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组织化社会的未来
——互联网社会中的组织结构演化
导语：组织化社会的时代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也许就是组织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变得以提高效率为目的，以组织为单位。人类的行为模式不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组织的意志已经凌驾到了个人意志之上，成为了推动社会演化的首要力量。正如伟大的马克斯·韦伯所反复论述的那样：组织化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它塑造了当代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组织不仅改变了既有的社会交往模式，更在制度文化的层面上深深的影响了权力结构的模式和社会结构。可以说，当代社会是组织化社会，组织是当代社会的核心构成单位。因此，对组织结构的生成及演化历程的考察也就具有了格外重要的意义。
在组织化社会中，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的最大特征是对信息进行分析处理的过程具有明显的人为设计的规定性和程序性。人为设计的最终结果所导致的将是社会决策机制具有中心化的特征。这样的社会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在于哈耶克意义上的“必然无知”状态所导致的社会决策的盲目甚至疯狂。可以说，组织化社会追求的目标是效率，但是最终将以一种悖论式的循环在侵犯个人决策自由的基础上丧失对效率的追求。
一个基本概念：组织
在讨论组织结构的生成和演化的问题时，对“组织”这一概念的定义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讨论路径。在目前的学术讨论中，组织的概念界定主要有以下三种：
1、组织是为实现特定目标而结构化的集合体。这是一种功能结构主义取向的组织定义方式，它强调组织作为一个行动主体所具有的整体性。在组织中，个人的意愿并非是重要的考虑因素，组织本身以一种拟人化的方式成为了行动的实体。实际上，这是“社会唯实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组织理论中的一种表现。
2、组织是参与者寻求多元利益的集合体。这是“社会唯名论”思维方式在组织理论中的一种表现。这中定义下的组织只不过是为了实现个人目的的一种工具。组织本身没有任何意志和利益，有意志和利益的是组织中的人。这一理论进路产生了很多在当代颇具影响的理论观点。例如，在威廉姆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中，组织存在最重要的目的是摆脱个人常规交易的高昂交易成本，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在福柯的理论中，组织作为社会权力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了个人权力斗争的舞台。
3、正式组织、参与者和环境的互动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环境分析的组织理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组织被看作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实现参与者个人、环境和组织本身互动的一种体系。在此体系中，组织、参与者个人和环境没有固定的中心地位，最为重要的分析已经脱离了原子式的单一因素的考察，而是以一种“关系性视角”对互动的形式进行研究。因为，这种互动形式的产生和演化将对组织结构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对组织概念的不同定义在分析不同的现象的时候具有不同的指向性，限于本文的论题，这里将主要采取一种融合了参与者、组织和环境的关系性视角展开讨论。
基本命题：信息、环境与组织结构的关系
命题一：组织结构是对组织环境刺激的一种反应。
在系统论的分析进路下，组织与环境呈现出了一种嵌入关系。即组织必然是存在于环境之中，成为周围环境的组成部分；环境是一种描述性概念，它为组织提供存在、发展、变异甚至是消亡的所有外部因素。这种嵌入关系使得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具有依赖性。实际上，组织行为与结构可以被看作是组织是对环境刺激的综合反映。
最常见的组织结构形式是链式结构和矩阵式结构。采取链式结构的组织通常面对的环境比较单一，环境的刺激可以以一种单向的方式在组织各个部分之间传递。而矩阵式结构在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刺激的时候，可以做到横向传递和纵向传递的结合，因而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可以应对更为复杂的环境刺激。在现实中，更多的组织也选择了矩阵搭建内部的结构模式。
容易被忽视但却极其重要的是：组织面对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环境的秩序形成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结果。自生自发秩序作为一种“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产物。“当个人遵循那些会产生整体秩序的规则的时候，个人对特定形势所做的应对会产生一种整体秩序，即使人们各自的行为之间只具有极为有限的相似性，也足以产生一种相似秩序。（哈耶克）”立足于知识论的描述，组织及组织的成员在面对不确定的环境的时候将处于一种必然的无知状态。
处于必然无知状态的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都面临着很多制度性的风险。在这种状况下，组织只有不断的调整自身的结构，增强组织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适应环境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实现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综上所述，环境是组织结构形态的决定性因素。
命题二：信息是组织与环境的沟通介质
既然环境塑造组织结构，那么结构塑造的机制和渠道是什么呢？组织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够使得自身的结构始终和环境的变化保持协调呢？换句话说，环境和组织之间的沟通介质是什么呢？组织与环境的沟通介质是信息。在影响组织结构的过程中，信息将起到如下作用：
