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午 这天是10月28日，再有几天，程春明就要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去任职了。他心情不错，约了一个叫李卫海的同事下午17点在中国政法大学西边一家叫“风波庄”的徽菜馆吃饭。 从在西三旗的新居到昌平校区，要搭公汽，转学校班车。程春明结婚前刚买完房，他的积蓄很少，买房的钱来自他的妻子杨寒（化名），两口子手上剩余的钱不够买车，这样路上来回倒腾的日子看起来还得持续些时间。为此，他保留了2000年刚到中国政法大学时学校分给他的一套宿舍，在教职工家属院。去年搬家之后，那里的家具没动，以便晚上上完课不用赶夜路可以有地方住宿。这一天晚上18点45分，程春明在端升楼201教室有一节“比较法总论”的课，他在杨寒帮助下准备好了课件和法文讲义，提前出门了。下午，法学院还有一场学生羽毛球赛，他打算去看看。 程春明要离职的消息在学校和法学院里传了有些时候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动静。现在的高校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学术利益、个人纠纷，乃至人事矛盾都不再是令人难以启齿的个人问题。那些人与人的磕磕碰碰，常常成为拿到台面上的公开恩怨。学校和老师的关系就像一对不牢靠的恋人。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结果之一，是各个高校在师资待遇上的差别急剧拉大，如果老师对自己在体制中的处境和所得不满，他完全不必再委曲求全了，最干脆的选择就是一拍两散。在法学这类供需市场炙手可热的专业，教师跳槽更是家常便饭。这些天，师生们的注意力都在该校另一位叫杨帆的教师身上，这名教师跟学校之间的龃龉原本只是“内部矛盾”，在中国政法大学内部论坛“沧海云帆”掀起的讨论已经持续多日了，不知是什么时候被好事者公之于媒体，成为一桩令校方难堪的丑闻。 这里要顺带提一下“沧海云帆”。这个由几名年轻教师和学生干部带头创办的BBS，一度是中国政法大学最重要的“舆论阵地”。这个话语空间的开放和涉及话题的敏感，渐渐被校方察觉，去年，“沧海云帆”被校方“收编”了。尽管如此，校方不能像关闭校园BT下载那样随意关闭“沧海云帆”，这个BBS的运营仍控制在民间。它的半自由状态既是校园民主的标志，也招致了一系列问题：一些人用它来发泄私愤和不满，甚至攻讦学术上的竞争对手，它成为这个狭小校园里小道消息和是非的发源地之一。谁也不会想到，28日那天，“程春明”将取代“杨帆”成为“沧海云帆”上的新闻主角。 程春明下午站着看了一会儿在体育馆进行的羽毛球赛就离开了，如果不是有约，他也许会跟学生们一起挥几拍。中间，他还抽空去了趟学校的菜场，买了些萝卜和排骨。他给妻子杨寒打电话说，自己下课回家给她煲汤。妻子怀孕后，程春明即便晚上有课，也一定要赶回家。他的一名朋友说，这位丈夫从没让怀孕的老婆做过一顿饭和一次家务。 离晚上的那节课还有段时间，程春明和李卫海的这顿饭吃了一个半小时。朋友聚在一起的话题，从“杨帆门”到人生，离不开老生常谈的工资待遇、生活压力这些事。 程春明本来就是个健谈的人，加上受到就快离职的情绪鼓舞，他主动充当了李卫海青春苦恼的开导者。席间几乎都是他在讲话，他把自己以前在法国的艰难岁月再一次回顾了一下，联系到他现在生活和孩子即将出生的憧憬，他对李卫海感慨。据李卫海向本刊记者回忆，他当时说：“老弟，你觉得什么是‘最大的幸福’？我想它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得到与他的善良相称的幸福。”李卫海没意识到，半个小时后，程春明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带走了全部的幸福和希望。 “端升楼” 离开“风波庄”，程春明就往“端升楼”赶。校园不大，步行10分钟左右就到了。 这条路程春明走过不知多少遍。穿过走廊，上二楼，拐弯，走到过道的尽头，就是“端升楼”201教室。18点45分，是学生们的第6节大课。他上楼时看到几个熟悉的学生，跟他们打了招呼。 这是一栋巨大而不规则的4层联体教学楼，由5个相对独立的子楼连缀构成，每层有大约20间教室，“端升楼”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早些时，它和其他的子楼被称为A、B、C、D、E段。去年，中国政法大学为了迎接教育部的教学质量考核，对校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硬件翻修，除了重新绿化，将平地改造成为坡地景观，在每个楼房之间添置秋千，还将所有建筑物重新命名。