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万分高兴得注意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个中心议题是重视贫富差距的扩大，并将倾向增加穷人的收入。
我一直怀疑以我国当下的社会变化之巨，经济变动之烈，为什么难以产生一两个真正有着真知灼见，深邃之见解的经济学家出来？相反的状况是“经济学家们”带着大话王的诙谐趣味在那里说着“两套房意味着小康”、“塞车表示经济之繁荣”等等贻笑大方的冷笑话。同时作为经济学家的他们，却是另外一批先富起来的“商人”，这更让一般的老百姓有理由对他们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是他们和那些富人们一起谋和着剥夺了本应该属于“穷人”的财富，这个观点，我这时提出来，恐怕反对的人不会太多吧？
不过这里，我却要稍稍唱些反调，我们可以不尊重不值得我们尊重的经济学家们，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尊重客观的、正确的、普遍的经济规则。
“穷人阶层”如果依靠政府的保护性政策和普通民众的道义支持获得财富，这会产生一个危险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人们将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影响力来获取现有的财富，而不是通过从事生产性的活动来创造新的财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弗里德曼与他的好友斯蒂格勒在《是屋顶还是天花板？--当前的住房问题》一文中对1946年美国政府企图通过限定住房租金的上限来保护穷人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批评，在该文的最后结论处他们写到：我们主张废除租金上限，是因为在我们看来，采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住房问题都会使情况更糟。
而我们此时将同样遇到“使情况变得更糟”的局面，那就是我们究竟该如何解决穷人的天花板和富人的屋顶的问题，或者简单的来说，采用何种经济手段来增加穷人的财富，同时不以牺牲社会的整体经济为代价？一个社会的商业总量必须依赖于生产总量的积累，如果为了社会原因与政治的考量去增加“穷人”的财富，这只能是简单的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外一部分手中而已。
作为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员的政府，对于经济而言其任务乃是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即可。亚当·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及其生动的描述了这样的观点：“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将天然的追逐私利的欲望将转化为社会利益。而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先生在其《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更为坦率的驳斥了经济领导者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论断。通过来之不易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经渐渐--虽然是缓慢的，开始接纳市场经济体制，而此时，我们将提升穷人的利益作为党的政治任务，这样用“经济手段”服务于“政治目的”的调控将有可能破坏本来就极为脆弱的国民经济。单纯的“提升穷人的财富”意味着对现有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一个是通过提高穷人的工资，提高社会的福利待遇，而在现有的经济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这不可避免的会带来通货膨胀；而如果提高税率，收缩货币，这又会使得投资减缓，经济增长放慢，而当下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成为了唯一保证社会肌体健康的特效药，我们不能轻易的将之抛弃。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一个公正与有效监督的经济体制下，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谓“提高穷人的收入”这样的伪命题，穷人的出现与财富聚积到少数人手中并不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必然恶果，其更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政治的腐败所造成的。官商一体、地方保护主义、金融系统的呆坏账、资本的外逃，这种种现象都与我们缺少有效、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政府相关部门、人员的渎职腐败有关，所以如要真正的解决穷人的问题，除了对现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外，政治体制改革的施行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目前困扰我国经济的许多问题乃是我们的当权者缺少“政治智慧”， “不论我们对经济的理解多么的正确，经济的成就将继续遭受到挫折，直到我们再次认识到政治权力只有在受到严格限制并指向有限的目标时，才能成为我们进步的力量。”（德威特·R·力《美国宪法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经济中，利己主义是比利他主义更为有效的驱动力”，如果要解决穷人收入的问题，我们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承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任何以穷人的名义企图对社会或者经济进行改造，我们都必须警惕之，因为财富和自由乃是属于全人类天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保护这些权利，我们才能真正彻底的解决所谓的“穷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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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相关的资料及观点出处：詹姆斯·L·多蒂 德威特·R·李，《市场经济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