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正诚
有一年，满载中国福建偷渡客的轮船在加拿大近海被扣押，时任加拿大总督的香港移民伍冰枝指出，任何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应该让难民上岸。而那些通过合法手续来到加拿大的中国大陆华裔则愤怒地认为这些偷渡客丢了中国人的脸，严词要求加拿大政府将这些人遣送回去，并表达了他们对法律的尊重和对秩序的认同，一副良民做派。在蒙特利尔工作的一位犹太律师不解地问一位中国人：“你们中国人太懦弱了！如果是我们犹太人，我们早就拿着食物和毯子去欢迎他们，给他们提供住处，帮他们落脚了。” 以色列建国前在现领土上仅有区区1.5万犹太人，通过不断移民，今天人口达530万，就得益于这种对自身利益的正确认识。在此过程中，截至2005年，以色列仅从美国获得的直接军事和经济援助就达到1540亿美元（以2005年币值计算），而且其中很多不是贷款而是赠款。除此之外，还有预算外的物质援助以及美国籍犹太人的私人捐款，很多这种捐款都可以抵扣应交给美国政府的税款，也就是说变相地用美国的财政收入进一步补贴以色列，算下来平均每个以色列人每年从美国政府得到500美元的收益，尽管以色列早已经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在美国的总人口中仅占1.7%的小族裔，竟然能帮助与自己同一族裔的另一国家获得如此惊人的利益，完全是因为强有力的亲以团体。这些NGO的运作固然专业，更为重要的是其理直气壮地争取利益的思路。 《华盛顿邮报》曾经估计，犹太选民的捐款占到了民主党竞选经费的60%，其他最保守的估计也是在20%到50%之间。这一付出的回报不仅是没有人敢于明目张胆地歧视犹太人，更可以令犹太人和以色列获得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Harry Lonsdale是1990年的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描述了他在竞选期间对最有势力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物委员会（AIPAC）总部的访问：“......那真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仅仅）支持以色列是不够的，我还拿到了一个重要议题的单子以及我对每个观点应该发表的意见。实际上，我被告知我的意见必须是什么，我应该用什么说法来向公众表达这些意见......在那次会面以后，我就得到了一个在美国的以色列支持者的名单。我可以打电话获得竞选捐赠。我打了，他们给了，从佛罗里达到阿拉斯加。”与扶持友好人士对应，那些反对以色列甚至态度有所保留的候选人，或者发现得不到犹太人的捐款，或者发现自己的对手得到了犹太人的大量捐款。阿拉伯裔美国人因为缺少对政治的投入和相应的策略，只能眼看着自己缴纳的部分税款也被送到以色列人手中，美国以外的一些激进人士采取恐怖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抗，付出的是鲜血，而犹太人的付出是金钱。金钱民主固然不完美，但至少比花钱也买不到尊严和尊敬乃至付出鲜血的代价要好得多了。 犹太人富有，受教育程度高，政治参与热情大，一个小群体如果对某件事有很强的献身，就很有力量。一位美国参议员被问到为什么要签署一个被游说团体推动的有争议的法案，他说：“不签署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好处。如果你签了，你不会触怒任何人。如果不签，你就可能激怒一些犹太人。”为了阻止一些可能对以色列不利的人士获得关键职位的任命，部分亲以NGO发动强有力的抗议，害得有些政治家无奈地说：“我宁愿签署一份我不喜欢的提案，也不愿意收到5000个抗议。” 国务卿赖斯在2007年3月访问中东试图重启和平进程前，收到AIPAC支持的一封要求赖斯不能轻易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接触的信件，得到了79个参议员的签名，而全部参议员只有100人。在蒙特利尔，一位政治人物不小心在公众面前对于犹太人强调自己被歧视表示了温和的抗议：“总是你们，好像只有你们犹太人才蒙受过苦难似的。”他是什么下场呢？道歉后下台。 在比较成熟的制衡机制下，利益团体都可以如此强势地左右局面，更何况没有制衡。市场经济下，中国的利益集团已经大量涌现，唯一对策就是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互相博弈。中国媒体极少披露国际舞台上背后的利益衡量和博弈，基本上只有少数上层精英掌握这些信息，形成信息特权。缺少这些信息，企业主们可以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但是却只能采取最下流、最打破底线的方式（比如制造三氯氰胺奶粉），却不知道还有其他的高级手段。如果说中国的商业版图由垄断国企、官商勾结的私企和真正市场化的私营企业三部分构成的话，那么最后者往往最受制于这种信息不开放。用民族主义诉求甚至回到儒家梦想中来面对因为不懂游戏规则遭受的损失，暴露出的则是最苍白的无力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