A段被更名为“端升楼”，“端升”是政法大学第一任校长陈端升的名字，其他4栋则分别使用了学校的校训，被称为“厚德楼”、“明法楼”、“格物楼”、“致公楼”。 空间狭小一直是这所高校发展的心头之患。巴掌大的地方，生活着好几千人，因为自习座位的紧张，很多政法大学学生不得不赶到一条马路之隔的中国石油大学去上自习。大量采用联体建筑，可能是当初校园设计者在有限方圆实现更大使用空间的解决之道。 12栋学生宿舍，呈扇形分布在联体教学楼四周，它们之间同样被相连成网状，不过，宿舍楼和宿舍楼之间并不能相通。去年的大改造，也包括了这些学生宿舍，原先使用阿拉伯数字的简单命名被改成了诗意的“梅”、“兰”、“竹”、“菊”等。改名多少引起了一些学生的不适应，以前人们熟悉并习惯了通过数字来识别和称呼自己的住处，现在连很多老生、甚至老师自己也被弄糊涂了。 “比较法总论”是门选修课，它针对“大三”、“大四”有了足够法学基础的学生。这个学期，大约20名学生选修了程春明的这门课。10月28日18点15分左右，他们三三两两从各自的宿舍，向校园中心处的“端升楼”走过来。 突然降临的杀机 程春明还是比一些学生早到了。他上课习惯早到一会儿，这样可以坐在教室后座上跟学生们聊会天。他跟学生们总能聊得来，他会挑一些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他不介意也不避讳说自己在爱情和情感方面的观点，这点很投学生所好。比如，去年《金婚》热播时，程春明就拿来跟学生们讨论，他时常会顺带说起自己，以至关于他妻子的方方面面，只要上过他课的学生，都能大概知道个一二。很多学生也知道，程老师有过一个韩国前妻，已经离婚了。 一名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说，程春明刚从法国回来，进校讲课时，并不太懂得授课技巧。他湖北口音重，也不属于口才很好的人，不太擅长一个人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不过，这个先天不足倒在某些方面成就了他的风格，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讲课方式：将学生分组，由他先阐述自己的观点，再由学生讨论，然后由学生发言。这种自由的课堂氛围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 据说，政法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上课，200人的教室会涌进1000多人，老师被堵在门口进不去。程春明当年受到过类似“待遇”，他回国不久，很多学生慕名而来。一名政法大学99级学生回忆，有一次程春明的“西方法律思想史”课，200人的阶梯教室，几乎挤了300人。不过，这些追随者里很快产生了分化，一些人认为程春明上课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太多与课程无关的内容，对学术研究并无裨益。留下来的，基本上成为程春明固定的“听众”。 上过程春明“比较法总论”的学生对两件事记忆深刻。一件事，是程春明在开课第一讲时总以基督教为开端，他对学生们说，自己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喜欢西方人的自省方式和习惯。另一件事，是程春明会展示一支法国法政部长赠与他的钢笔，并承诺会把它奖励给这门课学业出众的学生。 在程春明看来，他们既是他的听众、学生，也是他的朋友。他跟学生们拉些家长里短，有时候并不是刻意地套近乎，而是他的确把学生当做倾诉对象，这些年轻人让他不需留有戒心。 程春明的一名学生回忆，有时候程春明晚上有课，会住在昌平校园家属院的那套房子里，不回西三旗的新居，他的妻子杨寒下班后就过来找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起听课。“这是我夫人。”程春明会大方地向学生们介绍，“也是你们师姐，要不你们就叫她‘师姐’吧。”有一回，程春明提着饭盒来上课，很不好意思地跟学生们解释，他夫人从城里来看他，怕一会儿打不上饭，所以提前打上饭。后来杨寒到教室后，照例坐在最后一排，程春明照例又介绍了一遍。他的妻子在后排跟他开玩笑说：“大点声，我坐在后面听不到。” 如果不是杨寒怀孕5个月了，10月28日18点45分，她很可能也坐在“端升楼”201教室的最后一排。 几分钟后，平静被打破了，201教室开始弥漫从未有过的血腥味。陌生人突然闯入，并持刀杀戮。程春明瞬间倒地后，极少数人才看清了这个22岁的杀手。