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刘瑞祥 自从北京奥运会开幕以来，中国军团掀起了夺金狂潮，看得国人热血沸腾，极大地满足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但是，世事原本没有十全十美，晴朗的天空偶尔也会漂来一朵乌云，在世界第一运动的男子足球方面，中国男子足球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糟糕表现却遭到了国人的一致批评。一时间，各大媒体、网络上下，名记草根，纷纷对中国男子足球口诛笔伐，上至足协官员，下到球员，都成为社会各界的批评对象，一夜之间，中国男子足球成为过街老鼠，大家踩上一脚尤觉不过瘾，还要再吐上口水。中国男子足球到底怎么啦？ 中国男子足球之所以受到全国上下广泛的批评，一是水平实在难以恭维。且不要说本届奥运会上的表现，前不久的世界杯亚洲十强赛也没有出线，在世界上的排名也快接近历史的最低水平；二是与其他项目相比，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享受的待遇过于优越，那些从事奥运会上为中国大把夺金项目的运动员，平时的工资与男子足球运动员相比低得可怜，而由于职业联赛的开展，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的收入远远超过了百姓的平均水平。拿着这么高的工资却没有给国人带来足够的喜悦，百姓当然心里有怨气了，这本来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菲。据说奥运会之后要采取问责，那么到底由谁来承担这一责任呢？你可以讲是郑智等的不理智毁了本届奥运会男足之路，可是难道就一定要把板子打到运动员身上吗？且不要说中国足球运动员为奥运进行长期培训遭受的辛苦，至少这批运动员是这个年龄段里最具有足球天赋的，难道郑智不得红牌中国就一定能出线吗？我想多数人是不同意这一观点的。既然运动员也不是导致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堕落的罪魁祸首，很多人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足协官员，历届足协官员，远至阎世铎，近到谢亚龙，都遭到了各方的恶搞，在公众面前形成了一个不学无术、只会玩弄权术的阴暗形象。可是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站在他们的立场，他们做错了吗？作为中国行政体系中的一员，他们首先是要对上负责，政治任务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其他的目标。套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他们的行为一定是在相关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既然参与的各方都做出了个人最优的选择，整体的结果不令人满意，那么应该是游戏的规则（制度）出了问题，那么到底我们的制度出了什么问题呢？ 与我国其他的项目相比，中国男子足球是老百姓最为接受、开展职业化最早的运动。我记得90年代初期中国联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宿舍每到周末下午就聚在一台黑白电视面前，津津有味地观看各路豪强的争斗，一位商品意识较强的室友用饭票进行博彩（他现在已经成为江苏电视台转播体育节目的专业人员了），吸引了全系男生的参加，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男子足球在群众中收欢迎的程度了。在中国职业联赛成立之初，包括足协官员、运动员甚至普通老百姓，大家认为中国男子足球从此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无不对中国足球的腾飞寄予较大的期望。那时我们与亚洲最高水平差距并不大，除了恐韩症之外，与日本、西亚球队相比，互有胜负，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良好的基础，再加上职业化的熏陶，中国足球冲出亚洲应该指日可待。 可是十几年下来，我们的期望最终并没有变为现实，除了一届在家门口的日韩世界杯外，我们的男子足球始终没有进入到世界足球的殿堂之中，相反地，表现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连续两届早早地被挡在世界杯预选赛之外，在亚洲的排名也快掉到十名之外。与其表现恰恰相反的是，中国其他一些项目，例如体操、跳水等，多年来在传统的培训模式下却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本届奥运会上大放异彩。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难道我们开展男子足球联赛错了吗？既然我们市场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我们是不是要仍然回到全国体制的运行模式中去？
要回答以上的问题，我们首先要从产权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众所周知的是，产权清晰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条件，产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的权利：即所有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现任足协主席谢亚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足球联赛产权的归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谢亚龙解释道：“首先，我们要确认足球联赛这个产品的属性，我认为中超联赛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内的‘准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为有非营利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外部性等。‘准公共产品’则是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它既坚持公益性原则，又有经营性质，还具有部分的排他性和一定的市场竞争性。”谢主席又用美国的NBA联赛来和中国男子足球联赛来进行对比，强调了足协拥有足球联赛的合理性。我们姑且认为谢头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也就是足协应该拥有在足球联赛上的部分产权，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武断地认为，足协由此就可以拥有联赛全部的控制权。因为道理很简单，联赛中各俱乐部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也进行了专用性投资，所以也应该拥有部分的产权，也应该拥有部分决策权，甚至球员，为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投入了自己的青春，难道不应该通过某种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吗？这样以来，我们可以将足球联赛看成是各相关利益者围绕关键性资源（中国足协）进行专用性投资的一个扭结。所有的决策应该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也就是组织租金最大化，形象一点说，就是使中国足球水平迅速提高，大家各取自己应的那份蛋糕。 可是现实却是，我们的蛋糕并没有做大，相反却越做越小，中国足球不但没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相反在国内却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我个人觉得首先是足协自身的定位没有摆正。足协既然将自己看成是联赛的实际拥有者，那么它所作出的决策就必然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足协的决策主要是由足协的领导作出，中国足协官员又是整个政府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我们的决策为什么带有那么浓的政治色彩就很容易理解了。举个例子来说，为了强调男子足球在奥运会上取得好的成绩，中国足协不惜牺牲联赛的正常运行、不惜牺牲世界杯这一男子足球最大的盛会，主要原因就是，尽管在世界杯上取得好的成绩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和中国百姓的认可，但是在奥运会上取得好的名次却能够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我想，我们的足协官员如果以平常心来对待奥运会，真正把精力投入到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上去，最终一定不是现在的结果。 中国足协虽然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根子却不在中国足协本身，而在我们的体制上。我们的体制给予了中国足协过大的权力，给予了足协没有制衡的权力。我们的各俱乐部，虽然拥有一定的收益分配权，却在联赛中缺少真正的控制权和话语权。至于中国运动员的权益，那就更加不要提了。我们有多少优秀的运动员，因为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而遭到俱乐部的封杀，在自己运动生涯的黄金期遭遇无球可踢的局面，由此我特别想到一些俱乐部利用自己的特别地位，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强迫球员集体签定不合理的就业条约，此时市场经济中契约精神中的平等又到哪里去了？大家可能难以想象，我们印象中高高在上的球员竟然成了值得同情的人？这也就难怪我们联赛中出现众多所谓的“黑幕”或者赌球现象了。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原谅这些罪恶的行为，而是说这些现象和我们体制不健全有关，其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正如我们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腐败现象一样。 最后我想为我们的足协主席谢亚龙讲两句公道话。谢头的所作所为引导了球迷的公愤，遭受了诸多名记的口诛笔罚，这几年我想全国人民除了刘翔之外，就数谢头的压力最大了。但是设身处地为谢头想一想，如果换作是你坐到那个位置，你会如何面对呢？我想只要你想在那个位置上干下去，绝大多数人不会比谢亚龙干得更好，尽管作为一名旁观者，你可以指点江山，高谈阔论，但等你真正变换角色之后成为足协主席之后，“屁股决定脑袋”是一句俗话，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人都是理性的和自利的，足协主席的行为应该相差不会太大。所以，千万不要把功劳和过错归结到某一个英雄或狗熊身上，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而言，最终决定社会系统绩效的是制度，是社会思潮，包括你和我，都是形成这个思潮中的一小部分，中国男子足球今天的境地，只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冲突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