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11月1日起，最初发现霍乱疫情的儋州就一直没有新的病例，海南大学也从11月3日之后就没有新增病例。”海南省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办公室主任曾昭长说。海南省霍乱发病相对集中的两地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据统计从10月3日开始至11月2日，海南省共确诊51例霍乱患者，其中病例出现最早、疫情最严重的儋州市在这期间累计报告霍乱42例，其他感染性腹泻351例。儋州市副市长林生茂对本刊记者说：“现在是肠道疾病高发季节，急性腹泻很难引起老百姓的重视，所以此次霍乱成功的防治得益于一次自上而下的全面动员。”
◎ 陈超
“暴风眼”黄玉村 10月20日后，黄玉村突然集中出现几十名急性腹泻症状的村民，其中7例被确诊为霍乱。这个儋州市西北的普通村庄一下子成为霍乱疫情的中心，与外界猜测不同的是，这个被看做“疫区”的村庄在这场风波中却异常平静。 从海南西北部儋州市区出发，一路向西北，就进入这次疫情较重的新英、新洲、白马井等乡镇。11月的海南，日间气温仍然超过30摄氏度，正赶上水稻收割的季节，沿途的村民都牵着牛在田间劳作。黄玉村位于新英东部，呈南北狭长形集中居住，村北就是一条防潮大堤，堤外是汇入大海的北门江。全村412户，约2500名村民。与周边比，黄玉村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人均年收入近3000元，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源于水产养殖。黄玉村的养殖池位于村东，与村民集中居住的区域用一条狭窄的土路分开。与养殖池混杂的是雨水过后浅浅的泥水塘，海南闷热潮湿的天气中，雨后的积水呈现出暗绿色，一头水牛和几只鸡在水塘边悠闲地散步。 “从9月下旬后，这边的雨几乎就没停过。”黄玉村的村长赵尚周向本刊记者抱怨，每次下雨或者涨潮，他都要带领村民开闸，把养殖池里的水放到北门江里，9月后连续的阴雨无疑加重了他的工作负担。令他想不到的是，这场连续20天左右的阴雨，孳生着这个村庄久违的霍乱弧菌。 “霍乱”在黄玉村几乎成为历史名词，村民赵仲福记得，他去世多年的爷爷曾讲起过解放前村里一次霍乱大流行。那是一次阴历七月十五日，当地叫牛郎节，“按照习俗，村里一起杀猪，各家各户都要买一点回去炒来吃”。那一年牛郎节过后，全村近百人上吐下泻，“死了30多人。老人们都说，这是霍乱，是七月十五那天炒肉，香味把鬼招来了”。半个多世纪后，大部分村民甚至忘记了霍乱的名字，当疫病袭来的时候，村民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不过是一种拉肚子的病”。 “我们发现这种急性肠道传染病是在10月21日。”村长赵尚周选择这一天作为他向本刊记者的叙述起点。其实从10月17日之后，黄玉村就陆续有10多名村民因为呕吐、腹泻到新英卫生院就诊。“谁会把拉肚子当成大事啊？”直到10月21日，8岁女孩赵珍（化名）死亡。不过引起村民注意的倒不是女孩的死亡，而是随之而来的、省市各级卫生部门频繁的检查和消毒。赵珍的父亲赵应芳在临近的乡镇打工，母亲因鼻咽癌在海口人民医院做化疗。平日里，她和弟弟都由爷爷照顾。21日凌晨3点，睡在北屋的赵珍突然又吐又泻，爷爷只当是吃坏肚子，给她吃下一些止泻药就回东屋去了。等到天明，赵珍已经吐泻不止，几乎昏了过去。老人这才着急起来，赶忙把她送进附近的新英卫生院。 新英卫生院长谢竞雄对这个病例记忆深刻，他向本刊记者回忆：“早晨8点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因呕吐和腹泻休克，当时立即准备输液抢救。”可进一步检查身体后，谢竞雄犹豫了，“这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腹泻不止需要快速大量输液，她的心脏又没有办法承受，当时只能让她迅速转到上级医院抢救”。