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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大外企九年职场心路历程：思科九年》
可惜好景不长，后来三带一又不知去向了。听人说他后来好像还是重返赌场，并且最终输掉了自己的车。 阿星 老白是一周以后回来的。就在得知老白回来的当天晚上，我接到了阿星的电话。他一反常态地违背了平日不在手机通话中谈生意的原则，语气严峻地告诉我：事情有变化。 “怎么？” “今天下午他们开了个小范围碰头会，当场开标了。对方的价格比你们低三成。” 我大致估算了一下：“这是他们新的低价记录了，看来人家要玩命。” “不是要玩命，是已经玩了。这个碰头会的结论已经出来了，目前倾向于全部使用他们的产品。我们的人在会上很被动，当时的局势被人家牵着走了。” 我的头有点晕，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在离开大脑向下流。过了一会儿我想，还是自己在报价的时候太过保守，对里面的情况也估计得太乐观了。现在看来，对手非常准确地把握了事情的节奏，就在老白回来之前翻开了底牌因而促成了现在对他们非常有利的结果。这么一件看似简单的事件后面暗藏着的上上下下的人员调度和动作安排都是颇费心力的运筹结果。 见我沉默不语，阿星笑着说：“下一步你怎么打算？服了？” “我看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吧，”我苦笑着说，心里一瞬间变得很空很空，好像很多之前萦绕的事情都荡然无存，“这不是还没有正式开会嘛，我想再报一轮价格进去。” “嗯，这个我们可以努力，不过不一定能成。” “我觉得应该能成，”我故意笑笑说，“大家都不是那么容易认输的人吧。” “那就分头干活儿吧。”阿星很干脆地挂了电话。 当时的时间是晚上8点多钟。我收拾了电脑和简单的换洗衣服后跟朱总告别走出家门，我知道当晚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霍丽 夜晚的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日光灯的镇流器在咝咝作响。在惨白的灯光下，我疲惫的眼睛盯着电脑屏幕，右手的鼠标不停移动，左手间或去敲一下键盘。 手边有几个空了的雪碧饮料罐，其中一个已经被我当做烟灰缸。我看了看表，已经是晚上10点钟。我打了个电话给霍丽，大概说明了情况，然后约她今晚在方便的时候通电话。接着又打了个电话给阿星问他进展，阿星正在一个背景声音很嘈杂的地方，他回答说现在不方便，过一会儿给我回话。 过了一会儿，霍丽的电话来了。看得出来她肯定是经常在晚上处理这类事情因此显得见怪不怪并且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当时的我倒是对自己占用了她宝贵的家庭时间而觉得有点不安。 在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解释完之后，霍丽只说了一句：“你等一下。”电话那头的霍丽又在啪啪啪地敲打计算器了，我在这头爱莫能助地听着。过了一会儿，霍丽说了一个数字给我，她笑着说这个可是最后的底线了。 我的朋友们一直在私下交流的时候议论如何评价一个老板的好坏，当时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这个老板并不需要时时刻刻对你嘘寒问暖甚至沆瀣一气，老板应该保持和员工之间的距离，哪怕是刻意的。他只需要在你最需要他这个级别的力量帮助的时候恰如其分地伸出他的手，不多不少地拉你一把，这就是好老板了。那天晚上霍丽在电话里二话不说就开始敲打计算器的气势让我觉得很温暖，感觉自己在奋战的时候还真有一个人默默地站在后面。 拿到这个数字，我在自己的表格里面疯狂地上下计算了一番，发现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漂亮的包装把和对手的价格差距做到一个合理的范围。这个所谓“合理”的差距是个很微妙的概念，它取决于对方是谁，取决于项目大小，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取决于客户的思维趋向，甚至取决于客户的心理习惯。这个所谓“合理”的差距从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数字与之对应，它只能悄悄地存在于每个最后成功的项目中，存在于拿下这个项目的那个销售心里。 我的心里出现了一丝希望，于是又开始七上八下地紧张起来了。我站起来四处走动了一圈，活动了一下由于久坐而僵硬的四肢。看了一下手表，当时时间是夜里12点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