他边报警边对所有在场的人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只是要杀这个老师，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没几个人听清楚了杀手的“安慰”。15个学生无比恐慌地大声喊叫“杀人了”，跑出了教室，剩下的4名学生中两名被吓傻了，一动不动坐在座位上，另两名冲上前捂住程春明喷血的伤口。 这时候，除了身处现场的19名学生，还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在“端升楼”里发生了什么。一名当时在对面201教室正在看民事诉讼流程课件的老师，站在讲台的最内侧，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到混乱的楼道。“我看见了医务人员进进出出，看见了公安冲进去，但我仍然没想到会是杀人凶案。”他向本刊记者回忆，“我问从外面进来的另一个同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对我隐瞒了实情，他说，没事，只是打群架了。他的回答可以解释我看到的一切反常现象。但不一会儿，学生会的男生们过来，推开门告诉我们快点离开这间教室，对面出事了。我刚出教室，就看到血。” 在从学生宿舍到教学楼的路上，有一尊著名的“拓荒牛”雕塑。这是政法大学里最容易辨认的地理标识了，学生们把这个雕塑作为大型活动或私人聚会的集合点，他们经常通过短信互相通知“牛见”。10月28日晚上之后，这里成为师生们自发哀悼程春明的集合场所，很多并不认识程春明的人，也在雕塑的台阶上点燃了蜡烛。“这件事带给师生们的心理恐惧太大了，他们需要通过这种仪式来排遣内心的阴影。”一名政法大学的学生说，“在昌平校区这么一个孤岛般的环境里，既开放，又封闭，人们往往很容易理解当年海子的心境。当程春明死的时候，很多人本能地想起了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孤独和解药 程春明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杀机从何而来。如果硬要程春明想个在学校里的夙敌，恐怕就只有折磨他很长时间的孤独感。 对于这种孤独感，程春明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用了12年来克服它。1988年，刚到法国的第一年，程春明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对象，就饱受孤独之苦。他和国内唯一的精神纽带，是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研时的导师刘均谦教授。程春明给这位老师一连写过好几封信，把他刚到法国的困难一一诉说了一遍。刘均谦回信鼓励他克服困难。次年，刘均谦调到广东工作，他又把信寄到广东。 一名在法国和程春明一起留学的朋友告诉本刊记者，程春明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在这个国家留下来，而要在法国取得永久居住身份，首先得找到一份工作。和很多留学生的应对之策一样，程春明的办法是不停地念书、拿文凭，以延缓回国的时间，等待机会。他先后进了5所大学，涉足了4个学科，获得了6张证书或文凭，从文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一直到法学。机遇始终没有出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虽然都放宽了对留学人员的时间约束，但在就业问题上却一直没有宽松。 到1992年，新的问题出现。国家中断了这批公费留学生的经费，要待在法国，就要继续维持学业，要维持学业，就需要钱。程春明陷入了人生的一个艰难时刻。他的银行账户到月底时常只剩几法郎，他靠给别人打字和翻译挣取生活费。“程春明的性格本来挺内向的，不擅交际。”这位朋友说，“生存的压力逼迫他在法国交些朋友。当时，我们这群学法律的留学生里，有很多韩国人，程春明跟他们走得很近。” 打零工根本不足以支付他在法国的生活费用，程春明只有通过举债来解决财务困境。他靠一个朋友的信用做担保，依次在3家银行贷款。当第一家银行贷款到期时，用在第二家银行贷的款还第一家的，同样用第三家的还第二家的，这样不仅能按期还贷，而且他自己的信用度也会不断增加，以后贷款额度也会越来越高。 就在这段边勤工俭学边读学位的时间，程春明结识了他的韩国前妻，比他大3岁的池英华。据说，池英华给程春明度过在法国的那段困难处境提供了不少帮助。程春明在留法的最后一年，跟池英华结婚了。 程春明最终没有在法国找到一份正式工作，他必须在回国和继续学业中间做出一个选择。