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加大了客户和金融业自身的风险
目前，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题。为发展本国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竞相改善投资环境，放松金融管制，加强资金的争夺，从而导致巨额的游资在全球频繁流动。随着金融衍生商品的大幅度发展，据估计目前金融衍生商品多达1300种，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参与了衍生商品的交易，在竞争日趋白炽化的情况下，一些机构往往作孤注一掷的赌博式交易，银行表外业务迅速膨胀，也导致了全球金融业务的膨胀。于是，整个金融领域越来越脆弱，一旦某个环节出现一点点问题，即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一国、地区乃至全球金融危机。仅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连续发生了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巴西金融危机与俄罗斯金融危机，其后阿根廷也爆发了金融危机。而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金融危机几乎贯穿于始终。
这种世界范围内急剧扩大的风险，对投机者本身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受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影响，索罗斯损失近15亿美元，在2000年美国NASDAQ市场的大幅度调整过程中，索罗斯又遭受了重大损失。
二、为世界范围的投机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加大了金融市场的监管难度
目前，世界金融市场的交易系统已相当完善，“只要在计算机上敲几个键，成百上千亿美元的资金就可以转移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从交易成本来考虑，由于货币市场的收益性较低，故只有进行大宗交易才能降低交易成本。例如在美国货币市场经纪人从100万美元的交易中才能拿到1美元的佣金，故一笔交易只有上亿美元才值得做。因此，金融市场交易额也变得越来越大。而世界金融监管体系的滞后，却为市场中留下了丰富的投机空间。从各国商业银行海外借款的结构来看，据统计，其海外借款的2万亿美元中，95%是不到一年的短期借款， 一旦国内经济不稳定，将为这些资金及其他资金入境投机提供机会，市场投机活动频频出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20世纪90年代，世界性金融风波频频出现，而且频率不断加快：巴林银行事件、墨西哥金融危机、大和银行丑闻、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以及1997年7月以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等连串出现就是充分的例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出：本次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投机大户（索罗斯）蓄意损害东南亚各国货币。马哈蒂尔的话虽然有一定的片面性，却也反应了国际金融市场投机盛行的事实。而其造成的危害，他指出：“我们辛勤奋斗了20至40年，才取得今天成就。可是，一个大富翁，只用了两个星期，就摧毁了我们努力的成果”。
而金融监管的不完善又进一步加剧金融风险。在我们慨叹一笔数额达数亿美元的交易可在几秒钟内完成的同时，也不应忽视这样的事实：一家拥有300年历史的银行， 竟然可以让一位交易员里森从事期货投机时，集业务和监督于一身；日本大和银行长期非法交易美国国债，导致了1100亿日元的巨额亏损，直至1995年11月才东窗事发。这说明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不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制度上存在着漏洞，特别是对远离总部的分支机构的经营活动的管理，存在着明显的薄弱环节。而金融机构内部不恰当的激励机制，也助长了冒险行为，如对交易盈利进行奖励，损失却由公司承担。同时，各国（地区）监管当局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政治框架、法律框架以及利益机制各有不同，也为金融监管带来了难度。正由于世界金融监管体系，为市场留下丰富的投机空间，才导致投机盛行，使世界金融领域日趋脆弱，这也反过来又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三、使国际金融业发展更不平衡，进一步加大南北差距
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剥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马克思为此做了精辟的分析，祖籍波兰的美国经济学家保尔. 巴兰也为此作过描述：“处在顶峰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剥削所有处在下层的国家，同样，处于任何一定级别的国家又剥削处在它下面的国家，直至我们达到最低一层没有可供剥削的国家为止。”今天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事实。世界金融一体化将加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也将是资本这一稀缺资源在各国范围内再分配的过程。当前世界经济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数以万计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绝大多数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通过本国的银团和财团的资本渗透，能相当便利地控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并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深渊，增大对他们的依附性，因而南北差距扩大也就难免了。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在平均收入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174个国家中的前15名与后15名的收入差距从60倍扩大到74倍，而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差距只有30倍；有80个不发达国家的收入甚至比十年前减少了。此外，200名最富有者的资产超过占世界总人口41%的人的收入总和。在过去4年里，这200名富翁的财产增加了两倍，达1万亿美元以上。相反，每日收入少于1美元的穷人仍维持在13亿左右。
当然，在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富国和穷国得到的机遇和利益是极不平衡的，尤其是在金融领域体现更为明显：发达国家的银团和财团通过资本渗透，相当便利地控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因此，不迅速解决南北差距，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将受到很大的限制，世界范围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也会增加。
