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克鲁格曼获奖的直接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危机凸现出直觉式分析以及重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 傅勇/文
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绣球，抛给了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诺奖委员会的声明中，特别提到了克鲁格曼关于国际贸易模式以及地理因素在贸易中作用的开创性分析。这些分析在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城市经济集聚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论，奠定了新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础。 获奖实至名归
克鲁格曼，一位1953年出生于纽约长岛的犹太人，197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先后在耶鲁、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任教，2000年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经济学家张军教授坦言，克鲁格曼很像爱因斯坦，并且极端聪明。张教授更是认为，即使没有进大学攻读经济学的学位，克鲁格曼也能够在理论上有大成就。 然而，无论克鲁格曼有多么聪明，这仍然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尽管在学术建树上，克鲁格曼获奖可谓是实至名归，但这些还并不足以成为他今年就获奖的理由。首先，克鲁格曼的年龄不算大，今年才55岁，还可以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平均年龄至少在60岁以上。其次，不言自明，自由主义在当下正饱受诟病。金融动荡不可避免地召回了国家干预乃至国有化浪潮，“金融国家社会主义”开始在全球粉墨登场。从理论上看，克鲁格曼的上述工作遵循并弘扬了自由主义的传统。 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出发点在于解释产业内贸易的起源。李嘉图之后，新古典贸易理论把比较优势的来源归因于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这些理论预言，国际贸易应该主要在不同产业或者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即不同国家专注于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现实是，大量的国际贸易和产业分工是在要素禀赋雷同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的，国际分工主要不是基于不同产业，很多时候各国会同时从事某个产业，国际贸易也在同类产业内部进行。比方说，美国和日本既生产汽车，也出口汽车。过去的贸易理论很难作出解释。 规模报酬和不完全竞争是解释产业内贸易的聪明视角，这两个条件放松了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前提，赋予了贸易理论更强大的解释力，也让贸易理论有了坚实的微观基础。此外，地理因素在经济集聚和国际贸易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我们理解世界经济版图以及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视角。 而且新贸易理论也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作品，如果如官方宣称的，今年的诺贝尔奖表彰的是新贸易理论，那克鲁格曼也不应该把140万美金装进一个人的腰包。他也许是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但也只是之一，他的普林斯顿同事格罗斯曼，还有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赫尔普曼在新贸易理论和后续理论上的贡献，即便赶不上克鲁格曼重要，也绝对是诺贝尔奖级的。事实上，克鲁格曼很大一部分对新贸易理论的贡献都是和赫尔普曼合作完成的。 “乌鸦嘴”渐成美誉 因此，笔者更愿意相信克鲁格曼获奖的直接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危机凸现出直觉式分析以及重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一直以来，由于克鲁格曼对世界经济的悲观性论调，以及屡次发出经济危机的预警，克鲁格曼被外界称为“乌鸦嘴”。 现如今，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乌鸦嘴”也已经成为令人艳羡的称呼。诺奖评审委员当然不会挑明这一点。同其他自然科学奖项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标榜鼓励的是原创性的基础理论研究。但按这一标准排在克鲁格曼前面的还大有其人。在当前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背景中，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不可能无动于衷。此前曾被奉为典范的北欧银行体系，现在也是危机重重。此刻所有人都需要重新认识危机，理解未知和恐惧，而克鲁格曼正是这一领域的头号人物。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克鲁格曼在1994年的《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所谓的“东亚奇迹”就像20世纪50～60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一样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增长中找不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这被认为成功预见到了亚洲金融危机。这一点凸现了这位寡言的经济学家在直觉和写作上的天赋。他长期担任《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以简明犀利的笔触独领公共经济学家的风骚，并被认为是继凯恩斯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79年，克鲁格曼在学界就以首创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闻名，这个理论是预警亚洲金融危机的最佳框架。克鲁格曼指出，政府过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导致经济基础恶化，是引发对固定汇率的投机并最终引爆危机的根本原因。其中的逻辑是直截了当的。假定一国的货币需求稳定，而货币供给由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构成。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该国居民将会通过向外国居民购买或出售商品劳务投资等国际收支活动引起外汇储备变化，从而使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达到平衡。 此时，如果政府持续扩张国内信贷来为财政赤字融资，就会导致国内信贷的增长。由于经济主体会调整经济货币，自动使总的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相等，则国内信贷的扩张必然伴随着外汇储备的减少。这个论述后来凝练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 当代凯恩斯 与凯恩斯相似的不仅是其文笔，克鲁格曼的世界观和政策立场带有鲜明的凯恩斯主义色彩。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推出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道，“世界经济还没有进入萧条，可能也不会在短期内进入萧条，尽管萧条没有来临，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因此，或许为了激发人们重视萧条的可能性和破坏力，克鲁格曼向世界发出了大萧条的警示，并且将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 这番言论在当时可谓是骇人听闻。尽管如此，多数人仅仅是把克鲁格曼的书当作畅销书来读：话题沉重、具有挑战性却论述有力。即便是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还认为衰退是微不足道，对衰退的有关研究也是一个逐步消失的话题。 自由市场的推崇者认为，政府干预刺激需求的做法是自由市场的敌人，克鲁格曼力图告诉我们的是：他们错了。在一个没有足够需求的世界里，自由市场原则是难以运行的。克鲁格曼认为，萧条经济学是对免费午餐的研究。世界上确实存在免费的午餐。因为在萧条时期，部分资源是闲置的，可以随手取来。当我们有办法雇用更多的失业工人开动机器时，并不会造成其他产业生产要素的减少。 在某种程度上说，克鲁格曼就是当代的凯恩斯。他不是像学院派新凯恩斯主义者那样，赋予凯恩斯理论以新的生命力，而是致力于劝说公众和政策当局回到凯恩斯的立场上来。凯恩斯有本文集叫《劝说集》，其中说到成功的劝说有时候比完善模式更为重要。在全球金融大厦陷入风雨飘摇之际，市场至上的教条和对道德风险的担忧显得苍白无力。对于破除这些教条和担忧，克鲁格曼总能让我们不再犹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