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艾文斯之死并不代表炭疽案的结束。
撰稿·邵乐韵（记者）
他死了，给原本错综迷离的炭疽案增添了更多悬念。 2001年９月之后，美国掀起继9·11以后的新一波恐惧：至少7封带有炭疽病毒粉末的邮件通过普林斯顿大学附近的一个邮箱，被寄往国会和媒体。结果造成5人死亡，17人受感染。一时间，人心惶惶。 差不多7年过去了，案件始作俑者始终没有定论。直到上个月29日，美国微生物学家布鲁斯·艾文斯自杀身亡。紧接着，FBI宣布，艾文斯就是炭疽案的唯一作案者。 抽丝剥茧，一切似乎刚刚开始。 昔日帮手，今日疑犯
2002年深冬，迪特里克港陆军医学传染病研究中心附近，几个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探员在一个结了冰的小池塘上凿洞，潜入冰冷的水中，希望打捞出和炭疽案有关的蛛丝马迹。这是个费劲又费钱的搜索工程，也许到头来一无所获，谁知道呢？ 岸边，美国红十字志愿者布鲁斯·艾文斯微笑着看调查员们工作，时不时和他们聊上几句，还为他们送上热咖啡和巧克力。当执法官员突然意识到艾文斯的另一个身份是炭疽研究专家、可能干涉到调查时，他们请他离开了现场。艾文斯没有异议，但是显然觉得有点尴尬。 峰回路转，5年后，艾文斯成了FBI的调查对象。当年同是红十字志愿者的玛丽安·弗雷明想不明白，那个曾站在她身边笑眯眯的老先生怎么会是炭疽杀手。“他总是一副好脾气，看上去很正常啊。我都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布鲁斯·艾文斯？” 真的是艾文斯干的吗？事实上，2001年9月和10月，美国接连发生两起炭疽邮件案后，艾文斯反而和陆军医学传染病研究中心的其他90多个同事日以继夜地工作，对成千上万份可疑粉末样本进行检验。他还参与检验了一封寄给民主党参议员达施勒的信件，然后亲自前往五角大楼汇报结果。 杰弗瑞·亚当莫维兹当时是艾文斯的上司。他回忆说，那天科学家们很小心地打开信封，把它放进一个双层密封的袋子，以防病原体泄露。炭疽孢子极轻，在袋子里飘浮，看上去很吓人。杰弗瑞转头对艾文斯说：“这可真叫人惊异。”艾文斯回答：“是啊，令人难以置信。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几个月后，FBI怀疑炭疽菌有可能就是从这个研究中心流出的，于是两次要求艾文斯提供他所拥有的炭疽菌样品。当时的分析结果是，样品与案件中的致命孢子不匹配——如今FBI认定，艾文斯故意选择了不相关的样品来迷惑他们的视线。 这几年来，艾文斯一直配合着FBI的调查，提供他认为的可疑人员的线索，接受来自机关部门和法院的问讯。艾文斯的律师托马斯·德高尼亚说，哪怕艾文斯的身份渐渐从专家顾问变成了犯罪嫌疑人，他也“继续积极提供真诚的帮助，从头至尾都很愿意合作”。 但是指控方有另一套说法。代表律师杰弗瑞·泰勒说，艾文斯提供可疑人员名单明显就是“想方设法把罪过推给别人，好撇清同自己的关系”。他暗示，艾文斯策划炭疽邮件案是为了替军方开发炭疽疫苗，“让所有的人突然意识到他们需要这种疫苗”。 同一个举动，两种不同解读，就可以使一个人的身份发生180度的转变。 勤奋的科学家和偏执的疯子 62岁的艾文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有36年。出生于药剂师家庭的他从小就显露出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高中时，他加入过活动兴趣小组，参加剧目表演，但是真正心头所好还是科学，曾凭借州科学竞赛优异奖加入全国荣誉协会（美国全国荣誉协会专门吸收在学术、实践等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中学生）。当其他同学还在用厨房用具操作科学项目时，艾文斯已经开始用父母买给他的高性能显微镜观察微生物、撰写详细报告了。 他的高中化学老师迪恩·迪尔哈克评价说：“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流行用‘书呆子’（nerd）这个词，但很适合艾文斯。”以前的班级同学形容艾文斯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却不怎么合群。