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杨钊 专访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
张哲诚 冷雨 听杨钊讲他的人生故事和感悟,有如¾¬历一次精神之旅。所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这句极富禅意的诗句所描绘的生命意境不由地在心中浮现,令人仿佛体悟到了生命µ¬泊自在,不执着,不苛求,如行云一般的超然心态。杨钊从人生追求之初的迷惘走到今日的省悟,事业虽日渐鼎盛,人亦谦卑随和。 身为香港佛教联合会常务¶¬事、旭日集团¶¬事长的杨钊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和慈善家。多年来,他与两位兄弟投入于佛教事业,教育和福利事业方面的善款超过了4亿元人民币。包括修建庙宇,创办佛学院,发展福利事业等,其中尤以在太Ô¬修建的佛学院最负盛名。那是中国最大的比丘尼佛学院,占地面积超过七万平方米。同时他还在那里创建了一个菩提爱心Ь会。 在过去十三年间,他们始终极为关注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问题。杨钊在家乡惠州的中学设立了道德教育奖,要求青少年日行一善,尊敬师长,乐于助人,与同学友爱相处。该项目每年奖励300名中学生,并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同。如今惠州市政府也开始积极参与此其中,双方合作在惠州市全面展开普及工作,促进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奖励名额已从全市300名上升到3000名。 此外,旭日集团多年来一直持续为弱势社会群体提供服务。比如Ь助政府,对低保户家庭给予帮助。 采访之中,相谈话题几次从商业上周旋开来,回到人生追求之终极目的和价值的探讨上。杨钊一再表示“最好别谈商业,我谈商业的兴趣不大”,他显然更愿意与人分享自己半世浮沉的参悟。然而作为一位地道的商者,如何开辟和拓展自身的商路,又如何在商界征程中浸染了佛性,笔者对于多年来鲜有接受采访的杨钊,依然充满好奇。 不妨从创业说起。 杨钊、杨洪、杨勋三兄弟1974年在香港创业,开始一直做牛仔裤生意。因勤奋努力加上¾¬营有道,仅两三年之后便取得了不小的成功。那时才20多岁的杨钊已赢得了“裤王”的美誉。当时几兄弟赚的钱也已¾¬够买25套香港的高级住宅。 在香港打下根基之后,1976年,杨钊又拓展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市场。杨钊坦言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发展事业,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困惑:虽然事业发展了,还帮助了其他国家的¾¬济,但自己的国家还有许多待业青年怎么办?杨钊希望有一天,中国内地能够对外开放,允许外资进入开办工厂,这样不仅事业可以继续做大,同时也可以为家乡尽点力。直至1978年4月15日广交会期间,杨钊首次看到“欢Ó¬来料加工”的报道,便立刻决定进入内地投资了。随即在当年5月份与广东省签约,9月份公司设在广东顺德荣奇镇的大进制衣厂便宣告开业了,同样是生产牛仔裤。 杨钊开玩笑说,如果泰国正大集团是“有记录”的第一家进入内地的外资企业,算是“公元元年”,那么自己便是在“公元前”就已¾¬进入内地投资。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批来料加工工厂,当时广东省对于“来料加工补偿贸易”还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因此,当此后再有第二、三家外资企业进来时,如果所签合约出现争议,就以大进制衣厂的合约作为一个参考标准,大家也都同意以此为参照。 当时,一般工厂的工人薪资只有每月四五十块钱,而杨钊付给工人的待遇是每月一百多块钱,甚至比一些机关干部的都高。有官员甚至对杨钊提出工资过高,但杨钊还是坚持这一工资水平。 当杨钊过来内地投资的时候,香港业界多数企业家还在观望之中,大多还不敢“轻举妄动”,当他们从先行者的身上看到了效益,并且发现没有什么问题,一些胆大的企业家才开始陆续进入内地投资。今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最早的先行者,杨钊颇感欣慰。 找到人生问题的答案 《胡润百富》:是什么样的契机使您关注到了佛学呢? 杨钊:当一个人20多岁就已¾¬拥有将近两亿资产,拥有足以受用一生一世的财富,那么我就开始思考自己到底想要赚多少钱。