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大外企九年职场心路历程：思科九年》
我承认当时我的喉咙都发紧了：“拜托啦，项目不做了我的生命财产就没人保障啦。” 老白哈哈大笑：“这不是还没恶化嘛，需要交流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我颓然靠在椅背上说：“那这意思是我们的工程师都不准参加了？” “是，只要是疫区来的。”
当时的非典，以突如其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迅速席卷了全国。很多人听见周围有人咳嗽便睁大了警惕的眼睛，很多人终日戴着口罩就连在办公室里也不例外，很多人每晚关注新闻联播里的各地疫情汇报，很多人干脆休假在家以避祸端。一直相信自己在盛世之中的人们冷不丁遭到一个真实的恐吓，感觉对平日毫不在意的身边的一切都充满了珍惜，生命这个概念陡然变得真实起来。 记得在非典刚刚肆虐的那几天我还出差去过一趟南京，临行前打了一个电话给南京的兄弟问那边有没有病例，回答说还没有。飞到的时候是晚上，当时机场的防范措施刚刚开始实施，还没有后来到处架设的红外线测温计，检疫人员居然给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发放水银温度计，还是腋表。于是大家狼狈不堪地解衣服缩袖子把温度计夹在腋下双肘紧抱，目光惶然。当时我想如果腋表数量不够而不得已需要采用另外一种更准确的水银温度计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结果次日来到南京办公室见到那帮兄弟们的时候，大家都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我不解，其中一个兄弟指着当天的报纸说：“昨天还没有，现在有一个了，是疑似。” 自从那次出差之后，我再也不敢离开半步。一是怕陷入疫区的人盯人防范无法自拔；二是在这种非常的时候，我总觉得和家人待在一起更让人觉得靠谱。 也许所有人也都是这么觉得的吧。 老白 自从颁布了禁入命令，办公大楼门口的人流果然减少了很多。上班时间一过，一个经警便从门房里面搬出一块告示牌拦在大门口。然后，这个平日里沸沸扬扬的大门口就变得冷冷清清了。 我坐在街对面的车里，无聊地点了一根烟。 从发出标书到交标然后再到各家厂商答辩，这中间通常会有一到两周的时间。在我的工程师兄弟们正日以继夜地在标书上码字儿的时候，我却变得游手好闲起来：该见的人都见了，该找的人也都找了，该做的事情也做得七七八八……我好像已经做完了试卷上的所有题目，只等着铃声响起便可以交卷了。 可是，那个最重要的决定至今还悬在半空，至今没有落下来。 在我的手上有两个名字，根据江湖上的传说他们分别权倾一方各有拥趸，在这个项目上展开了不露声色的争斗。据说他们中一个是年富力强的少壮革新派，一个是低调持重的元老守旧派；一个倾向于引入多家竞争机制灵活建网，一个主张尽量保持少数品牌以便统一网管；一个和当今的老总保持密切沟通，一个在政府有着过硬的后台；一个性格鲜明敢想敢说也敢做，因此江湖上遍是打着他的旗号混口饭吃的游民，而另一个，则一直像一尊古佛坐在他自己那个宽大简洁的办公室里和大多数人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选择了前者，我可以确保自己拿到那个最有把握的标段，但是也必须容忍将另一个标段拱手奉送给对手；如果选择了后者，我可能会一举拿下两个标段，也有可能会一起输掉。 我迟迟无法作出这个决定，我想我还在给自己最后几天的时间等那个电话。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那个可能根本就不会打来的电话抱有期望。 我不想在办公室待着，便开车四处晃悠，最终还是晃悠到了他们的办公大楼门口。 门口的一溜早点摊已经被拆除，空荡荡地在原地留下许多油渍。非典期间的这条大街在春季也显得冷清瑟缩，我打着了发动机准备离去，对自己说了一句：运气不太好，可真是不太好啊。 这时，一辆黑色小车滑出客户大院门口，我认得那是老白的新车。 老白 我开车远远跟在老白后面。他开得挺小心也挺规矩：离路口老远就打灯，并线的时候也像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记得有人跟我说过，刚买新车的新手心理很有趣：他会一直很紧张很小心，就连洗车时都怕把车皮弄花了，别人碰碰都会心疼得要死……这种紧绷的心理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第一次发生碰撞事故的时候就结束了，这时新手的心里像是一个阀门突然被捅开了。自此以后，原来天天洗车变成了每周洗最后发展到不得不洗，借车给人的时候也变得不再磨磨叽叽而豪爽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