他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也从不约会，连参加舞会也没有女伴。 1976年，艾文斯从辛辛那提大学获得微生物博士学位，进入迪特里克港陆军医学传染病研究中心，参与高度机密的实验项目。他的事业就在那里启航。 艾文斯最初研究的是霍乱。1979年，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军事研究中心发生炭疽菌泄漏事件，造成64人死亡。这一事件促使艾文斯将研究重点转向了炭疽，并着手研发相关疫苗。在同事眼中，艾文斯算不上天才，但很勤奋，很仔细，一丝不苟。 艾文斯的家和研究所只有一街之隔。他与妻子戴安娜结婚33年，收养了一双儿女。在所居住的社区里，艾文斯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性情随和，经常到罗马天主教堂做礼拜，乐于帮助邻居整理庭院，喜欢表演戏法逗大家开心，还会弹钢琴编唱歌曲。“很难把他和FBI描述的那个人联系到一起。”老邻居罗伯特·杜甘说。 看起来，一切都没问题，直到2000年，艾文斯的一份记录让他陷入麻烦。他写道，研发中的炭疽疫苗可能会使一些动物产生不良反应。这份记录被公开后，引起轩然大波：既然对动物有危害，那么肯定也会对军方使用者造成危害。疫苗遭到了强烈质疑。对于致力研发安全疫苗的科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受挫的了。 不知是否因为压力过大，艾文斯开始被更大的麻烦所困扰：患上了精神疾病。2000年7月，他在写给同事的邮件里说：“我希望能控制脑袋里的思想，有时候真的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我感觉身体被掏空了，却仍努力在工作和家庭中表现出好的一面……难以置信，我得了妄想症，有时候出现幻觉，却无能为力，只好等它们自行消失。” 艾文斯开始接受抗抑郁、抗焦虑的治疗。“精神病医师和医学顾问认为我的症状不是沮丧或躁郁症，可能是偏执性人格障碍。”他在邮件中写道。 在服药自杀前一个月，艾文斯还参加了一家精神病中心的咨询会。 一切尚未结束 7月27日早上，警察接到一个报警电话。等他们赶到艾文斯家的浴室时，发现后者已经不省人事。他很快被送到医院，两天后就过世了。 律师保罗·肯普（2007年5月继任）认为，其当事人艾文斯是清白的，他的自杀是被FBI逼迫的，“联邦调查局的指控和影射对他造成了巨大压力”。从去年11月开始，艾文斯就被禁止进入实验室。他的家、实验室、保险柜、电脑等都被一一搜过。调查人员甚至当着他所有同事的面，将他从工作了一生的地方带走，艾文斯已经毫无颜面可言。 在瞄准艾文斯之前，FBI一直把他的同事史蒂文·哈特费尔当成真凶。在2002年到2006年这四年里，FBI投入了大量精力试图证明哈特费尔有罪，结果却只换来联邦法院的一声“证据不足，宣判无罪”。美国政府和司法部反而还要赔给哈特费尔582万美元的精神损失费。 这一次起诉艾文斯，美国司法部显然做了更多准备。在8月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司法部公布了FBI关于2001年炭疽袭击长达200页的卷宗。在证明艾文斯与炭疽案关联性问题上，司法部罗列理由如下： 邮件炭疽案发生时，艾文斯正是一大瓶高纯度炭疽孢子的保管者，这些孢子与用于袭击的炭疽菌有着某种相同的基因变异特征； 艾文斯无法向调查人员解释为何两起炭疽案发生期间，他都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工作至深夜； 发生炭疽案期间，艾文斯曾帮助一家没有FDA批文的私人公司生产美国军队所需要的炭疽疫苗； 在发生炭疽案前几天，艾文斯曾给朋友写邮件说：“本·拉登恐怖分子一定会有炭疽和沙林毒气”，“会宣判所有的犹太人和美国人的死期”，用词与炭疽邮件上的语句有相似之处；…… 对于外界的追问，艾文斯的家人没有发表任何公众申明。孩子们在Facebook上表达了对父亲的哀思，并且暗示他最后几个月经受了折磨。儿子安迪写道：“爸爸，我会想你的。我爱你，我们天堂再见。安息吧。都结束了。” 然而，艾文斯的死却并不代表炭疽案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