实际上选择显而易见：即便有人帮忙，他也耗不下去了，他口袋剩下的钱，连博士生公寓一个月的租金都付不起了。 中国政法大学当时并非程春明回国求职的唯一选择。在他递交申请的3个学校里，其实他更倾向于另外两者：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他的学生时代和青春岁月是在武汉度过，以他的性格，那座生活了6年的城市对他更有吸引力。当他在法国得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接收通知时，程春明仍然在犹豫自己的选择，迟迟没有给对方回复。 “我主要是看重他的法国求学背景，他可以说是我所见到过的第一个从法国博士毕业而又愿意从事法哲学研究的学者，是很稀少的人才。”程春明的领导舒国滢回忆这件8年前的事，这样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同意接收他，可当时他在法国，等了很久，我们都没等到他的回信。” “我专门打电话到法国跟他讲，希望他到中国政法大学来任教。就是接到我这个电话以后，他才下决心到我们学校。”舒国滢说。舒国滢是程春明的湖北老乡，1999年程春明32岁，舒国滢37岁，程春明被舒国滢的梦想打动了。舒国滢当时已经是中国法理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权威，他跟北京大学的朱苏力和吉林大学的邓正来，被视为法理学界“三足鼎立”的人物。舒国滢对程春明说，他希望程春明的加盟让中国政法大学的“欧陆法学派”得以壮大，这句话让程春明热血沸腾。他很快答应了邀请。1999年，舒国滢去首都机场接程春明时，看到他身边的韩国妻子，“他们一直是用法语进行交流”。 新学校太小了。程春明在舒国滢的引导下，把蓟门桥的校园逛了一圈，连一支烟都没抽完。这大概是他对中国政法大学这所自己即将执教终身的学校的第一印象。这跟他想象里的高校有点不同，和他追求的氛围也大相径庭。 程春明很快意识到了梦想和现实的距离。同一批被舒国滢引进到法学院的，还有留德学者郑永流，事实上，大部分研究大陆法系的法学者都选择了学习德语。到2000年，程春明在中国政法大学安置下来，他发现，整个法学院，研究“法国法”的只有他一个人，他连在学术上交流的对象都没有。他的一名学生对本刊记者回忆，程春明实在不太会跟学院里的那些同事相处，那时候，他在校园里见到法国人要觉得更亲切。 他把一些精力花在了校外，他参加了法国大使馆组织的“留法学生俱乐部”，所有和法国有关的社交活动，他都无一例外地参加了。 程春明沉浸在过去的时光里。法国的生活，在他的回忆里早已不再苦难重重，相反成了最令他骄傲的过去。他不仅乐于一遍又一遍地在他的课堂上跟学生讲述那些经历，还希望完全用法国式师生关系来构建他的新环境。“我们这届学生分导师时，已经是‘研一’下学期了。拜师的那天，程春明带我们几个学生先去家乐福，他说，‘要想做好学问，先要学会生活’。从超市出来，他就拿出充满奶酪香气的牛角面包，递给我们一人一个，‘你们一定都饿了，先吃一个面包，然后我们再去吃饭’。他就和我们在人流穿行的家乐福门口吃起了面包。”程春明带的一名研究生这样对本刊记者回忆，“当时觉得这个场景怪极了。后来，我们几个人到法国、德国留学后，才发现在任何一个场所，你都可能看到一个人在随口吃着面包或者三明治。一个学生在课堂上，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和一个国宝级的法学教授讨论问题。” 程春明跟韩国人池英华以前累积的婚姻矛盾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他的孤独感。池英华不会中文，在家属院里她基本上和其他邻居没有任何交流，也无法进入程春明的世界。程春明回国后，池英华“法国文学”的博士论文还没有完成，她在中国写论文，还要经常回法国开题与答辩。程春明的婚姻生活于是处于断续状态。“来回机票、住宿费都是春明给她凑的钱，最后帮她完成了学业。”舒国滢告诉本刊记者，“大约在2006年左右，两人和平分手，因为程春明的韩国前妻拿到学位后不能在中国找到工作，于是回到韩国一个大学任教，而程春明又不愿放弃他在中国的事业去韩国。”
