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历史地看，成功的社会改革，首先都是感性的改革、物质的改革，以至于有人很物质地说，一部改革史其实就是器物颠覆史。
撰稿·胡展奋（主笔）摄影·雍和（专栏摄影家）
无论绘画还是摄影，都试图通过瞬间而抓住永恒。 我看到《独生子女（1983年上海公园里父与子）》不禁激起了上述感想，这一刻，雍和成功地留住了永恒。 老婆不知何处去，留下壮丁哺孺幼。画面上，除了凸现了那个时代的“上海男人”的“主内”特征外，还让人强烈地感到：改革开放，嘴巴为先。 食物是解冻后的中国无可辩驳的第一需要第一解放。且不说“要吃米，找万里”，小岗村的第一诉求就是吃饱肚子，就拿上海这个基本没有缺粮之虞的大城市来说，仅仅“吃饱”也显然是不够的，改革的第一实惠还得让人“吃得好”。 说来也奇怪，不久前还在为“三鸭社会主义，五鸭资本主义”而拉锯的中国，仿佛一夜之间食橱顿开，菜单之丰富，首先令“外宾”和“华侨”食指大动，然后就引发了全民大嚼，味蕾嗅觉大解放，全国到处兴建“美食一条街”，以至于吃风大炽，直到今日遗风仍炽。 最先获益的当然是国营的“新雅”、“扬州”、“绿杨村”、“燕云楼”、“杏花楼”等老饭店，但没几年的优势就被“乍浦路”、“黄河路”夺走了，接着冷饮店、点心店，但凡睽违已久的美食纷纷出笼，我们的父辈开始骄傲了，天天数落我们：这个以前叫什么，啥地方做得最正宗；那个呢前身是什么，如今换了马甲，给人感觉的确是一切都在“变回来”。 虽然“可口可乐”的主要成分之一是中国的桂油，但在当时依然列入进口奢侈品的行列，1981年的中国，每年得花30万美元进口“可口可乐”浓缩汁，供应国内特殊人群，也正因为正宗“可乐”太“昂贵”，大家又想“过把瘾”，于是我们就自制了“幸福可乐”，那名字其实比“可口可乐”大气而且浪漫，只可惜味道和“菲那根”药水有的一拼；“肯德基”和“麦当劳”先于“哈根达斯”登场，我们的舌头几乎想也不想地就把它们奉为美味，除了味蕾和嗅觉的皈依，我们更多的是把它们当作一种文化符号来追捧。 我们的耳朵也没有闲着。整天翻毛皮鞋正步走的音乐连播放者自己也觉得难为情，于是一种一向被斥为靡靡之音的东西，不知怎么的，一碰耳膜，耳膜就醉，连连喊打也没有用，无数青年“不可救药”地、拽也拽不住地奔向她。 她叫“邓丽君”。 我们记得很清楚，1980年，上海第一家音乐酒吧开业，放的都是“文革”后解禁歌曲，什么《敖包相会》，什么《九九艳阳天》，“小邓”的歌只能贼一样地在“地下音乐会”放，通常是一房间挤满了神情惊恐的男女青年，事先还得分散进入，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等待着诡异的“独眼龙”、等待着黑皮包藏着一只“三洋”单录机的家伙傲慢地出现，啪嗒啪嗒地倒一阵带子后，空气中开始弥漫一种缱绻伤感而“陈缸老窖”的味道，它通过鼓膜把每个人器官中压抑着的汁液挤榨出来、解放出来，后来它就获得了一个很主流的称谓“抒情音乐”、“纯情歌曲”。 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继1984年首家音乐茶座和舞厅开放后，我们的声色世界开始疯狂地繁荣，截至2000年的数据，全市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已经超过1.1万家，与此同时，我们的眼睛在1978年被《望乡》和《追捕》打开后就不再愿意闭上，除了频频光顾五光十色的IT世界、模特世界和广告世界外，它最先要求我们的腕部实现颠覆。 曾经使我们如痴如醉的“宝石花”和“钻石”手表几乎一夜间让人忍无可忍，相对潮水一样涌来而且款色五花八门的“走私表”，前者不是臃肿的悍妇就是干瘦的恶仆，大约有足足的十年，我们的左腕总是忙活在“大兴”的劳力士、欧米茄以及款色更新、功能更多的电子表之间，更多的场合，我们假装无意地露出闪亮而“大兴”的左腕，一如假装马大哈的女人显摆着她们的乳沟…… 如同“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类似的颠覆发展到最后就是“腕部无表”那炫技的一块东西被从手腕转移到口袋，手表——手机，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几个戴手表的呢。 但最不知所措的还是我们的脚。 还在８０年代末，有人宣称，“改革开放”速度再快，中国人的“铁脚板”要能普遍地踩油门，起码还得四十年，根据是那时候的舆论普遍认为中美相差五十年。 的确，一直到上世纪的90年代初，我们曾长时期地认为，我们的脚板能够从蹭地的“铁脚板”转移到自行车的“踏脚板”已经是工业革命的奇迹，10亿人的大国啊，光普及自行车得耗费多少钢材？！ 私家车的奢望既然遥不可及，1992年春天，上海街头突然出现了一种烧汽油的“怪胎车”——“萨克斯”助动车，说它怪胎，因为它的归类。好比伊索寓言里的那只既非走兽，又不是飞禽的蝙蝠，说它“非机动车”，明明就是汽缸带动的，时速最高可达40码；说它“机动”的，却又法定为“非机动车”，可以混迹于三轮车、自行车。大概寄托着公众追逐轿车的愿景，算是轿车的“代价券”——一时间这非驴非马的外号叫“抽水马桶”的助动车，狼烟滚滚，横冲直撞，叫嚣乎机动道，隳突乎慢车道，俨然马路一霸，一年以后，真正的路霸——“霸伏”登场，速度堪比摩托，娇小赛似单车，那是上班族的黄金时代，1998年从徐家汇到文新集团所在的威海路上班，笔者骑上“霸伏”只需25分钟，同样的路程，出租车却要45分钟。 大概4年后的2002年，我们的脚——所谓“中等收入”的脚——才成批成群地踩上了“真正的油门”。一辆轿车的油门。 从1992年踩“抽水马桶”到2002年正式踩上油门只用了10年。而且还开始不断地“换油门”。 从“普桑”到合资车，到全进口车，到更高的品牌—— 历史地看，成功的社会改革，首先都是感性的改革、物质的改革，然后再带动意识的颠覆，以至于有人很物质地说，一部改革史其实就是器物颠覆史，这中间，转型最快的不正是我们的四肢百骸，不正是我们的五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