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英特尔高级副总裁虞有澄
原刊于《三联生活周刊》,1999年
“就数字计算来说我们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真正的最高境界、真正的好时光还在后面。”——虞有澄,时任英特尔负责CPU研发的全球副总裁
虞有澄博士现任英特尔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微处理器产品事业部总经理,负责绝大多数个人计算机中所使用的微处理器业务,如带有MMX技术的多能奔腾处理器、奔腾II处理器、64位的Merced处理器以及未来一代的微处理器。他同时也负责服务器和工作站芯片组、核心架构、微机软件开发、设计技术以及微机研究实验室等工作。也就是说,他掌握着英特尔的未来。
虞有澄出生于上海,后随父母到台北,移民到美国后,在加州理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专业均为电机工程。他在英特尔工作22年,是硅谷众多杰出华人的一个代表。1995年他出版了中文畅销书《我看英特尔》,此次来华推广奔腾III处理器之际,带来了他的新书《开创数字化未来——英特尔创新之秘》。
英特尔公司董事长葛洛夫博士说:“没有人比虞有澄博士更有资格谈论英特尔如何塑造了微处理器,而微处理器又如何塑造了英特尔。”
1999年3月8日,虞有澄在北京向1000多名公司高级领导和信息主管、政府官员以及新闻界人士发表了主题为“英特尔奔腾III处理器——带你进入更精彩的Internet世界”的演讲。演讲结束之后,我在中国大饭店采访了他。在座的还有英特尔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简睿杰先生。
摩尔定律还会持续10~15年
胡:我注意到英特尔这次为了推广奔腾III,打出“进入更精彩的Internet世界”的口号,新处理器最突出的技术特点即是加入了Internet SSE指令集。人们都知道英特尔是PC业的中坚力量,在它进入Internet领域以后,还能像在PC领域一样挥洒自如吗?
虞:我相信会这样。Internet的成功是因为PC的成功,没有PC就不会有互联网。我觉得,Internet发展到今天这样,首先是从电子的邮件(E-mail)开始的,电子邮件太普及了,每个人都在使用;对我来说,如果电子邮件出了问题,我就几乎无法工作了。计算的核心正在转向Internet, 英特尔所做的就是为以Internet为核心的计算机应用提供关键的构造模块。例如,我们提供的奔腾III处理器不仅面向台式机、移动计算,也面向高端的网络服务器。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欧洲,基于英特尔架构的网络服务器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我认为Internet将会在英特尔架构上运行,通过提供更好的产品,我们可以使Internet应用更加精彩。
胡:奔腾这个品牌还会持续多久? 不太可能就这样一直奔腾下去。在进入Internet世界之后,英特尔会不会推出新的品牌?
虞:品牌这个事情很难讲,因为这个市场变化得非常快。所以我们现在还无法对奔腾的品牌战略下定论。
胡:我们知道你在英特尔负责微处理器业务,包括未来一代的微处理器如Merced。下一代微处理器与今天的奔腾将有什么样的不同?
虞:下一代64位处理器可支持2GB以上的内存,这是它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我们已经投入很大的精力建立基于64位的新架构,叫做IA-64,它不仅性能更好,而且具有更大的升级空间。我们今年就会推出这方面的东西。
胡:芯片的发展会不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还是说它会达到一个极限?过去30年里,半导体业一直遵循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的“摩尔定律”,但这一定律在下一世纪还会继续存在吗?
虞:摩尔定律会在未来10~15年里继续起作用。我想特别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芯片都遵循摩尔定律,只有高端的芯片才会如此。比如,今天的奔腾III和未来的64位处理器会继续遵循摩尔定律,而其他一些产品如便携移动设备,因为要考虑降低功耗等因素,它的晶体管数量会低于摩尔定律所预期的数值。我们的赛扬产品线也是这样。我们会推出针对各种市场的产品,而只有高端产品是按摩尔定律在发展。
胡:你是指高端产品会如此发展10~15年?
虞:符合摩尔定律的发展意味着晶体管的尺寸越来越小,10~15年之后,这种尺寸将达到原子量级,那时将是另外一种情况。
奔腾III在中国推出的时机是对的
胡:你在《我看英特尔》一书中提到,你曾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来推广过微电脑。那么,你对中国这20年的变化有什么观感?