要说刚刚回国这段时间程春明从就职的这所高校中得到了什么，就是他收获了很多学生朋友，这些年轻人成了他孤独的解药。他跟学生，包括一些女学生太亲密无间了，以至于，一些流言始终没有平息过。 法学教授的名利问题 在事发3天前一个周末的上午9点，还在被窝里睡觉的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杨玉圣接到了程春明的电话，程春明告诉他，10月24日晚自己已经拿到北航的委任通知书了。这两个青年学者成为朋友是因为一些共同点：特立独行，怀才不遇。更实际的问题是，他们学术晋升的道路上都被职称问题绊住了脚步。杨玉圣曾经因为在北师大的教授职称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而跳槽到了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教育界已经越来越是个名利场了。”一名接受采访的政法大学老师说。跳槽现在是法学界司空见惯的现象，两年前，“人大”刑法学的支柱性人物赵秉志带着他的团队集体跳槽北师大，成为轰动一时的业内新闻。因为赵秉志的加盟，从来在法学上默默无闻的北师大一夜间成为国内刑法研究的前沿重镇。 这位老师说，另一方面，法学老师与现实社会联系非常紧密。有些老师把这个教职看做资本，帮助他们作为律师身份获取现实收益。向来被视为法学界黄埔军校的中国政法大学，面对着更多的现实诱惑。不过，在政法大学由最早的“法学院”衍生出的四大法学院：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刑事司法法学院和国际经济法学院中，炙手可热的仍是几个热门专业的老师，比如行政法专业、民商法专业、经济法专业和国际经济法专业。 程春明学的是公法学，这不会给他在现实中谋得任何经济利益。一位朋友回忆说，程春明有时候自己感慨，他时常觉得自己回国多年了，却仍然是那个在法国留学的穷学生。一位程春明的同事对他最直接的印象是，“非常穷”，这和程春明在学生印象中的“浪漫”和“小资情调”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名同事说，程春明喜欢抽烟，正常情况下也要一天一包。为了控制自己的吸烟量，他常常吸到一半就把烟掐了。但他实在抽不起什么好烟，所以能抓到什么就是什么。2003年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家属院新建了一批房子，有三居和四居，一套150平方米房子的价格大约40万元，比如一名留校10年的老师，工龄能够抵掉30万元，只用出10万元买这套房子。程春明那时才回国3年多，教龄不太管用，他很想买房子，但实在凑不出钱来，就没买。“学生们老说他的花格子裤子，在我印象中他总共就没有几身衣服，一条花格子裤，一条皮裤，一条西裤，其实是个不太讲究的人。” 程春明倒并不排斥体制，他是缺乏适应这套体制的能力。他试图去接纳过它，“官学相通”是程春明渴望的境界，但跟学校里的一些老江湖比起来，他稚嫩多了。程春明的一名学生对本刊记者说，政法大学每个学期末都要发教师评价卡，让学生评分，其实没人把这个卡当回事，老师们都知道这就是个形式，学生们也大多是在应付，“只有程老师总是特别认真地嘱咐学生，‘你们千万不要乱填啊，我对大家还是很负责任的’”。 “科研处副处长”的职位对程春明来说，并不像他自己后来说起的那样不屑，相反，行政职务上需要的应酬和交际，让这位刚刚回国的年轻人的失落感一扫而光了。他甚至有点意气风发。只是程春明的个性并不适合这样的行政职务。他的一名学生向本刊记者回忆，在一次中国政法大学举行的高校交流报告会上，作为客人的一位报告人向中国政法大学大唱赞歌时，被时任副处长的程春明打断了。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副处长一点不留情面地质问那名报告人，“这位头衔怪异的专家，研究得出的结论貌似有理，但不过是投我校之所好，不知道您去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又当如何兜售您的成果？我们当然了解自身的实力所在，可在实质的差距面前何必要自欺欺人呢……”这让主持会议的校长很难堪，厉声将其喝止。过了片刻，程春明再次举手发言：“您刚才也看到了，一位校长能够当堂打断一位教授的发言，请问您，这是一流大学应有的作风么？” 程春明的缺乏心机，让他在行政职务上止步于“副处长”，也让他的职称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程春明是在官场上不如意，才转而往学问方面努力的。”程春明的一名同事告诉本刊记者。政法大学刚开始评教授是极为谨慎的，一年也就只评三四名，教授资格是非常稀罕的。整个政法大学的在职老师共300多名，但从2000年以后，进入了快速扩张期，现在已经有将近200名教授了。2002年后政法大学大规模地增加教师，程春明1999年进来时，也与这种大趋势相关。他一到来就是副教授待遇，在转正上面，却一直延宕。既是因为他的课题和论文成果太少了，也是因为他实在不明白自己在人事关系上的处境。 程春明的一名好友说，程春明评职称走的是行政岗这条路子，他在2006年获得了研究员的职称，但这是行政系统的高级职称，既然要在教职系统里做事，戴着个研究员的头衔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程春明数次提出过教授职位的申请，却始终没有在政法大学通过。 