1、信息的增加意味着组织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增加。[1]这就是说，信息量的多少是环境不确定性大小的衡量标准。组织所能够认识到的环境的形态完全取决于组织所拥有的信息量和组织对信息的处理分析能力。为了能够更高效的处理组织信息，组织结构随之发生演化。演化的趋势就是组织内部的结构日益分化，每个单独的部门都针对不同具有不同功能的信息进行专业的处理分析。
2、正如上文曾经分析的那样，对组织功能的探讨很难脱离具体的组织成员。实际上，从信息的视角考察其对组织的最重要的影响正是对组织内部成员的影响。伴随着信息量的增加而发生组织结构的复杂化趋势对组织成员而言最显著的影响是个人交往成本的增加。韦伯在评价组织化趋势的时候一方面认定其为现代社会进步的首要标志，也同时去过度组织化所可能给人性带来的损伤表达了深深担忧。在一个过度组织化的社会里，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面对数目众多的庞大的组织机构，信息的传递只能以一种既定的方式在组织内的相关部门间传递。信息的传递效率和效力都会在漫长的传递、分析和处理的过程中大打折扣。
这就带来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如何才能够既建立起有效的组织结构才能实现信息的高效传递，同时又在实现信息传递的同时尽可能的满足作为个人的组织成员的心理需求？
3、正如福柯在知识论的立场所揭示出的那样，信息以及信息所对应的知识所具有的结构不是独立于社会演化的进程之外的，掌握信息和知识的阶层也就获得了影响社会演化的话语权力。这种信息话语权力弥散在整个社会之中，以一种结构性的方式对每一个成员进行着控制。
换句话说，信息结构同组织结构和社会结构具有某种颇为隐秘的同构性。通过改变信息的发生、传播、分析和处理的方式就可以改变信息的结构，从而深刻地影响组织结构的演化。但是，信息结构演化的特点在于具有非中心性。因为，信息总量是如此的庞杂，对信息的分析处理能够要求已经远远超过任何独立组织的承受能力。任何组织在面对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信息社会的时候，都必然面临着哈耶克意义上的“必然无知”的状态。所以，只有一种信息分析处理的方式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信息权力的结构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演化；而信息权力结构的演化，必然会对社会组织结构发生深远的影响。
命题三：组织对信息的处理过程事实上是“信息计算过程”，组织结构提供“计算平台”，组织制度和文化提供“计算程序”。
将组织理解为是一台计算机，把信息处理看作一种计算过程。要理解这样的观点就需要对常规的思维习惯做出一些颠覆。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不妨首先了解一下《美国科学人·黑洞计算机》所做出的解释：
“对一名物理学家来说，所有自然系统都是计算机，大自然与信息是纠缠在一起的．．．．．．物理学与信息论（源于量子力学的中心原理）合流了：说到底，离散是自然的本性；一个自然系统可以用有限的比特值来描述。．．．．．．在系统内，每个粒子的行为正像一台计算机的逻辑门。它的自旋“轴”能指向两个方向中的一个，因此可以编码一个比特，并且可以翻转，由此执行一个简单的计算操作。．．．．．．自然计算机具有内在的数字性：以离散的量子态存储数据，如基本粒子的自旋。它们的指令集合是量子物理学。 粒子就是一些变量，它们的相互作用就是诸如加法等运算行为。”
同理，组织面对环境的刺激不断的从环境中接收信息，同时通过内部的分析处理过程将信息以组织行动的方式传递出去。信息的传递过程和组织对信息的分析处理过程是等效的。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的被处理方式取决于组织结构的类型。不同的组织结构处理即使是同样的环境信息也会出现很大的结果差异，究其原因就在于组织结构类型的差异性。
更本质的看，组织对信息的处理过程事实上是“信息计算过程”，组织结构提供“计算平台”，组织制度和文化提供“计算程序”。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构实际上是为信息的计算提供了不同框架模式的计算平台，同样的信息输入到组织内部都经过不同结构的计算平台的计算处理，会产生不同的输出信息。同时，组织结构只是组织的硬能力的表现，组织的软能力要通过组织的文化和制度来实现。就是说，组织的制度和文化通过一个社会化学习的过程内化为组织内部成员的行为模式，在面对信息输入的时候成员就会更高效的处理所面对的种种情况，并且保持不同时间段内的、不同成员行动方式行动的一致性，最大化的提高组织的信息处理能力。
在这里，组织和信息呈现出了一种“双向建构性”。一方面，组织的结构、制度、文化和成员行为模式取决于对信息的分析和处理；另一方面，信息的分析和处理也取决于组织的结构、制度、文化和成员的行为模式。在这样的双向建构的过程中，组织和信息以一种循环依赖的方式实现了组织的演化。
焦点问题：组织化社会的未来
一、互联网社会的隐喻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信息权力结构的演化会对社会组织结构的形态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讲所论述的那样“媒体即信息”。对信息结构本质的影响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信息传播的途径与方式。在当代社会，对信息分析处理最强大的平台就是互联网。互联网的力量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同以往所有的时代相区别。这种伟大的力量正如卡斯特所揭示的那样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与认同的冲突性趋势所塑造。信息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重新构建，已经诱发了社会的新形式——网络社会。其特点是：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的弹性与不稳定性以及劳动的个人化；普遍的、相互关联的与多样化的媒体系统建构起来的真实虚拟的文化；还有生活的物质基础——空间与时间，因为流动空间与永恒时间的特性而发生变化，成为支配性活动与控制精英的表现。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至整个世界，一如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及其孪生敌人——工业国家主义，摇撼制度，转化文化，创造财富和引发贫穷，刺激贪婪、创新以及希望，同时又加诸苦难与灌输绝望。不管是否美丽，但这确实是一个新世界。”