虞:我第一次来国内是在1979年,我感觉这20年的变化天翻地覆。从我1947年离开上海到1979年回到国内。这30年之中,时间好像停止了;而现在每次来都感觉完全不同,样样速度都快。最明显的是房子不断翻新,通讯设施日益健全,当然交通也越来越糟。这是一种很戏剧化的过程:中国一直原地不动,但在突然之间崛起。我还记得前10年的时候,我们推出新的微处理器,国内整机厂商的跟进速度总是很慢,而现在已经能够做到同步,推出新品的速度有时比美国的厂商还要快。
胡:10年前这种差距很大吗?
虞:那时候一般是3~6个月的时间差。现在这方面是赶上来了,但Internet在这里比起其他国家还落后一点。
胡:Internet在中国的问题很多,除了资费以外,比较大的一个障碍是带宽。中国的基础设施与西方先进国家相差很远,英特尔芯片好像法拉利,现在的外部环境是中国的普通公路。这种情况下,买奔腾III这样的高档芯片是否成了浪费?
虞:目前,在中国Internet普及程度还不高,但明年、后年一定会有相当的改进。为什么不去花钱获得能够持续一些年的东西呢? 如果坚持用奔腾II,当新的应用出现时,你也许就无法享受到其好处。
我坚信奔腾III在中国推出的时机是对的。在美国,Internet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但在中国它才刚刚开始。为什么不赶在始创期多做些工作呢?
我们一直没有断过犯错误
胡:刚过而立之年的英特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计算机产业的革命。如果没有英特尔公司,那么这个产业是否就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
虞:这个问题很难讲,因为有些事情完全是偶然事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英特尔文化鼓励人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失败是成功之母。
简:我记得有一回一位记者访问我,试图从我嘴里套出“我们犯了错误”这样的话。我告诉他,我们一直没有断过犯错误!(大笑)
虞:绝妙极了!英特尔给我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人们从不试图隐瞒自己的错误。
胡:你自己犯过什么错误?
虞:一个明显的错误是关于860处理器这个产品(一种RISC芯片),我应该尽早停止它的工作,但我们让它继续下去了,占用了公司的许多资源。当时我们有两条并行的产品线,幸亏486成了主流产品线。
胡:你们在低端PC市场是不是犯了很大错误?
虞:是的,当然那不是我个人的错误,而是英特尔的错误。我们没能迅速认清这个市场,没能针对它采取应有的价格和营销策略,但我们后来及时做出改变,夺回了市场份额。
胡:但这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对吧?
虞:不错。我们曾为低端市场做了许多工作,甚至早在80年代初期,我们就尝试过单芯片处理器,但这项计划未能成功,后来被拿下了马。Apple公司投入生产Newton掌上电脑时,我们为它做过类似的工作,Newton采用的就是英特尔的快闪存储器。我们以为Newton会成功,结果它没有。所以说,我们同低价位电脑有历史渊源,但这种历史充满挫折。我自己也曾创办VideoBrain公司,试图推广低价位电脑,深知走低端路线并不容易。我们的盲点在于,奔腾处理器的性能如此之佳,能做那么多的事情,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们花了一定时间才认识到有一个低端市场存在,这个认识过程有点过长。
英特尔的使命不会变
胡:这是不是与英特尔一贯的商业模式有关? 英特尔的利润模式依赖于推动消费者购买最新、利润最高的芯片,但在英特尔提供的产品和用户的实际用途之间是否存在鸿沟? 本来有了自行车就够使了,英特尔却总想让每个人开汽车。
虞:情况有可能如此,这是摩尔定律的结果。一开始你对产品的使用可能并不是最充分的,但产品怎样才算获得了充分使用? 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举例来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与微控制器打交道,微控制器的成本都是很低的,照当时的思路,微处理器必须针对具体的应用需要,所以你得把一些东西不断地加进去或去除掉,这样才能取得成本效益。这在原则上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把工程师为此付出的劳动考虑进去,那么在产品数量较少的情况下,你将会赔钱。这样还不如购买用得并不充分的产品,也许买的时候你多花了一点钱,但却节省了时间。现在奔腾处理器的价格已经十分便宜,在各个不同的市场上都受到欢迎,因为它的成本很低,所以即使你不需要它上面的全部功能,那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纯粹的工程问题。你需要算计节省花费与节省时间哪种更划得来。
胡:未来的PC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大量的设备可以上网。英特尔的微处理器能成为万世兴盛的王朝吗? 要想重温当年两位数增长的发展势头,英特尔恐怕不能仅依靠刺激对更快微处理器的要求;相反,英特尔是否应该重新定义自身,或者扩大经营范围?
