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口费的法律责任 为“封口费”生存的“记者”



戴骁军坚持认为,依据他那天的所见,绝对不止28人,数额也远超12.57万元。

  

      撰稿·杨江(记者)

      过去的一个月中,两起记者大规模领取“封口费”的事件令中国新闻界深陷“封口门”。

      先是在山西,41岁的矿工吉新红死了。9月20日,正在井下作业的他,被坍塌的矿井深埋了。他的生命,如同秋天的落叶,在矿主的眼里太卑微了。在悄悄支付了吉家人一笔赔偿金后,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了。

      如同绿头蝇叮上了有缝的蛋。三天后,一场让新闻界蒙羞的“封口费”事件粉墨登场。42岁的戴骁军用相机与手机拍下了那个肮脏的场面,揭露到了网上。

      这件事尚未平息,河北那边又给了新闻界一记重击。7月14日,河北蔚县李家湾矿井发生爆炸,35名矿工遇难,在矿主李成奎的金钱公关下,事故被瞒报。85天后,这起特大矿难被人揭发。据说,李成奎为打点各个部门花销了近2000万元。

      “7.14矿难”发生后,各路记者也是闻风而至,但事故最终还是被瞒报了。国家安监局新闻发言人黄毅披露多名记者收取了红包。令人震惊的是,据说当地几乎每个煤老板手上都有一份记者名单,遇到事故就依次打点。李成奎手中也有一份名单,凡在册者均收了红包。

      镜头里的黑暗:近百人领取封口费

      42岁的戴骁军至今回忆起他在霍宝干河煤矿见到的那一幕仍感震撼:一个个“记者”拿着证件,团团围着那个“穿红衣服发钱的人”,眼里的贪婪怎么如此直白。

      他说不清自己到底是《西部时报》的记者还是通讯员,他没有“署证”,也就是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但长久以来做的却是新闻记者的工作,刊登的稿件,有时署名记者,有时署名通讯员,我自己也搞糊涂了”。

      从部队退伍后,戴骁军读考了新闻函授的大专文凭,因为怀揣新闻梦想,1996年进入山西某晨报做摄影记者,后下海经营了一家摄影室。3年前,进入《西部时报》山西记者站。这个记者站,连同站长与戴骁军在内,共有4人。“只有站长一人有署证。”

      9月25日,戴骁军接到一个电话,是山西某报的资深记者,一个用戴骁军的话说,有“署证”的老记者打来的。“资深记者”告诉戴骁军,他正在霍宝干河煤矿,好多“记者”在领封口费,但他没有带照相机,因此要戴骁军去取证。戴骁军于是叫上另一名同样是某中央级媒体驻山西记者站的“记者”“直播山西”。

      “直播山西”是网名,“和我一样,没有署证,也可以说是通讯员。因为他有车,故邀他一同前往。”

      两个人晚上7点左右到达霍宝干河煤矿,此时天已漆黑,小雨淅沥,在煤矿办公楼前,他看到几辆写有“安全现场”、“新闻中心”等字样的车辆。一楼入口,有保安在登记花名册。

      戴骁军签名后,径直走到三楼。那是一个多么震撼的场面!楼道内站满“记者”,房间内,一名红衣男子正在逐一登记“记者”们的姓名、单位,登记一个,发放一份“封口费”。

      这是戴骁军第一次亲见领取封口费,此前,他只是有所耳闻,“早几年,我看到一张图片,摄影者拍下了某煤矿的办公楼外貌,说里面有很多记者在领封口费。”

      他认为那样的图片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而言是不过关的,从此萌念,有朝一日一定要拍下真正的现场,“领封口费的记者鱼目混珠,真少,假多,败坏了记者队伍的形象。”

      现在,现场突然呈现在面前,但近百人的壮观场面,却把他惊呆了。他与“直播山西”观察了地形,制定了撤离方案,此间,“直播山西”用手机拍下了一段现场视频。

      再次回到车内,戴骁军让“直播山西”守在车内,保持发动状态,“如果,我来不及跑,就把相机扔到车里,你不要管我,自己先跑”。

      然后,他就带着那架自费购买的尼康相机来到三楼,对着房间内的人群猛揿快门。“虽然我用了闪光灯,但他们来不及反应,我留给他们的不过一秒钟,然后迅速撤离。”

      在楼道内,他拍下了等候的“记者”,然后跑下楼,在门口,夺过花名册拍下了四页,等保安回过神,戴骁军已经拍完门口的那些“采访车”,绝尘而去。

      二人没敢直接上高速公路回太原,而是沿相反方向开向了临汾,在一个村子躲了一会,确定无人跟踪后,这才驶上高速公路返回太原。

      6家媒体,领取12.57万元

      煤与媒之间的封口现象,在产煤大省山西、河南等地早就不是什么秘密,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11名记者拜倒在矿主的金元宝下,其中不乏知名媒体。3年前,河南汝州某煤矿发生矿难,署名“奔走相告委员会”的矿难短消息迅速传播,短时间内,480名各路“记者”领走了20万元封口费。

      与霍宝干河煤矿相比,繁峙的那次丑闻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戴骁军本意并不想把“娄子”捅这么大。“我原本只是想发到我的博客上,记录下来。”

      他不是以记者身份去拍摄的,事先也没有向报社汇报,事后也没有想过刊登在报纸上。“难道,我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就不能揭露吗?!再说,现在有多少内幕,最后都是借助网络才得以曝光的?!”