被中断的人生 程春明是个容易伤感的人，他在事业上遭受打击后，特别需要一个心灵的伙伴。他跟现在的妻子杨寒就结识于这样的“逆境”中。 杨寒是中国政法大学95级学生，从本科一直念到博士，成绩非常优秀，硕士和博士专业是刑事诉讼法，是著名法学家卞建林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英语非常好，担任过很多学术项目的翻译，也跟随项目出访过几个国家。 杨寒在感情方面的经历却一直不顺利。她算是95级学生里“大一”就开始谈恋爱的极少数，但其间波折种种，跟她熟识的人说起来会非常感慨，用上极端的形容词，诸如“红颜薄命”、“历经创伤”之类。杨寒2005年博士毕业，本来想留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没有成功，去了另一所大学。 杨寒在校期间与程春明并不熟，据朋友回忆，是2006年回政法大学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以后，跟程春明的关系才密切起来。那时候，杨寒刚刚从一段不幸福的感情中挣扎出来，程春明也是离婚后的单身状态。 “有一回，遭受职称评定打击的程春明心灰意冷，就给刚认识不久的杨寒打电话，说一起出来散散步。”程春明的几名学生在程家做客时，曾追问过二人的恋爱过程，一名学生回忆，“当时外面下着大雨，两人据说撑着伞走了一个晚上，据说杨寒的鞋都走破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约会。” 两个人的感情刚开始也很难公开，杨寒身边的朋友，有一些并不喜欢程春明，觉得他太出位。而且两个人看起来实在不般配，程春明比杨寒大了将近一轮，各方面条件比较，杨寒都显得太过优秀。这段感情刚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很多，包括杨寒的老师卞建林。经历过情感波折的杨寒总跟朋友半开玩笑地认真说，自己属于“身材高、学历高、年纪高”的“三高人群”，能找到程春明这么般配的实在是幸运了。 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一起，杨寒后来也跟要好的朋友们解释过，程春明打动他的是待人的真诚和热情。大约是2006年的秋天，两人结婚，婚礼是程春明的朋友龙卫球主持的，在西三旗附近的一个酒店。婚礼很热闹，双方都有许多朋友或同学出席，大约100多人。婚礼气氛很浪漫，两人还在宾客前共舞一曲。朋友们后来也慢慢能理解和相信这种幸福，因为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婚后的杨寒状态越来越好，“从说话的节奏里都能感觉出来”，“而且在劝慰朋友们关于情感和生活的问题时，也明显能感觉到她在生活步入正轨之后的平静”。 程春明一直渴望要一个小孩，在杨寒怀孕之后，两个人都很喜悦。程春明对妻子的照顾更精心，每次杨寒要去上课，程春明都尽量亲自接送。 “去住家附近的医院孕检，只有两三站的路，我坚持要乘公交车不打的，春明携我上车就大喊，我老婆怀孕了，给孕妇让座位，引得全车人行注目礼，又好气又好笑。”杨寒自己对记者回忆，“每周我回家去他都会在车站接我，在拥挤的等车人群里，他特别显眼，穿得风度翩翩的教授模样，手里一本正经地托着一块黑森林蛋糕。老远看到我在车上就挥手朝我喊‘老婆老婆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每周如此……”“他说以前觉得孕妇很丑，但是自从我怀孕，他看着街上孕妇的肚子就每每拿来跟我的比较，开心得不行。” 程春明是一个懂得浪漫的人，在婚后两年，他还经常跟朋友说，要让妻子一直有新婚燕尔的感觉。朋友们觉得他也是这么做的。婚后，程春明放弃了很多去外地出差的机会，朋友们的记忆里，他只出去过两次，一次是日本，7天，一次是法国，14天。后来还有一次法国之行，他是带着杨寒一起去的。两个人婚后的大部分时间是腻在一起的，而且婚后每个月，程春明最多只有两次出去应酬饭局，而且每次都会征得杨寒的同意，在晚上21点前回家。 这个家庭原本在朋友看来，一步步正朝着美好的方向上升：有了孩子，换了新工作。结果是意料之外的突变。悲剧发生的当天下午，杨寒也有课，当晚，政法大学校方把她接来，她情绪很不稳定，哭昏过去好几次。后来身体情况也不太稳定，医生说已经出现了宫缩，有先兆流产迹象，要安心养胎。 事发后有许多人劝她放弃这个孩子，毕竟她还那么年轻。但杨寒说，但凡她知道丈夫做了任何一点不好的事情，自己都会打掉孩子，但她找不到丈夫的任何一点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