四、弱化各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
这首先表现在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削弱，如由于“溢出和溢入效应”的作用，干扰和削弱了国内货币政策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又如，一国希望通过货币贬值来改善国际收支，结果由于其他国货币的同时贬值而削弱了效果。1992年，国际超级投机者－－美国人索罗斯投入巨资与英镑较量，在当年9月短短的一个月里赚了15亿美元，打破任何世界纪录。但是英国政府为防止英镑贬值的努力受到了严重损害，最后不得不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而亚洲金融危机初期，索罗斯“辉煌”表现更是惊人。但是泰国人与英国人一样，称“永远不会原谅他”。
其次来看贸易政策，一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由于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他们通过向所在国的投资来避开该国的贸易壁垒，从而使这一政策形同虚设。另外，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效益也影响了一国经济政策的执行。在世界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国希望保持独立的经济政策，发展本民族经济而不受世界经济的冲击，也就越来越难了。
五、金融政策正在成为强权政治对外扩张的主要工具
当前，金融政策正逐渐成为强权政治对外扩张的主要工具，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加大。从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金融危机事件，尤其是本次亚洲金融危机来看，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这里面有深刻的政治因素。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为了抢占新兴市场，为国内的金融投机商鸣锣开道。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利用货币战、汇率战削弱竞争对手，为本国基金狙击外国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创造战机。如在东南亚、在整个亚洲，他们策划一系列的金融风波，破坏本地区的金融体系，在获取高额利润之后，再迫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答应他们苛刻的援救条件，最后再控制该地区的经济，直至影响该地区的政治。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和韩国等分别申请IMF的大量贷款以度难关，但他们都被要求接受苛刻条件进行经济改革和调整，就是充分的例证。
历次危机后，受援国一方面将贷款收于囊中，一方面又频频指责IMF的态度“简单”、“粗暴”，近似于“休克疗法”。 IMF的药方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低经济增长率；二是按照市场信号进行汇率浮动；三是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国内商品和金融市场，进行自由化改革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如要求韩国将98年经济增长率由原定的8%下调到3%；将经常项目赤字限制在GDP的1%以内；提高利率，稳定汇率，将通胀率控制在5%以下；提高税收，增加财政收入；采取多种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对其进行必要的破产和合并，并允许本地或外国金融机构进行收购；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韩国成立合资或附属机构及经纪行；向外国开放短期债券市场；将外商在韩国上市公司的持股上限即刻调高到50%，1998年进一步提高到55%。这些措施实行的结果，以受援国国内经济进一步衰退为代价，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社会动荡，并且使受援国逐渐失去经济的自主权。这为西方一些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收购韩国的企业与金融机构打开了方便之门。在IMF药方的治理之下，饱受危机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复苏之日，恐怕也是经济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控制之时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韩国，将1997年12月2日接受IMF贷款日定为“国耻日”了。
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也是国际投机者狙击的一个重要目标，虽然香港政府成功地击退了港币的狙击者，香港的外汇储备也因此而增加，但香港的股市却波幅很大，投资者损失惨重。因而，金融政策大有取代其他对外政策，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扩张的主要工具。作为中国加入WTO条件之一， 西方国家要求我们迅速开放金融市场，人民币在短期内实现可自由兑换，也就不难理解了。由此看来， 世界金融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正不断地加大。以上这些，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其消极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而深远。
六、增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金融政策一体化、国际金融市场一体、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弱化等已成为全球趋势，多达8万亿美元的游资在国际金融领域频繁流动。再加之当前国际贸易快速发展，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超过30%，个别国家则达到了50%－60%，中国2004年也达到了近70%，2005年将达到80％。在这种背景下，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成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具有紧密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将所有国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1997年泰国的汇率危机，很快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性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和拉美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性金融动荡。
（刘建江 修改自《机遇与挑战：中国直面世界金融一体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