人生是没底的,你拥有了25层楼还认为不够,就去赚50层楼,五个亿赚不够就十个亿。你每天还是在很拼命地去打拼,但是打拼回来的钱实在是花不了。我那时一直在思考人富起来后应该去干什么,我去向一位朋友请教,朋友回答不出来,于是他就在社会上发起公开讨论,反馈者众多。有人说发了财就去环游世界,买漂亮房子、汽车,好好享受等等。答案太多,没有统一。我又问:人活着干什么?有人回答:“我们钱都没赚够你还问这种问题,你这个人真是无病呻吟!” 可是我心里实在不舒服,我无法说服自己。我一味赚钱,已够一生受用,所换回的名利都已¾¬是我不需要的了,这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直到有一天我回家探望生病的父亲时遇见了我堂叔,他是虔诚的佛教徒,他送了两本书给我。看后我觉得很不错,我的人生问题从此就在这时有人指点我说应该去佛学中获得了启示和答案。一般人只是找到了人生的一半,即事业,以为事业成功就代表人生的成功,而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所在。事业成功只能够为你赚得名、利和社会地位,这些都是物质财富,但除此之外还有健康、家庭、快乐等精神财富,这是金钱和名利解决不了的。这就是我认为人生成功的六项指标。 如果因为部分指标而影响到另一部分指标的话,你就会付出很大代价。有人说逢商必奸,做生意一定要损人利己。但这一“世俗商人”的概念与现代企业家的观念早已格格不入了。现代企业家是要创造双赢而不是损人利己。也许这会少了很多商业机会,但我认为很值得,保护了自己的精神财富,没有因为赚钱损害到家庭、健康和良心,活得很开心。人生的许多问题就看你如何去看待。 《胡润百富》:20多岁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才刚刚创业,或者企业还在成长期,正在为市场竞争而伤透脑筋,似乎远未到思考人生问题的阶段。通常的情况是,当企业进入成熟期,创业者也至少到四五十岁时,才开始思考这类问题。但问题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往往其身体已¾¬变差,力不从心了,如何能及早规避这种情况? 杨钊:美国硅谷一向被称为“发财地”。在那里有很多年轻人20多岁就已¾¬赚到了几亿美元,可是发了财心里还是不平衡,反而不知道人生的路接着该怎么走,人生的位置该怎么定,医学上称这种状态为“发财病”。这个病的起因就是“财富一下子爆发”,在短期内增长了几十几百倍。有些年轻人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怎么过,就跟着很多人一起选择打球。其实他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打球是为了自己呢,还是自己为了打球而活着?香港有个知名企业家说过:人在一定阶段拥有金钱的时候可能还是你在花钱,但钱太多了之后就是钱花你了,你不再是金钱的主人,而变成了它的奴隶。因此人生要早做“打算”,想透生命的意义,这样才能获得命运的主导权,不要等到力不从心的时候再来思考。 《胡润百富》:其实对于许多企业家而言,创造财富已¾¬变成一种习惯性动作,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习惯。虽然在此过程中压力确实很大,他们也想随时能放松身心,亲近自然,也希望选择更为快乐的生存方式,但却没有方向,所以只好跟随别人选择去做? 杨钊: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答案。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应该自主去选择,关键是这种选择是从本心出发的,如果连自我本心都看不清楚,就等于让生命活在偶然的世界中,随波逐流也就变成是一种常态了。 《胡润百富》:叔本华说:“财富就像海水,你喝得越多,你越感到渴。”这当然是心态问题,许多人事业成功之后心态仍然不平,感觉不到快乐。为什么会这样? 杨钊:当你打下了½¬山之后,安心做山寨王就够了,为什么非常再去攻下一座城池呢?这个现象就好比排队吃自助餐,其实你已¾¬吃饱了,可是仍然跟在别人后面排队取餐,只是因为别人说不多吃点是傻瓜,却不明白自己吃饱了干吗还要继续吃。这恐怕是许多已¾¬拥有足够财富的人都存在的困惑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文化不是化人首先是化自己 《胡润百富》:您刚才说事业打下一定基础便希望投资海外,帮助一些发展相对比较贫弱的国家去解决更多就业问题。您在那时便已¾¬意识到企业负有社会责任了吗? 