫”，我再跟朋友们说曾是老左哥们儿时人家的眼神儿便露出了狐疑。事实上是近十年不联系，我连老左的电话号码都没有了。
最近左安龙与东家第一财经“闹翻”，一位也做电视财经节目的朋友想请老左过去，知道我曾是老左的哥们便告诉我老左的手机，让我帮他加重请老左的诚意。 电话过去，我说我是方泉。“唉呀你小子呀！”老左的声音同十年前一样清脆、有舞台感。“可你知道吗？我今年都67了” 我的心顿时一阵抽紧，老左都67岁了想象着电话那头他兴奋的表情，却怎么也想象不出67岁的老哥们“老”成什么模样，却依然想起1992年至1993年我俩相处时他的“老小孩”的形象：精瘦、秃顶、亮脸膛，斜挎一个十年前没多少人挎十年后也不会有多少人挎因而总也不算过时的帆布包，蹬一辆破自行车，穿梭于一个个富丽堂皇的新闻发布现场 1992年7月《证券市场周刊》正式创刊，派我去上海建立记者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王丹彦大姐给我一个电话：“去找上海台的左安龙，那是个热心肠的老大哥。” 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堆满书籍报章的屋子里见到左安龙，他没一句客气话，直接就说：“丹彦跟我说过，你先坐几分钟等我处理完稿子，咱们下班路上聊。” 于是左安龙挎大帆布包推破自行车的形象便铭入记忆。记得是与他走了几条马路，人流汽车渐稀落时，他才飞身上车，搁下的一句话是后天哪哪有个上市公司的新闻发布会，你跟我后面挤进去。 其实是不请自来的“混”进去，以当时《证券市场周刊》的无名和初入财经新闻界的方泉的无名，人家召开新闻发布会是想不到咱的。但是硬着头皮跟老左“混”个多少回之后，我还真算是“混”出来了。 老左精力过人，不但“说”新闻是台里的台柱子，“写”新闻也很抢手。某次上海股市莫名其妙暴跌，他在《新民晚报》发布大块头文章《红马夹泄露暴跌内幕》，直接指向一些证券自营机构间可能存在的联手操纵行为，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可能是最早的关于机构行为的负面报道。他被上海证交所的总经理尉文渊叫去训话。 上海男人中阳刚气的不多，但尉文渊是一个，左安龙也是一个。可想而知尉文渊对左安龙的“训话”，结果一定是不欢而散。老左跑到老上交所对面上海大厦我的办公室，情绪激昂，义愤填膺地大放厥辞。他不愧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只有我这一个观众，他还声情并茂，挥手扬眉，一通抑扬顿挫的陈词持续了很长时间，仿佛面对的是望不尽头的黑压压的观众。 在当时沪上的财经新闻界，只有左安龙和贺宛男（时任《新闻报》记者）是年过五十的，但老左的形象、做派和容易激动的言辞与多数30岁左右的同行混在一起，没人觉得他显“老”，如果非要说“老”也是“老顽童”之类。 大概是在1993年年中，我和老左倡议，再加上贺宛男、应健中（时任《壹周投资》主编），一起起草了一份《致上海证券新闻界同仁公开信》。目的是针对记者或媒体可能为利益所诱而出现被利益主体利用，从而违背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号召同行自律。文稿写就准备征集签名时，细心的贺宛男大姐说还是请示一下上海新闻局的领导。回复是“新闻界”的一个“界”字涉嫌非法结社当晚又是在上海大厦917房我的办公室兼卧室，我与贺宛男、应健中又听了很长一段时间左安龙抑扬顿挫的慷慨陈词 老左不老，67岁的人了还在被业界争抢。老左凭啥？ 我要去上海问问他去。同时由老左我想起了10多年前我在上海的外派记者经历，想起了上海的老朋友贺宛男、应健中、杨百万、童牧野和已不在人世了的万积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