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的直率，他的真诚，特立独行，是我们这一辈人中少有的，春明其实是一个不适合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的。他这43岁的人生，毋宁说是悲剧，而且是惨烈的悲剧”。
撰稿·贺莉丹（记者）
诗意的“技术官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理学研究所教授程春明曾说，在他的记忆中，有着并不多的美好时光：朦胧的童年没有陈琳歌声中的“小摇车”的陶醉和“妈妈无字的歌”的旋律；少年时代，他在湖北省大悟县乡下的野草丛中和稻田埂上度过，在牛背上，在猪圈中，被“粗放经营”，“自生自灭”。 1982年，17岁的程春明考上了武昌南湖畔的华中农业大学，直至生命终结，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学校园。“在那个身份就是人才的年代，我没有太多的奢望——能顺利大学毕业，毕业后最差也能当个‘乡经管站站长’”，程春明曾言。 母校华中农业大学保送程春明上了研究生，并让他公费留学法国攻读博士学位。从1988年开始，程春明开启了他为期12年的留法生涯，他落户在法国南部地中海边大学城蒙彼利埃，师从法国著名公法学家与法哲学家米歇尔·米雅耶，“我师从他学习公法和政治学，他的绝活我想我一定没学着，但我一定学到了他宽容的学术态度和严谨的治学风格”，他幽默谈及此段求学经历。 前前后后，程春明进了五所大学，涉足了四个学科，获得了六张证书或文凭。其中包括普罗旺斯大学法国语言及文学文凭、蒙彼利埃第一大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DEA文凭（对等中国硕士学位）和法学院公法与政治学博士学位、朗格多克科技大学高等企业管理学院获DESSCAAE（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保罗·瓦雷里大学文学大学文凭。 “在这１４年漫长的‘研究生’岁月，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是‘智慧’——它是从‘人承认自己是无知的’那一时刻开始获得的！希腊先哲苏格拉底就是这样悲壮地成为西方文明的智慧之父！在有近８００年校史的蒙彼利埃大学法学院的公法与政治学博士生院里博导们与学生们每天都在实践着‘怀疑自己的既得’的学术竞技，我只不过是有幸曾经是其中一员并成为她的毕业生。这些大学是我人生中‘启蒙时代’的第一所大学”，程春明如此总结自己这段经历。 在散文诗《地中海的红帆》里，程春明曾将法兰西比作他的“学术祖国”，“我不是地中海人，但是我理解地中海，地中海的那只红帆是我对人生的希望”，他这样说。 1999年，应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理学研究所所长舒国滢教授之邀，程春明决意执教中国政法大学。 2008年11月3日晚间，程春明的挚友舒国滢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他想把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理论研究所关于欧洲大陆法方面的研究建成独树一帜的格局，而程春明的申请条件符合法大要求，“春明后来讲，他其实当时在国内有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三个选择，我主要是看重他的法国求学背景，他可以说是我所见到过的第一个从法国博士毕业而又愿意从事法哲学研究的学者，是很稀少的人才，我们同意接收他，当时他在法国，迟迟未给我们回信，我专门打电话到法国跟他讲，希望他到中国政法大学来任教，就是接到我这个电话以后，他才下决定到我们学校”。 后来程春明还跟舒国滢讲，要不是他打了这个电话，自己就回武汉了，武汉是程春明曾经的求学之地。 在程春明的另一篇散文《我的大学》中，他形容中国政法大学是他“安身立命”的第一所大学，“尽管她有人气却缺人文，尽管她迷人却不太美丽，尽管她自由却乏激情，我还是想说，我爱法大就像爱我的眼睛”，在他看来，政法大学魅力无穷，“我的这所大学地处龙脉昌平，却是二流地利，处信息和消费社会之边缘。但她有一流的法学泰斗们如江平、陈光中、张晋藩等老前辈，还有一流的‘中生代’老师，与更多的‘新生代’学者们共同构成法大的脊梁……令我开心的是，我的大学有着一流的学生，他（她）们是法大的血肉”。 