杨钊: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有很强的动力才能够担当起来。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比较容易普及;当国家遭遇灾难的时候,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能被调动起来,比如四川赈灾过程中,社会广大个体民众的爱心表现。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担当却不容易深入坚持下去,我认为这必须要将企业提升到文化和哲学层次,否则动力不足。当企业慢慢对文化和哲学多些了解,才能获得强有力的深层动力。以我们企业为例,是从对儒家、道家、佛学的研究中明白了一些道理,才确认了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里面也包含着境界的问题。境界有多个层次:从小学生,中学生,到大学生,再到博士。 《胡润百富》:您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精神的领悟,是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很重要的根基? 杨钊:对。文化是基础,如果企业家没有这种文化素养企业就难以长久。企业家只有建立起企业的核心价值,具备了企业文化,再把这个文化跟社会,跟顾客结合在一起,跟员工结合在一起,那么他的企业就达到一定水准了。但是要让企业上升到道德层次,能够更长远发展还必须要有信仰的力量。 《胡润百富》:如今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用心研究传统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多数企业也都会讲到企业文化。但是你会发现,虽然有些企业甚至用文本形式将企业文化“定格”下来,但是如果深入进去,却发现那只是一种装裱,难以落实,即使领军者有强烈意愿,但在执行过程中便严重走样了。对于这种企业您怎么看? 杨钊:说明文化变成形式就没有内º¬了。一个企业的文化没有核心价值就等于没有灵魂。这样的文化产生不了作用。文化不是靠打拼,不是靠力,而是用“文”去“化”,去改变环境。如果企业文化只是文字上的文化,那是最浅的。再者文化最主要在于理解:够不够细节,够不够全面,能否自成一个系统。如果这个文化不能从实践之中总结成理论,那就不是你企业的文化。如果这个理论不能指导Ь助企业可持续发展,那这样的文化作用就不大。最基本的一点,文化首先不是化人,而是化自己。只化人不化自己,完了! 《胡润百富》:现在中国的企业家们似乎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管理困惑期走到了精神价值尚未建立的,生命成长的困惑期。于是很多企业家纷纷去研究国学。因为国学毕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他们试图从这个根里找到生命的意义。 杨钊:他们需要人生解惑的药。我也生过这个病,我自己治好了这个病。人生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角色跟定位。还是那三个层次,当自己完成了自己的责任,还要上升到文化层面和道德层面。当他把本分的事情做好,然后开始思考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升华了;如果他能去研究并寻找到答案,就再上升了一个层次;如果还能够指导他未来的实践,便更上升了。到最后,当他找到了源头,这个人就算开窍了。 《胡润百富》:道理是这样。如果站在另一类企业家的角度来看,他们会理所当然认为成功创业是靠自己的战略眼光和勤奋打拼。所以他传递给员工的更多是一种竞争文化,说起来有时还很强悍,确有“化人之功”,但对他自身而言,却并没有解决自我的人生价值问题。您可否建议一种能“化己”的解决方案? 杨钊:这种企业家其实只是局限在物质的创造上,他现有的文化也是局部的文化。就好像小农¾¬济文化思想或者单一的美国梦。到美国去的人想要拥有车,有房子,有个家庭,这就是他的美国梦了。但是这类企业家迟早也会出现问题。首先他只能用工作去麻醉自己,不敢思考生命本质问题。说得更透一点,他年轻时可能用健康去换金钱,到老年时用金钱去换健康,结果事与愿违,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再一个问题是家庭,很多人牺牲了家庭换事业,希望到年老用金钱买家庭,也是不可能的。第三是快乐,一般人以为用金钱可以换来快乐,也是误区。