      戴骁军的博客很快跟帖如潮,但没过几天,有网民打电话质问他是否收了矿上的封口费,戴骁军吃惊之余上网一看,原来帖子已经被删除了。“网站编辑说迫于上面的压力删除了,我说,你有权力删除我的帖子,但是必须告诉我真实的原因,总不能你们背后与煤矿搞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让我被网民怀疑。”

      他再贴,但再次被删,这个生于1966年,自称“属马,但却有一股驴的犟脾气”的男人终于被激怒了。接下来的几天,他实名注册网名与“直播山西”在各大论坛疯狂发帖揭露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丑闻。“就是为了证明我没有被收买。”

      窗户纸就这样被戴骁军有意无意地撕开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先后于10月25日和27日两次派员调查。截至目前,调查组公布,根据矿方提供的登记表,9月24日、25日两天,共有23家媒体的28人登记,初步核查,持有“署证”的只有2人,其余为假记者。

      经查实,霍宝干河煤矿以订报费、宣传费等各种名义给6家媒体供给支付了12.57万元,其中,山西《科学导报》1万元宣传费,《山西法制报》临汾发行站2000元订报费,中国教育电视台“安全现场”栏目19200元资料费,假冒《法制日报》记者34500元宣传费,《绿色中国》杂志10000元会员费,山西广播电视总台50000元。

      矿方还反映,一些“记者”说车内汽油不够,要求帮助解决,煤矿没有加油站,矿方于是向他们每人支付了300元至500元不等的加油费,共计1900元。

      消息公布,舆论一片哗然。10月31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对发放“封口费”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应以这次事件的调查处理为契机,进一步加大打击假记者的力度,对使用假记者证或假冒记者名义进行非法活动的人员,要及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查处,以维护正常的新闻活动秩序,维护新闻队伍的纯洁。同时,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坚决维护新闻工作者正当的采访权益,支持新闻工作者正常的舆论监督活动。

      眼下,调查仍在进行,戴骁军坚持认为,依据他那天的所见,绝对不止28人,数额也远超12.57万元。

      恐吓与诬陷随后而至

      戴骁军未曾料到,揭露封口费丑闻后,他没有享受到英雄般的赞赏,却成为了一个孤独的举报者,以至生命受到威胁。一方面,各地媒体不断深入采访,曝光封口费,另一方面,恐吓电话也随即而至,最初几天,每天都有十多个恐吓电话打到他家里,“别把事情闹大了,兄弟们都没饭吃了,对谁都不好……”戴骁军说,打电话威胁的人,不容他说一句话,骂完就挂。

      福尔摩斯说,最大的嫌疑犯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戴骁军认为,威胁他的人肯定是那些“记者”,或者是煤矿。他不得不每天亲自接送6岁的儿子上下学,并给家人买了人身意外保险。

      网络上,漫骂不断,有人揭露他是一名假记者,说他9月25日那天也是去领封口费的,只因无法证明身份,矿方未能满足他的要求,故而报复。还有人揭露他试图敲诈矿方10万元,并说所谓的惊心动魄的拍摄过程都是虚构的。

      戴骁军又一次被激怒了,他保留追究发帖者与相关网站的法律责任,“调查组已经证实没有10万元一事,矿方也说没有见到过我。”

      他拍摄的花名册中,“单位”一栏五花八门,《山西调查》、《社会报》、《科技报》……更有甚者干脆就写了两字——报社,“这些媒体,我听都没听说过,那些记者,我也都不认识。”

      戴骁军供职的《西部时报》也有一名赵姓记者在列,“赵某某是否真有其人,我不知道,山西记者站没有此人,如果是总部下来的,也会和我们山西记者站联系。”

      不过,戴骁军纳闷的是,单位自封口费事件曝光后一直没有与他联系。“报社对外否认了我的记者身份,我想不通,难道就因为我曝光了那个赵某某?”

      针对网络上有关他身份的质疑,戴骁军说,“有照为证!”他发给记者一堆照片,其中就有他代表《西部时报》采访奥运火炬在山西时的工作照。

      “难道说没有署证,我就是假记者?署证就那么重要吗?!”他说,“我有点寒、有点冷、有点恨!”

      封口费丑闻曝光后,中国教育电视台发表声明,已停播涉嫌收取“封口费”1.92万元的《安全现场》栏目。《科学导报》也宣称此事严重影响报社声誉,涉及此事的是聘用员工。

      戴骁军的犟驴脾气又发作了,他质疑,“怎么出了事,就说是聘用人员?!”

