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知从何时开始，喜剧事件成为互联网的流行色。用喜剧方式搏出位，成了在互联网上出名的必要元素。芙蓉姐姐的舞姿令人发笑、胡戈的恶搞令人发笑、百变小胖的怪样令人发笑……最近一位令人发笑的明星是张钰。 有的人可能还不了解张钰，所以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张钰是一位敲诈勒索嫌疑人。专找导演上床，事后要挟人家，写字据答应给她安排角色；不安排角色的，就公开曝光。她最近轰动了互联网，是因为她主动“自首”了—她在网上“坦白交待”了自己的行径，包括敲诈勒索的现场录音、录像材料；还有“检举揭发”“同案犯”的立功表现—曝光了她雇来色诱导演的妓女。 让这件事成为喜剧的要件在于：她竟然认真地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就像芙蓉姐姐认真地认为自己是优美的一样。但显而易见，如果张钰真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意在反对影视圈的性贿赂，那么，在由“上床—换角色”构成的完整案链中，她首先要控告的，应是换成角色，贿赂“已遂”的，而不是这几个“未遂”的！换句话来说，谁上床后答应给她角色，她就告谁；不给她角色就不告。这样一看，事情不就变得很滑稽了吗。 我发现，互联网在根子上是喜剧性的。正因如此，一系列喜剧性的人物和事件，才会在互联网上反复发生并壮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喜剧，都符合互联网的本质。当你发现互联网暗含的喜剧规律时，就会举一反三，一通百通，对后现代中的娱乐化及其所以然，有更到位的理解。 喜剧的正典 人为什么会发笑，这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超级理论难题。难的不是说清楚具体一次发笑的原因是什么；而是“笑”本身是怎么回事、它的规律是什么。笑如果能定理化，相声看书就会，郭德刚们就没饭吃了。 23年前，我作为专业研究，读红军领袖张闻天20世纪20年代译的法国哲学名著《笑之研究》（今译《笑—论滑稽的意义》）时，老实说，没有看懂柏格森在说什么。比如，他对滑稽的定义是：“镶嵌在活的东西中的某种机械刻板的东西。”直到这一两年，我从互联网的角度，才第一次理解了柏格森。柏格森在给“笑”下定义的时候，琢磨的正是今天我们称之为“互联网”的那个东西。106年前还没有互联网，但柏格森对互联网理解的境界，已经超过20世纪50年代的麦克卢汉。 柏格森以生命哲学著称于西方哲学史，他强调差异性和创造性的价值优先性。柏格森哲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用生命化反对机械化。我正好认为，信息化本质就是生命化，工业化本质就是机械化。柏格森相当于在用信息化哲学，推翻工业化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格森可以说是古代互联网思想第一先驱。
柏格森正是从“笑”入手来理解生命现象的。他指出：“笑是对不和谐、不合生命、不合社会的一种反应和纠正”，“凡是一个人给我们以他是一个物的印象时，我们就要发笑。”表面上很容易理解，但柏格森的话实际上含有更深入的意思。 在柏格森之前，从亚里斯多德开始，人们就一直在研究喜剧的本质，想把握笑的规律。一直到康德美学都没有什么实质进展。其中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倒可以解释芙蓉姐姐这类滑稽美。亚里斯多德认为，喜剧的关键概念是滑稽。滑稽是这样一种丑：第一，这是一种对人无害、不使人痛苦的丑；第二，滑稽的丑强把自己装成美。实际上，芙蓉姐姐和张钰都有一种强烈的自信，无视别人对她们的看法。当别人觉得她们丑时（这里的丑不是贬义词，后面会解释），仍坚定地把自己视为美。这种一般人不具备的坚强神经素质，客观上就取得了喜剧演员用来屏蔽观众是非的“强把自己装成美”的“装”的效果。与喜剧演员不同，她们信以为真，而不是在“装”，因此喜剧效果格外明显。 黑格尔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说法，认为喜剧是“形式压倒概念”。马克思据此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几乎是那个时代关于悲喜剧区别的最深刻的说法。