转到儋州人民医院之后，赵珍的状况依然没有好转，孩子的爷爷似乎觉得抢救无望，还要多花钱，毅然抱着孩子回到家里，当天下午赵珍就去世了。一天后，经过实验室结果检验，排除了她感染霍乱弧菌的可能，致死的原因是先天性心脏病。而村民对于死亡的归因甚至比科学实验来得更快，“她6岁的时候才会走路，这么拉肚子肯定受不了”。令村干部和村民都不解的是，这个女孩的死亡会引发上级部门的高度关注。10月21日当晚，儋州卫生局副局长叶其华就赶到黄玉村，带来的是省里的专家和许多消毒工作人员，这样的规模让赵尚周有些措手不及。“晚上领导来的时候已经21点多了，还都没吃饭，我还张罗先让大家吃饭，吃完再消毒。”叶其华则直接说：“马上全村消毒。”村民们好奇地看着裹着白衣，戴着口罩、眼镜的人给村里每一个角落喷洒消毒水。整箱的诺氟沙星胶囊和洁净灵药水被搬到村委会办公室，省里的专家则把村委会干部召集起来，不断向他们重复诺氟沙星的服药量，要求当晚一定要发到每个村民手中，“一天吃几次、吃没吃，都要登记签字”。赵尚周这才觉得形势严重起来，组织村委会所有干部各家各户发药。在赵尚周的工作笔记中，从10月21日开始记录每天村民的发病数量、服药情况、消毒次数。
接下来，是各种令村民费解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家里喝水有没有烧开？怎么做饭？猪是不是关在圈里？家里有没有厕所？”赵尚周说：“村民90%的家里盖房没有厕所，在我们这里，觉得家里有男有女，在一个厕所方便会不好意思。”长久以来全村共用的都是村东的两个公共厕所，更多时候他们只能选择村边的树丛，放养的牛、鸡和猪就在村里和四周随意走动。 “拉肚子算什么大病啊？”至今村民仍然不理解，但在上级卫生部门的压力下，黄玉村的环境却有了根本的改观，狭窄的街道被清洗干净，村民也不再随处解手，村里到处贴着“饭前便后洗手”、“不喝生水”、“牲畜圈养”等标语。赵尚周指着笔记本给记者看：“22日1例、23日3例……28日1例，之后就没有啦。”村里的房屋外观、路面都用水泥硬化，青灰色的村庄里已经很难看到从前污水横流的景象，不过偶尔有家养的猪横在路上，赵尚周赶忙抬起自行车前轮，狠命砸过去，那些猪嚎叫着跑开。“在海南大家觉得这样放养的猪肉好吃。”他笑着说。 卫生部门的战斗 “像打仗一样。”在新英卫生院院长谢竞雄看来，5年前抗击“非典”只是备战，卫生院并没有遭遇真正的挑战，这次霍乱从准备、首例出现、集中发病到控制疫情，经历了近一个月时间。对谢竞雄来说，他的战斗比黄玉村开始得要早，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发现第一个病例是在10月16日，而且他的病情非常严重。” 10月16日一早，谢竞雄就收到英正村的一个病例：“病人来的时候已经因脱水休克，症状是米泔状喷射腹泻，伴有喷射性的呕吐。正常人体含有的水量是5升左右，这个病人腹泻超过3升，已经无法解小便，这说明脱水引起肾功能衰竭，我们立即采取大量补液、注射抗生素的治疗方案。情况稳定后，由于病人已经出现肾功能衰竭的症状，必须做透析，卫生院没有条件，就将他转入儋州人民医院。”给病人治疗的时候，谢竞雄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种情况是霍乱的典型症状之一，“会不会是霍乱？”16日当天，他就把这名病人的排泄物采样送到儋州市疾控中心。第二天，检验结果反馈给卫生院：“这名病人被确诊为霍乱。” “接到确诊结果，压力就大了，霍乱要是大规模出现怎么办？”17日开始，谢竞雄就发现腹泻的病人逐渐增加，“几乎全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开始忙碌起来，而且每天的结果都要及时上报”。20日他接到市卫生局的通知：“要求做好防范霍乱疫情的准备，各个卫生院都建立急性肠道传染病的隔离区。”用了一天时间，新英卫生院将院子东侧的一排平房改造成隔离区，红色的警戒线缠绕在树干上，北边的部分是隔离观察区，南边是住院区，房屋不够就用彩条布搭起临时帐篷作为病房和诊室。