      “直播山西”以及将封口费告诉戴骁军的那名“资深记者”至今没有公开身份,戴骁军说,“我捅了大娄子,现在处境如此艰难,他们还能公开吗?”

      “但我不后悔,我就是要让公众看清这些所谓的记者的面孔,证明新闻界的声誉。”这个孤独的揭露者眼下已经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以后的生计问题。

 封口费的法律责任 为“封口费”生存的“记者”
      矿主感言:“假记者”就像苍蝇

      听说要采访封口费现象,山西某林姓矿主觉得很奇怪,“这有啥好说的,大家不都知道吗?!”对于瞒报和封口,他一点都不意外,“矿上死一两个人很正常。能小事化了,就小事化了。家属很好打发,给点钱就是了。闹大了不好,死一个人,赔20万元,还要罚款100万元,捅出去,政府面子过不去,矿上也要停业整顿,那损失就大了。”

      唯一让他不解的是,山西居然出了戴骁军这样一个人物,居然如此特立独行,敢去揭这个盖子。“那些‘记者’多年来的饭碗被他砸了,我看他以后还怎么混噢。”

      林矿主来自温州,2003年,400亿元温州游资涌进山西,一度掌控山西近60%的中小煤矿,他深有感触。“我走遍中国,没有哪个地方像山西这样,这么多的‘记者’。”

      林与他的老乡们刚到山西时,对“记者”的不断造访战战兢兢,“我们做生意的对记者一般都很敬畏,再说,那时候我们矿上的证件大多不齐,生怕被记者曝光。”但林矿主们很快发现了这些“记者”的真实意图,“给个三五千元就打发了”。

      “一个个都拿着证件,什么通讯员证、工作证、记者证,五花八门,可言行举止哪像个文化人?夹着老板包,叼着烟,开口闭口,粗鲁得很!”

      林说,虽然这些口称“记者”的人,出示的都不是“署证”,但也很难说他们就是假记者,“有些媒体,尤其是总部在北京的媒体,在山西设立记者站名义为新闻采访,实际主要在搞创收、发行。站长雇几个人,发个通讯员证、工作证,这些人就像拿到了法宝,成天跑矿,找问题,拉发行,搞创收。”

      “有些通讯员自己还召了助手跟在身后,在社会上神气得很。打狗还要看主人,不好得罪的。”

      媒与矿的这些个道道成为众人皆知的潜规则后,便出现了真正的假记者,买个假证件冒充媒体的人,浑水摸鱼。

      时间一长,林和他的朋友们就对这些“记者”有些嗤之以鼻了,他把这些人比喻成煤矿的寄生虫,“像端着新闻碗的叫花子,不就为了一点小利吗?我也懒得查你身份了,给你三五百元,走人!”

      在山西,传言有“记者”坐出租车进矿,出来时开着一部奥迪车,林矿主说,这不奇怪,“一旦发生事故,起码会来200个‘记者’。像苍蝇一样,打发一批,又来一批,他们都事先商议好的,一旦谁发现了某个矿的问题,马上就会通知其他人。”

      “其实我们也知道,真正的记者除非出了特大矿难,一般不会来矿上,来了也是正经的采访,真记者头上毕竟有把剑,不敢乱来。哪像他们这些人不受约束。”

      林说他的一些朋友为打发“记者”,每年都至少要花几十万元,“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这对我们来说,也都是小事了,算不得几个钱。”林觉得给点蝇头小利没什么,只是“像苍蝇一样没完没了,太让人恼”。

      时间一长,矿主们就想出了对策:养一批流氓,随时听候调唤,用“垃圾”对付“垃圾”。不久前,他一个朋友的矿上来了一名“记者”,对着井口装模作样拍了一会照片,然后索要封口费,否则就要曝光。“把矿门一关,看你怎么跑!相机没收,你流氓?我比你还流氓,打手一出来,吓都吓死你,看你还敢不敢要封口费!”

      正如林矿主所说,在山西,盛产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其实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03年以来,山西假记者出现组织化和网络化的动向,仅省城及临汾等地短期内就冒出十多家“杂志社”、“编辑部”、“工作站”以及一百多个所谓的“记者”。

      2004年底,山西省依法取缔非法期刊记者站21家,并对多名假记者进行刑事拘留。2007年8月至11月,全省再次依法治理非法报刊和假冒记者,共收缴假冒记者证、工作证1362件,取缔非法记者站、工作站45个,批捕7人,行政和刑事拘留21人。

      但为何假记者与封口费现象仍然屡禁不止?林矿主认为,关键是新闻单位发证要把好关,“别随便对外发,起码也要控制数量嘛!我是很喜欢和真正的记者做朋友的,只要真记者来,我会很客气!”

      林说今年他已经不再给封口费,“我证件已经办齐了,矿上没问题,假记者来干什么?”

      戴骁军认为,关键问题还是出在事故上报机制上,“老百姓都能记住110、120、119,可有几个人能记得住矿难举报电话?为什么就不能设立一个老百姓容易记的号码?”

      “矿主没办法瞒报,假记者也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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