在政法大学，程春明主要讲授西方法律思想史、法理学、比较法、法语与法国行政法等课程。他还曾担任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致公党中央法制建设委员会委员、致公党北京市委思想理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理学会理事等头衔。“因为我喜欢致力为公，所以我才不敢为天下先”，他曾这样说。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的眼中，程春明为人随和，“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师”。 2002年，程春明通过竞聘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副处长，任期4年。 不少教师和学生反映，由于程春明在法国留学长达12年，自称“连血液里都流淌着法兰西风情”，程春明喜欢穿一条红色花格裤，提到诗句时经常会“迎风流泪”。 作为“技术官僚”的政法大学科研处副处长的程春明，总是诗意地描写他所处的环境，“我更喜欢她的学生们男孩子衣冠整齐、酷得恰好，女孩子青春动人、丽而不娆；我更喜欢在课堂之外多作一些讲座和探讨；我更喜欢戴一条漂亮的领带让法大增色添彩：我更喜欢我的大学一流和现代”。 心中有朵太阳花 “各位网上的新朋友们，晚上好！大伙儿圣诞过得快乐吗？你们挂在床边的‘臭袜子’中是否有一瓶香奈儿香水？或者有其他心仪已久的礼物了？要是没有，你千万不要饶‘他（她）’，让‘他（她）’在新年里一定给你补上”，2005年12月26日，中国政法大学校园BBS“沧海云帆——名师在线”栏目邀请程春明作客，程春明这样做了开场白。 至今，程春明的很多好友依然认为此次访谈能让外界比较清晰地了解到程春明的所思所想。 这是一次师生参与的愉悦访谈。比如，一个提问者说：喜欢看程老师穿着那条向日葵颜色的裤子，在校园里走。 “可惜现在在昌平校园我已经不怎么敢穿我那条向日葵颜色的裤子了，因为校园里没有苏格兰人与我同乐争辉。但我也会在假期或者在心情好的时候，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偶尔穿穿它。其实我的心中仍然有一朵太阳花，那就是生活的信心”，这是典型的程式回答。 程春明还透露，自己喜欢唱歌，因为“经常郁闷和孤独”，“《两只蝴蝶》我唱得挺好的，我的拿手好戏是《昨夜星辰》和《滚滚长江东逝水》，但我的绝活是《青藏高原》”。 当被问及在著书、翻译、教学方面的计划时，程春明坦言，自己在做了几年行政工作之后，突然间感觉到自己与许多同龄学兄相比，科研成果的数量落伍了，“在以后的几年，我会利用自己的多学科知识背景和语言优势，在法国法和法国法哲学领域坐几年冷板凳。我的初步计划是在明年上半年出版我的第一部专著《现代社会的司法权比较研究》，然后着手翻译法国哲学大师保罗·利科尔的《lejuste》（中文名叫《论公正》），然后我准备用2至3年时间系统整理发表法国公法的最新理论和发展研究成果，在法国宪法，法国行政法以及法国政治法律制度等领域贡献我的所学。至于5年之后我要干什么，我暂时不知道。因为在我的人生设计中，我通常不考虑5年之后做什么”。 程春明的好友、《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陈夏红当时也询问他，为何回国几年来鲜有作品在国内发表或者出版？因为在陈的理解中，听程春明的课就知道他“不是没水平”。 “其实我回国之后面临一个中文学术话语的环境适应和挑战，你知道我在出国之前是学经济管理的，而法学和政治学我是全部用法文在法国开始学习的。回国之后我面临一个话语转型问题和熟悉和寻找问题域的困难。没想到回国一年多一点后学校让我做行政工作，而且要求我全身心投入，这一干就是三年多，我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研究我所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只是发表了一些没有太多学术深度的文章。而且我发表的文章有很多是应立法政策之景，也有一些文章只是一些问题的提出。我没有时间写专著和高水平的文章，一方面是因为我比较懒惰，另一方面很显然是因为时间和精力不够。但你放心，以后我会证明自己的。希望我们多加交流，也请你多监督吧”，程春明这样答复好友。 “我们政法大学科研管理典当年都是他起草的，他做了很多科研管理方面的工作，起草了很多文件，当年他还是很想在管理方面有所作为。