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周勤 东南大学 2003年9月初去社科院工经所做博后，大约是11月初的一个星期二，是研究人员每周两次的返所日，下午时返所的人基本都走的差不多了，我在上网下载“JSTOR”中的文章，办公室的樊主任叫我，“周勤，这有感冒疫苗，你去打一支”。我问：“为什么给我？”，“这是院里给五十岁以上的老同志发的，但是今天返所的人少，多出来几支，不打浪费了，七十多块钱一支呢”。 本人以前除了小时候种过牛痘外，重未打过其他预防针，加上那段时间不断感冒，也有心试试，所以就拿了一支。从三楼下到一楼的医务室一问，感冒期间不能打疫苗，要等好了以后才行，医生告我放在冰箱冷藏室或者放在室外即可，于是回到皂君庙的宿舍放在窗外。 不觉一周过去。感冒基本痊愈，周二返所时就打了一针，也没有抱太大希望。 可是，过了一个月回南京，爱人说起“你今年冬天很奇怪，最近一个来月电话里没听你说自己咳嗽，难道北京的暖气可以治病吗？”我这才想起这几年每到秋末冬初，南京气温变化较大，很容易感冒，马上就转为支气管炎，最后就是不停的咳嗽，看了几家医院医生都说，这是教师的职业病“慢性咽炎”，没有什么办法。不断的打针吃药，严重时，晚上必须含着“西瓜霜”含片才能入睡。于是，就告诉爱人打感冒疫苗的事情，别的想不出其他原因，因为到北京后与打疫苗期间还感冒过两次，其中厉害时到附近的北交大附属医院挂了水。 人是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要不是爱人提起，自己也就忘了咳嗽的事情。但是，有了这次经验，我04年后到了每年国庆节以后，新感冒疫苗出来，即到防疫站打一支，一般国内合资企业生产约90元，进口的100元，全部自费，不觉已经打了五年,06年给母亲,07年国庆节后也给父母打了预防针,似乎效果不如我明显。但是，也减少感冒的频率和强度。 最近做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委托的国内医疗卫生方面的课题，讨论中国医疗卫生改革和妇幼保健的资金筹集和使用问题,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是医疗和卫生之间的界限和两者的成本分摊和收益关系。 想想自己这几年打感冒疫苗的经历,总觉得有些东西值得写写。于是，将那几年的病例翻出来看看，现有保留的病例记录最早是1997年3月，到08年4月。其中97年9次，98年1次，99年8次，缺00年，01年2次，02年2次，03年3月前3次，下半年没有，04－06年各1次（记得这3次中至少有2次是我为小孩拿药才去看的，我自己记忆中仅在06年12月感冒过1次），07年至今没有,虽然也有过不舒服,但是都没有到专门去看病和挂水的地步。97-08年期间看感冒共计32次，其中15次冬季。因为有些记录丢失，而03年9月－05年9月期间约15个月在北京，这个记录不是太全，但是，97年－03年共计29次，病例中有记录咳嗽超过1个月有3次，挂水和透视11次，看来我一般是挺到实在不行才去医院。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这几年我的看病成本，如果计算上述97-08年的不完全统计32次看病记录，以每次平均100元，共计3200元，按照平均个人支付10%计算是320元；而12年中我个人打疫苗12次，以每支80元计算960元，即使我每年不再感冒，个人支付也远超过看病的个人支出部分。但是，考虑整个社会为此的支出，以及我在生病过程中忍受的痛苦，以及由此减少的产出。由此，一个简单的问题可以提出，感冒疫苗对我是十分有效的，那么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去打疫苗，很简单就是我不知道是否有效？更主要的原因是疫苗我必须自费而不是免费，也不是法定必须，在不知道是否有效的条件下，我不可能去做一个未来无法预期的事情。况且许多人都认为疫苗可能减少个体自然抵抗能力，自己不主动打疫苗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显然，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讨论我们过去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下，却提供了一个较全面社会医疗保障体制，而经历30年高速的经济增长率过程后，我们的保障水平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原因是什么？ 由于利益主体与行为主体之间的分离，也就是存在外部性问题，导致市场不可能提供免费的疫苗，而防疫的受益者难以分辨是否是疫苗起的作用。就像本人的经历，如果不是免费获得疫苗，我自己不可能主动去打疫苗，况且疫苗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明显效果。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是一个具有统计意义的概率，主要是政府放弃了相对比较成本较低的防疫体系，而将资源大量用于下相对昂贵医疗中去了。
回到我们讨论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问题上，现在主要讨论“看病贵和看病难”，可以换一个思路，现在那些病是可以通过防疫减少或降低,目前感冒公认是可以免疫,而每年因为感冒引起的并发症是排在死亡率的第一位,况且,从本人的经历可以看出,只要每年减少一次感冒就可以弥补疫苗的成本。但是,从人的本能来看,人们一般不肯在没病的情况下主动去打针吃药,而从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如果不收费也无法进一步研发新疫苗,甚至自身生存都难以维持,这也许就是在进入市场经济后,大量的原有防疫体系难以维继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作为政府如何提供给全体民众一个低廉有效的卫生服务产品是最为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防病是一个更加有效和低廉的手段。过去的体制转化过程中,政府没有探究是否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现代市场机制来建立防疫体系,避免传统计划经济下防疫体系的种种弊端,而不是将其完全放弃和全部交给市场经营。 如果我们回顾SARS期间我们动用社会资源来进行防疫的过程,尽管我们在这次防疫过程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是,比较染病之后的治病费用依然是十分低廉的,况且人的生命是无价的。那么,可以看出政府是可以提供相对低廉的防病体系的。为什么一定要到极端的条件下,我们才愿意将资源用于防病呢?显然,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十分有效的制度安排。 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点应该是比较提供相同健康水平下的全社会的成本支出,以此出发,防病就成为更加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安排,不是通过减少看病人数和看病频率,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是任何供给力量也无法满足,而一个民族的健康水平一定可以通过医疗水平来提高,但是,一个幸福的民族必须建立完善的防病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