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革，给了很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那个年代，一个决定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作者：王雨佳 丁芃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开放都是一次 新的机会。无数人的命运因改革而改变，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这又是一轮翻天覆地的洗牌。有人搭上了时代快车，改变了自己命运，有人还在原地踏步甚至退步。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开放，不断改变的中国。 工人，选择改变命运 1983年，北京。 两个小青年，王勇和白超响应所在企业的号召，去深圳建立分厂。当时的王勇和白超都是先进生产标兵，对于未来，对于那个陌生的地方，都有很多美好的憧憬。就这样，两个人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来到了广州。当晚，他们住在火车站旁边的小旅馆里。在与旅店老板的攀谈中才得知，深圳只是一个小渔村，两个人不由得迷惑起来。 第二天，王勇和白超坐上了去深圳的长途汽车，他们看到公路两旁有很多正在建设中的工厂，两人暗自高兴，觉得深圳一定和广州的发展差不多，旅店老板的话不能全信。一路上，他们聊着来到深圳这个大城市后的“宏伟蓝图”。可一下车，他们傻眼了：深圳就像一个小县城，没有几栋楼房，人烟稀少，就连公共汽车也没几辆。他们在深圳转了一圈，不到半天时间，竟然徒步走遍了整个城市。不过，他们发现，从深圳坐船就能去香港。晚上，他们又坐长途汽车回到了广州。 回到旅店，王勇和白超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都在为是否留在深圳而为难。来深圳之前，王勇刚刚被提拔为收购站站长，如果留在深圳工作，他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包括工资、职称，深圳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发展起来？而且，他新婚不久……王勇犹豫了，决定回北京。而白超却不这么想，深圳现在虽然只是一个小渔村，但已经初具规模，而且地理条件优越，以后肯定会是一个物流集散中心。虽然在北京的工作不错，但自己还年轻，留在这里奋斗，一定大有前途。白超决定留下来。 两个年轻人，两种选择，两种未来。 就这样，王勇回到了原来的单位，过起了一张报纸一杯茶水的办公室生活。而白超却加入了建设深圳的大军：为新工厂选址，招募员工……白超把深圳分厂打理得井井有条。可是，好景不长，由于耗费资金过大，白超所在企业停止了深圳分厂的项目。接着，白超和所有工人一样成了下岗职工。白超有些发愁，工作没了，自己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来深圳的这段日子，白超认识了不少进出口公司的朋友，他们都劝白超自己开一个小型服装加工厂，他们可以帮他拿到订单。当时的深圳，正是服装加工业蓬勃发展的时候，白超仔细考察了市场情况，决定“下海”，他找朋友凑了些钱，建了一个小型服装加工厂。厂址选在广州通往深圳的公路旁。然后，白超在深圳又办起了一家贸易公司，负责服装的进出口业务。 当年的珠三角，正在慢慢发展为外国服装公司的代工业务集散地。很多国外厂家主动上门，要求白超的厂子为其代工。服装厂赚了钱，白超买了别墅，开上了小轿车。深圳，这个小渔村，就在无数个“白超”的辛勤汗水中，慢慢发展成了珠三角的中心城市。改革开放成就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成就了“白超”们。 2003年夏天，白超带着家人回到了北京，这次回来不是为了探亲，而是为了会会自己的老朋友王勇。时隔二十年，当年的白超与王勇已经不再年轻，两个老朋友相见，不禁热泪盈眶。 此时的王勇已经是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有一套不大不小的房子，一辆汽车。他见到白超后的第一句话是：“我真后悔当初没和你一起留在深圳啊，你‘下海’的那些经历，我永远都没有，你能在深圳有这样的发展，真不错啊。”听到老朋友的肯定，白超觉得，自己当年的决定是对的，他兴奋地向王勇讲述着，深圳二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自己在深圳的几起几落…… 教师，知识改变命运 “文革”结束的那一年，宋红雨21岁，她还在北京郊县的一个村子插队。1976年11月，农场突然接到了上级通知，在这里插队的知青可以返城了！听到这个消息，知青们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文革”结束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回城了！ 马上，问题来了。知青们得知，回城之后，国家还给安排了工作，可以去工厂、学校、商店……等等，去向可以自由选择。当时，“工人老大哥”的社会地位依然不可动摇，工厂的那几个名额，是许多知青梦寐以求的。宋红雨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好朋友杨丽是知青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她身材高挑，眉清目秀，加之性格成熟，是知青中最抢眼的女生。那段时间，杨丽表现得格外积极，最终，她如愿去了某国营机械厂。 宋红雨知道，去工厂名额太少，她是争不上的，去学校当老师的名额很多，却无人问津。经历过“文革”的人，对于学校的记忆是灰色的。宋红雨回忆中的学校，墙上标语盖着标语，桌子椅子十几年都不更换，教室的玻璃没有一块是完好的。她曾亲眼看着自己的老师被一群学生五花大绑，押上讲台，众人你一拳我一拳，把老师打得鼻青脸肿。 如今，自己要区当老师，以后命运会怎样？而宋红雨转念一想，当老师好歹也是自食其力，能够回城，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就这样，1977年1月，宋红雨的档案转到了她所在的区教育局。9月份开学，她正式进入中学，成了一名政治老师，每月工资31元。