我把它概括为：悲剧是形式上“小”的大我，被形式上“大”的小我否定；喜剧是形式上“大”的小我，被形式上“小”的大我否定。 从互联网的观点看，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在“现代性”这个大的范畴之内立论，才会得出这样的比较精英化的结论。 可以说，这个结论在过去二三百年的工业化历史中，是有实证基础的；但互联网出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芙蓉姐姐、胡戈、百变小胖、张钰等一系列反例。这些反例的核心含义在于，后现代力量不再遵循“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这一规律，而是“第一次是作为喜剧出现”。实质性的内涵，是以小我解构大我，成为一种潮流。这就逆转性地背离现代性的喜剧规律，把工业化时期悲喜剧的定义反转过来了。柏格森的理论，由于暗合了互联网的后现代规律，开始显示出力量来。 丑与恶含义的反转 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发表，是后现代性在文学领域兴起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恶之花》实质隐含了一种新的逻辑：恶的本质，是用小我解构大我。工业化是否定小我价值的。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观点看，对于小我，不能一概而论。按照后现代标准，小我中，有一些仍然属于丑和恶的范畴；但另一些，则需要“平反”，因为它们可能代表的是个性化意义上的小我，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分。这就是我们要重新讨论芙蓉姐姐、张钰之类审丑问题的原因所在。 我个人兴趣上，虽然觉得两位都挺恶心，但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认为值得研究，而且应当区分不同性质的问题。我们需要冷静思考一个问题：中性的、甚至正面意义的丑，与缩小打击面后真正的丑之间，有没有必要进行区分，区分的原则是什么？ 在工业化的高潮时期，现代性作家其实已经有对于恶的反思。黑格尔和恩格斯都说过“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样的话。这里的恶，就是指小我的利益；与它相对的善，是指大我的利益。在经济上，小我有四种组合：损人不利己、损人利己、利人利己、利人不利己。除了第一种恶为社会共同反对，其他都有现实的存在理由，分别是利己主义、合理利己主义（斯密个人主义）、社群主义。 对应的在审美上，小我也有四种组合：不美人且不美己、不美人而自美、美人且自美、美人而不自美。芙蓉姐姐与张钰是有实质区别的。张钰属于第一种情况，是损人不利己型的，几近笨贼。她之损人，主要并不表现在曝光导演上，那是合理但要守法的；损人主要表现在损害了其她女演员（特别是不上床女演员）的权益，造成不正当竞争。特别是，她对自己也美丑得失不分，居然以自投罗网为美，告了还不知是谁违法（导演被诱上床并没违法，真答应她角色才可能违法）。 芙蓉姐姐之类属于第二种情况。后现代审美观念中，确实有正常的以丑为美的情况。同现代性意义上的丑角还不同，丑角是知自己丑而为之；芙蓉姐姐是不知自己丑而为之。但这个丑，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丑。因为芙蓉姐姐与张钰不同，她没有伤害谁；她只不过是与大我意义上通行的审美标准不同而已，是自我“臭美”。其实我要提醒一下，不要对芙蓉姐姐那个可笑的“大S型”舞蹈造型轻下结论。不喜欢，但可以宽容，所以对芙蓉姐姐的臭美，我将捂着鼻子鼓掌。 “臭美”的本质，是个性化之美。个性化之美，是不可通约之美。也就是别人都认为丑，但自己觉得美。其实只不过是标准不同、标准多元化而已。我们要宽容，甚至鼓励这种臭美。因为它与个性化、定制化经济一样，是必然对应的文化潮流。将来我们人人都可能走上这条路。 我认为柏格森的境界高，就在于他看出了这种臭美之美。臭美之美的主题词，分别是生命、个性化、差异化、创造性。笑，正是这种臭美之美的反应。这意味着，笑，是小我的解放；娱乐，是个人的狂欢。互联网将娱乐一切，放飞个性，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实现个人心情舒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