在互联网社会的发展中，人们的互动模式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主要的互动模式是一对一交流，典型的互动方式是电子邮件。第二个阶段的主要互动模式是一对多交流，典型的互动方式是万维网，特别是以门户网站模式为代表，即互联网1.0阶段。第三个阶段的互动模式是多对多交流，即互联网2.0阶段。
在第三个阶段中，所有互动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去中心化”。每一次互动行为都伴随着即时的评价和信息的反馈，并决定了继续交流的可能图景。这种互动模式在一定规则的指导下，可以超越“决策中心及其指令”，信息在每一组交流者之间直接流动，并调节着交流者的认知和行为。任何组织都没有能力对互联网上的交流进行监控，相反只能作为一个参与主体的身份参与到整体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来。这样，互联网社会内的整体秩序成为“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产物，实现自生自发秩序。
在互联网社会这种自生自发的秩序中，隐藏着一种极为接近自由主义者理想状态的可欲性，即将自由奉为具有最高价值的原则，从而为参与者提供机会。在此，互联网社会成为了一个自由的社会，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任何知识，从而使自由意志及其选择在最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可能。今天，互联网的发展及其所具有的意义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正如《商业周刊》所评价的那样：
“全世界的网民大约有１０亿人，如果再加上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社会关系、网络知名度和计算能力，这个群体将迅速凝聚成为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穿越时空的大范围合作突然变得经济了，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
事实上，这种扩张对于现实世界最为深远的影响将是互联网社会中的自生自发秩序将无可避免的扩散到现实生活中去，并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影响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互联网的扩张意味着信息获取的可能性增加，而信息的增加使人们获得了更多的理性。基于公共理性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是社会内部规则的形成的必要条件，言论自由又是促进社会共识形成的重要因素。
自生自发秩序的扩散最重要的意义是汇聚了个人的力量，并赋予行动者以更多个人选择的自由，自由意志地位的上升。于是，互联网中自生自发秩序的扩张为现实世界的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可以肯定，这种现象正越来越成为常态。在未来，任何政治问题没有经过网络的讨论而强制实施必将是不可能的。如果说现实社会和互联网社会的融合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那么基于互联网社会中存在的开放性精神气质会对组织结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正如韦伯所揭示的那样，一种新的社会精神气质的形成会对社会组织结构产生重要影响，那么互联网社会的扩张是否意味着对组织结构的一种隐喻？
二、解构组织化——一个激进的社会预言？
社会对信息的理解和处理出现了同以往历史经验所表明的截然不同的特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互联网社会不仅以一种技术的方式在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更以一种文化气质的变化对组织化社会所本来具有的中心化特征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体现出自生自发秩序的特征，即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可以把自身的意志强加到其他人之上。即使拥有较大权力的核心组织，也必须更多的根据他人的意志而非自身的单一意志来进行决策。社会底层的力量获得了更多表达渠道，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变革力量。
当然，从知识论的立场来看，信息处理过程中所面对的“必然无知”依然存在。但是，在技术条件进步的情况下人类第一次有机会比以往过去都做的更好——真正做到汇聚所有成员的智慧和能力。在这样的进程中，已经涌现了很多令人惊喜的案例：百度公司所推出的“百度知道”；Google所推出的实验室计划；还有“维基百科”（Wikipedia）的撰写。在这里，信息的生产不再是某些固定的掌握着话语权力的信息生产者决定，而是使得每一个互联网社会的成员都有能力参与信息的生产过程之中，从而为颠覆传统的信息权力结构提供了可能性。这些伟大的计划最终将改变人类对信息的理解，改变人类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并通过改变信息结构的方式改变组织化社会的演化进程。
不同地域内的人们的行为模式已经愈加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互联网的普及发展又为这种融合提供了一种技术上可行的根本性保证，代表后现代文化的新的文化形式在全球传播。如果我们将这些具有根本意义的因素综合起来，难道我们不会认为现有的组织化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了吗？
已有论者强调，组织化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对信息的计算、分析和处理受制于一种人为设计的理性局限，从而在深层次阻碍了政治民主的实现。那么，以互联网社会的兴起为代表的社会非组织化的趋势的形成是否意味着一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演化进程的出现呢？“解构组织化”作为一个颇为激进的社会预言难道不会又是一次“历史终结论”的翻版吗？
在一个非中心化、非组织化的社会中，最重要的进步意义在于这样的社会形态可以最大的利用多数人的智慧以对信息进行尽可能详细并且中立的分析和处理。作为自由主义追求的一种经典的乌托邦理想，非组织化的实现是保障个人自由得以实现的最佳状态。也许，现实世界永远不会实现这样的理想，非组织化社会作为一种最终理想，在历史上的今天又一次展示出其诱人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