谢竞雄庆幸的是：“隔离区建好第二天，病例突然大量增加。22日当天，黄玉村就有19个人来看病，全天有超过30个腹泻病号，要是隔离区晚一天盖好就麻烦了。”按照卫生局的规定，病情较重的病人必须送到儋州指定医院治疗，乡镇卫生院只能收治症状较轻的病人，即便如此，隔离区最多一天收治的病人有五六十名。10月23日，省卫生厅和市卫生局的援助队赶到新英，“加上消毒的工作人员一共32名，他们到达之后才逐步缓解卫生院人手不足的压力”。 “其实我以前行医的过程中没有真正见到霍乱的临床病例，我们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大多刚毕业不久，对于治疗霍乱也没有太多经验。之所以能迅速判断出16日的霍乱病例，以及应付之后急性腹泻症状的集中发病，都是因为10月初就有所准备。”谢竞雄所说的准备是，10月3日儋州市发现首例霍乱病人后，全市启动《儋州市霍乱应急处理预案》一般疫情（Ⅳ级）响应。所有乡镇卫生院都得到通知，密切关注霍乱疫情。“霍乱的潜伏期最长只有7天，基本上可以排除首例与16日病例之间的联系。国庆节后，我们卫生院自己组织了一次针对霍乱的培训，包括症状判断、治疗方法，还有流行病学的调查等等，还准备了大量的医用液体、诺氟沙星药物，总算有备无患。” 让儋州市启动《儋州市霍乱应急处理预案》一般疫情（Ⅳ级）响应的病例出现在白马井乡。9月30日，白马井卫生院就接到一名腹泻、呕吐不止的病人，治疗后效果并不明显。国庆节的下午，这名病人被转到儋州市人民医院负责传染病诊疗的内三科，内三科主任郑成芳当天下午被召回医院。郑成芳告诉本刊记者：“当时病人已经垂危，激烈地腹泻、放射性呕吐，短时间大量失水导致休克、肾功能衰竭。”这名病人立即被送到ICU病房，“肾功能衰竭是最危险的，这个过程不可逆，必须做透析”。 整整一天，郑成芳和内三科的医护人员都在不停地组织抢救，“一次性补液就超过1000毫升”。10月2日中午病人才转危为安，连续几天总共给该名病人补液超过8000毫升，超过了一个人的血量。“抢救结束后才开始怀疑是不是霍乱。”当天就把病人的排泄物采样送到儋州市疾控中心检查，“霍乱的诊断分三种，临床诊断、快速诊断和实验室诊断。实验室诊断是从化验样本中经过24小时培养，如果培养出霍乱弧菌才能真正诊断为霍乱”。当天快速检验结果为阴性，“可能不是霍乱”。不料第二天实验室结果为阳性，由此确诊今年7月份以来海南首例霍乱病人。第二天，儋州市启动了一般疫情响应，为应对10月中下旬集中出现的病例打下了基础。 治疗传染病的内三科成立于去年8月，这次霍乱疫情也成为内三科的首次考验。“从10月3日确诊霍乱之后我们就始终处于紧张状态。”郑成芳告诉本刊记者，“我们有个年轻的护士刚休完产假就开始连续加班，转到市医院的患者都是危重病人，要求我们所有医护人员都在战备状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业内感染，或者危及患者生命。”每年9～11月是海南肠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儋州人民医院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开设肠道感染门诊。 内三科门诊和病房位于儋州人民医院东南角的一幢小楼中，“这幢楼是按照‘非典’时的小汤山模式盖的”，分成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病房为污染区，诊室为半污染区，医生办公区为清洁区。医护人员和患者有各自的专用通道，医护人员进入办公区后，要上防护服、防护鞋、手套、口罩等防护装备才能进入病房。“从10月中旬病例增加后，我们就陆续将非肠道传染疾病的病人转移到其他病房，腾出空间，10月底之前，所有的病房都用于急性肠道传染病的病人。”每个病床下都增加一个红色的小盆，用来给病人的呕吐物消毒。 乡镇卫生院已经趋于平静的时候，郑成芳却一点也不敢松懈，他不停地翻动着病人的记录，10月26日之后就没有病人送到这里了，病人越来越少，但他说“11月5日还有住院病人19个，6日还剩15个，7日就剩11个了，可到今天也不敢松劲”。 