这三个误区误导了很多人。 我认为人生包括事业,但事业不等于人生。我们不但要追求事业的成功,最重要的是追求人生的成功。一个人事业成功可能靠打拼、靠知识、靠运气,并且成功标准是用物质去衡量的。人生的成功就不同了。前面我已提到,人生成功要拥有两个财富,六个指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等重要,企业家不仅要懂得赚钱,也要学会花钱。六个指标不能一刀切,各有各的定律,必须对症下药。因此企业家创业早期一定不要因为三个指标而牺牲掉另外三个指标,一定要把握住全局。就像科学发展观也必须要考虑全面性,Ь调性,可持续性一样。 精神富裕才有望人生圆满 《胡润百富》:您自身持有怎样的慈善理念?如何选择慈善捐助路径? 杨钊:一个企业家首先把自己管好,把员工管好,把企业管好,这才是最大的善事。目前我们的员工已¾¬超过3万人,我希望能够为员工提供的是一个舒适的生活场所,一个好的学习场所和发挥才能的场所。令顾客、员工、投资人三方满意才是我们的企业宗旨。因此,慈善并不遥远,是从脚下开始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另外,目前社会上有几个非常明显的差距: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贫富差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差距。我们大体是从这几个差距的角度投入精力,尽可能地参与工作。比如在地区差异上,我们会给予西部更多的扶持力量;贫富差距方面,我们重点关注老年人和弱势社群,帮助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两个文明的差距上,我们重点关注佛教基金会的运作和青少年道德教育问题。 我们以惠州市一中为试点开展青少年道德教育活动已¾¬有十多年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不可能一步到位获得实质性教育成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必须先有观念再有行动,然后在实践的过程中总结¾¬验坚持走下去。我们希望起到一个示范作用。 《胡润百富》:您捐助到佛教基金会的资金是如何来运作的?为什么会选择通过佛教团体去做慈善? 杨钊:捐助给佛教基金会的资金投放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是建一些有领导地位的寺庙,将一些分散的僧人聚集起来,让他们有地方安居;第二是教育,办佛学院,培养人才;第三是福利事业。我主张庙宇也要与时俱进,寺庙除了帮助人提升道德修养外,还要跟社会融合在一起。我将资金交给他们来做福利事业的好处在于,他们能够100%地做好,中间不会出问题。我相信一个有宗教素养的人比普通素养的人更可靠。因为出家人在修道的同时就要为人民服务,老百姓把那里当作是精神家园。因此,他们才是专业的慈善人士,我们都只是业余的。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去做慈善用的是一颗爱心,而不是施舍的心,这会使接受布施的人同时拥有人格的尊严。 《胡润百富》:您从事慈善事业多年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杨钊:很多人是物质的富翁,精神的穷鬼,因此就有了一句话:地位越高,圈子越小。以前皇帝都很孤独,所以叫做孤家寡人。现在企业家也有这种倾向。为什么呢?你能够谈得来的人比较少。你在物质上从温饱实现了小康,还要让自己的精神从温饱到小康再达到富裕,这样你的人生就圆满了。当你自己成为人生的富翁,也要帮助别人成为富翁。如果你由近到远,由亲到疏地去Ь助大家,你的圈子就会越来越大,你就会发觉人生很有意义。这就是我作为一个企业家的人生模式。 《胡润百富》:您能否给那些想要做慈善但却心存疑虑的企业家一些建议?
杨钊:首先,一定要随缘,不要太刻意。本来助人为快乐之本。我一向认为钱要用在刀尖上,尽可能雪中送炭,做了起码要达到效果;其次,如果能够做到80%也不错了,不能太执着,要做到圆满必须得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最后,人生不应该是单一的生活形式而应该是多样化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和思想,所以慈善方式也可以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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