他做了行政工作后，还是影响了他的一些学术发展，所以2006年他又回到研究所，我就告诉他，要潜心把他在法国积累的一些成果整理出来，所以他这几年的成果比较显著，他翻译了《论公正》，已出版了，又做了一个司法部关于司法权研究的课题，将近30多万字，准备在法制出版社出版”，舒国滢告诉记者。 面朝法大，春暖花开 在舒国滢看来，程春明的性格热情开朗，平易近人，对待学生更是随和亲近，他抽烟，稍微喝点酒，甚是健谈，喜欢交友，“他是很愿意与人交往的，特别是在学术上的交往。他在学术上有独立见解，不畏权威，非常有个性，散文方面的文字优美、有思想”，舒国滢不赞成用“浪漫”来形容程春明，“他是非常有情调的人，比如在穿衣、请客吃饭等方面，他会找很有特点的地方，喝点法国红葡萄酒，吃些虽不很贵但很有特点的菜，我们俩私下在很安静的环境就餐多次”。 程春明有过两次婚姻，舒国滢介绍，程春明的前妻是韩国人，研究法国文学，比他大3岁，1999年，舒国滢去首都机场接程春明时，看到他俩一直是用法语进行交流，“那时春明在法国留学是勤工俭学读学位，在他求学期间，他的韩国前妻家里可能对他有过一些帮助，他在法大工作期间，他前妻在中国进行她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一直没有工作，后来她又前后几次到法国进行开题与答辩，来回机票、住宿费都是春明给她凑的钱，最后帮助她完成了学业”，舒国滢认为程春明在这一点上对他的韩国前妻可谓已尽到做丈夫的职责，但大约在2006年左右，二人分手，因为程春明的韩国前妻拿到学位之后不能在中国找到工作，于是回到韩国一个大学任教，而程春明又不愿放弃他在法大的事业去韩国。 2007年，程春明有了他的第二次婚姻，他的第二任妻子韩某是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专业博士毕业，妻子怀孕5个多月，程春明常常流露出初为人父的喜悦感。 在舒国滢看来，程春明与他的现任妻子感情非常和美恩爱，“我感觉，从内心来讲，他是很珍惜他的第二段婚姻的，妻子年龄也比他小，能看得出来他对她特别呵护，我看他们相互都比较满意。春明对家庭生活充满了很多期待，他是很幸福的。” 十几天前，舒国滢最后一次跟程春明通了电话，程春明告诉舒国滢，自己将被北航法学院录用，此前，他也曾就工作调动事宜征求舒国滢的意见，舒国滢每次都说，学问、前途都是自己选择的，“我们在电话里还聊将来怎么合作，我说，政法大学还是他的家，以后学术方面要多进行交流。春明的理想就是，将来好好做行政法与法哲学方面的研究，他特别想到北航去研究行政法，没想到，就发生这种事情了”。
“我哭春明，不仅仅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同事和好友，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惨死而给76岁高龄的父亲以致命的打击，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那尚未出世的孩子，从他（她）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要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可怜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孩子出世后的第一声啼哭，不是来到这个世界的欢歌，而是鸣不平、怨世事的残酷、人生的叵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玉圣撰文《哭春明》，他评价，“春明是个好友。他的直率，他的真诚，特立独行，是我们这一辈人中少有的，至少我没有勇气做得像他那样彻底。同为性情中人，和我一样，春明其实是一个不适合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的。他这43岁的人生，毋宁说是悲剧，而且是惨烈的悲剧”。 在结束2005年年底那次网络访谈时，程春明说，已在网友们的提问中，找到了人生和学问的答案，“那就是真诚和执著，宽容和理解。祝大家新年愉快……愿每一个人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法大，春暖花开”。 斯人长辞，言犹在耳。但最后，尘世间的平凡幸福，竟与程春明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