防控疫情中的行政力量 “这种散发的点状流行是让我感到最棘手的问题。”海南疾控中心流行病所所长金玉明告诉本刊记者，“按照以往的经验，霍乱多暴发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往往是由于聚餐引起某个区域的感染。例如今年6月，海南已经发现8例霍乱感染者，都属于同一个村子，并且都参加过一次聚餐。这种典型的暴发比较容易控制，只要针对某个区域进行防控就可以，也更容易找到污染源。而这次疫情出现却是彼此独立的点状流行，给防控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这种散发的病例的确让海南疾控中心感到头痛，10月3日确诊1例之后，海南疾控中心副主任韦茂国等4人连夜赶到白马井，将与这名病人发生过接触的人员全部进行诊断，发放预防药物，该病人的家里、就诊过的卫生院和医院都进行彻底的消毒。“10月12日到15日海南恰好是强降雨天气，降雨一停，病例就开始增加。”金玉明说，从新英开始，很快附近的白马井、木棠等乡镇也开始报告疑似霍乱的病例，不久与儋州市相邻的临高也出现类似病例。“这样的散发状况，已经不是单一因素所能解释了。霍乱弧菌始终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结合天气原因初步推测与强降雨导致村庄积水无法排出、污染村民的饮食有关。”同时，考虑到当地村民的生活习惯，人畜的排泄物也可能污染生活环境，“例如当地的饮食习惯是将熬好的粥滤出米粒，用生水泡着喝，这些习惯都可能造成感染。这样的话，在暴雨经过的任何村庄都有可能发生感染，防治工作就变得异常困难”。 10月20日省疾控中心首批专家就赶赴新英，21日上午金玉明也到达新英，下午卫生厅应急办的专家也迅速赶到，“对周围的地面、水源、食物都要取样送检，同时还要指导当地如何服药、消毒、诊断”。金玉明在儋州待了近半个月，几乎跑遍所有出现病例的乡镇。“每天16点钟，各卫生院都要把当天的情况进行汇报，我们根据当日情况立即布置治疗和消毒方案。这次霍乱弧菌的类型属于O1群小川型流行株，症状较轻，与O139群相比，特点是无腹痛、不发热，来去无踪，预防和消杀显得尤为重要，结合散发的特点，需要大规模地预防和消毒，这些都要依靠行政部门的推动。”金玉明说。10月21日，儋州主管卫生的副市长林生茂得到省疾控中心关于疫情的通知。“第二天我立刻赶到新英，马上启动较重疫情（Ⅲ级）响应，启动零病例报告制度，形成一次全民动员。”林生茂告诉本刊记者。 10月22日凌晨4点，黄玉村的苏女内就和丈夫起床，他们要赶班车去海口附近的海域捞海螺。“家里只有两亩水田，又有5个女儿和1个儿子，靠种田肯定维持不下去。村里有些人在养殖螃蟹，每天都包车组织村里的人帮他捞海螺喂螃蟹，一个人一天能挣30块钱。”苏女内说。前一天晚上，苏女内就开始拉肚子，因为“怕耽误干活”，吃了几片药后挺过一晚。早晨坐车到海口附近，一下车，苏女内就开始剧烈地腹泻和呕吐，几乎站立不住。丈夫赶忙打120急救电话，就近送到海口医院。“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能动了，只知道他（指丈夫）搀着我，一群医生围过来。”经过两天的治疗，苏女内已经可以自由活动，可是失水造成肾衰使她不得不住进肾病病房。一开始，苏女内坚持要出院，“家里哪能花得起钱？” “村民最担心的就是高昂的治疗费用。”10月25日，儋州市财政拨出138万元，“其中38万元用于购买消毒和预防药品，100万元作为所有急性肠道传染病的治疗费用。”林生茂告诉本刊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儋州已投入防治经费近300万元，对疫病病例全面实行免费治疗，对疫点村庄所有村民和全市16.2万名中小学生实行免费预防性服药。“卫生系统与地方行政力量的结合才使儋州疫情迅速得到控制。”金玉明说。关于防疫，林生茂说：“初步预计今年12月完成6个村的改水改厕，到2009年在沿海9个乡镇建立垃圾处理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