当时的她没意识到，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命运。 宋红雨永远忘不了，1977年10月，她从《北京日报》上看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文革”时期，今天停课明天闹革命，学校里也学不到知识，宋红雨并不知道高考和上大学意味着什么。学校的老教师都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绝对会改变你的命运，鼓励宋红雨去试试，还主动借书给她。就这样，宋红雨参加了高考，仓促之中，第一次高考她落榜了。1979年，她又参加了一次高考，考入了北京某大学历史系。后来留校任教，如今已经是副教授了。 现在，宋红雨所在大学的教师名额比当年的国营工厂还紧俏得多，好容易空出一个名额，经过层层筛选，到试讲环节往往还有3、4个名校博士，甚至有国外留学的博士竞争。“大学教师现在这么吃香，过去是无法想象的，‘臭老九’曾是大学老师的代名词。”宋红雨说。 就在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宋红雨见到了当年的好朋友杨丽，杨丽比她苍老很多，一身颜色晦暗的制服。宋红雨简直认不出这就是当年光彩照人的组织委员。杨丽进了机械厂后，起早贪黑地在机器上工作，比很多男同事还要积极，也没有参加高考，后来嫁给了同厂的一个工人。上世纪90年代末，工厂不景气，夫妻俩双双下岗。现在，杨丽在一家商店当售货员，和她一起工作的，都是外地来京打工的年轻姑娘。她每天工作8、9个小时，工资却仅是宋红雨的1/3。杨丽现在的生活，与宋红雨相比何止天差地别。 农民，所有制改变命运
田园，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像所有农民一样，在改革开放之前，田园过着“工分制”的生活。 1972年，19岁的田园刚开始下田劳动，态度非常积极，每天早出晚归。但是，没过多久，田园便开始偷懒了，因为一起干活的老农告诉他：“不用那么卖力，干多少都是这些‘工分’。” “反正不是我的地，我干多干少都拿这么多工分。”田园说。这种工分制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 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田园所在的村里实行。按照政策，有农业户口的人都有地种，地里产出的粮食一部分交公，剩下的都归承包人自己。这样的制度变革，顿时激发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 1985年，田园一家人向村委会申请承包了100亩地，期限一年，决定种甜菜，甜菜是高糖作物，当时的销路很好。这一年，一家人为了100亩地辛勤劳作，年底，甜菜终于卖上了好价钱，田园家净盈利1000元。在当时，对中国农民来说，1000元是个天文数字。兴奋之余，他们决定再次承包这块土地。但是，田园到村委会一问才知道，自己原来承包的这块地已经被别人承包了，这就意味着，田园在第二年没地种了。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落实得并不彻底，在田园所在的村子，没有明确哪片地固定属于哪一户，承包权在村委会手里，谁要种地谁就到大队去承包。 承包不到土地，田园只能闲待着。年轻力壮的他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1987年底，村子里掀起了打工热潮，田园决定进城打工，他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民工。 田园选择了首都北京。刚下火车，他便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截住了，问田园是不是来北京找工作的。那人说自己是建筑队的经理，正在招人，如果愿意去的话，每个月20元钱，管吃管住。田园一想，这样干上一年就可以给家里买辆机动三轮车了。他二话没说，跟着那个经理就走了。 从那时起，城里人给田园及田园的工友们起了个名字：“民工”。田园与他的工友们在城里辛勤地工作，每个月按时给家里寄钱。渐渐地，民工成了城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他们的收入也成了家里唯一的生活来源。 1996年，田园听工友说，分田到户落实了，每一个有农村户口的人都有地种，农民有土地的使用权，几十年不变，他们再也不会为承包不到土地而发愁了。 2000年，田园的父母给田园打电话，说家里分到了50亩土地，希望他回去。而且，这些年他在城里打工的钱已经够买一台收割机了，有了收割机，产量就有保证，收入比他在城里打工还高。经过父母的劝说，田园回到了家乡，他从一个民工又变回了一个农民。 田园告诉《新财经》记者：“由于分田到户政策的落实，我有了自己的土地，如果哪一年我不想种地，可以把土地租给其他想种地的人，坐收租金就可以。我从来没想过，改革开放能给我们农民带来这么大的好处。”而且，农业科技越来越进步，现在50亩地的产量相当于过去100亩的产量。田园对此非常骄傲：“现在，只要有地种，能提高产量，收入就有保证。” 2006年，田园带着老婆孩子来北京旅游，他想告诉孩子，哪栋楼房是自己建的，哪条马路是自己铺的。这时，他想起了曾经的工友刘强，两个人约在东四环一个工地附近的小餐馆聚会。见了面，刘强还是那副打扮，一身制服，一顶安全帽。 刘强在城里已经生活了十几年，不太想回农村了。但是，提起现在的境况，刘强无奈地说：“现在城里的包工头经常拖欠我们工资，这几年我在北京挣了几万块钱，还欠着呢，我们不得不继续干下去，要不，前几年欠的钱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刘强的父母已经年迈，家里的地也种不动了。他也想把自己家承包的地流转出去，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可是，刘强现在城里的工作并不稳定，也没什么保障。 如今，像刘强这样的民工大军正源源不断涌向城市，他们为城市建设付出着自己的汗水。但是，城市并没有给他们提供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保障。解决这个人群的生存问题，应该是改革第二个三十年不能回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