虞:坦率地说,我们也不清楚未来PC什么样。因此我们不追求单一的产品线。如果我们把目光仅仅盯在高性能的台式机上,那将是一种愚蠢的做法。我们有多个产品线,包括工作站、中高档服务器、赛扬系列,等等。我认为便携移动设备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更多的人都会需要它,我们也在为此设计产品。两周以前,在英特尔开发商大会上,我们宣布将于年底推出代号为“Geyserville”的新型便携机芯片技术。这种技术使笔记本处理器能以两种方式来运行。当你处于移动状态,比如说去机场时,可以采用低速方式工作,因为你要做的是收发电子邮件一类的简单活计;而当你回到办公室、连接到驳接站后,频率可以突然跳高,接近台式机的水平。开发商深为这样的技术而激动。
这就是我们集中精力在进行的创新活动。我们在瞄准低端市场的同时,也在开发64位高端处理器,以供强大的服务器使用。我的观点是,未来会出现家庭服务器,光纤连接到服务器上,电话、广播、电视和Internet都通过光纤传输。这种服务器的价格不会很贵,但可以控制你的电视机、录像机并且带你上网。你自己则通过无线遥控指挥服务器。未来的家庭如此,办公室的情况也没什么两样。总之,会有大大小小的服务器在其中起作用,所以我们花很大精力提高服务器技术。
胡:所以将来基本的东西有两样:强大的服务器和各种各样的信息装置。
虞:完全正确。我们说我们是全球计算与通信产业的构造模块的供应商,这是英特尔的使命。不论计算机业发生什么变化。以前出现过大型机、小型机、个人机,现在是Internet,我们的使命都不会变。
胡:这样,英特尔就必须耳听六路,眼观八方。
虞:就是持续不断地创新。我们招募最聪明的人,聆听他们对未来的看法。比如,我们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它的任务是找出使计算机变得更容易使用的方法,可以与之交谈,可以听其谈话,等等。我们始终着眼于未来。
胡:在新的形势下,Wintel同盟已走到了尽头,对吗?
虞:是媒体夸大了这件事。我们与微软的合作一如既往。媒体总认为我们两家在一起做所有的事情,一旦各自做事,就好像出了新问题,其实这种看法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误解。我们与多个伙伴合作,与Unix合作,与Linux合作,与Solaris合作,当然也与Windows NT和Windows CE合作。
更美好的事物还在未来
胡:你是英特尔公司职位最高的华人企业家,在硅谷工作多年。有人说在硅谷的华人中工程师较多而管理人较少,这方面你有什么观察?
虞:首先,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如果看IBM这样的老公司,可以说没有多少华人升上高位,因为他们会觉得华人无法进入“圈内”。但看看今天的硅谷,情况完全不同。Yahoo的杨致远只有27岁就已经开创了成功的事业。硅谷许多新兴的公司都有华人从事重要的管理工作。那里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地方,印度人、华人、以色列人、美国人等等混合在一起,共同工作。
胡:硅谷的成功模式是否很难在其他地方重复?
虞:台湾的新竹就做得很好,那里的新兴公司生机勃勃,这种情况还未能在内地出现。新竹吸引了许多去美国读书的人回到台湾,与当地人共同创业。内地也应该在这方面做些事情,创造好的环境让更多的本地人或归国人员施展抱负。
胡:具体来讲应该做什么呢?
虞:风险投资很重要。创业者在起步的时候,没有资金,也没有抵押贷款,这时候他们需要风险投资家、银行家的帮助。在硅谷,失败没有关系,因为你是在探索该怎样正确做事的方式;一家公司失败了、消失了,其他人就可以不犯同样的错误。失败也有它的价值。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经济的、文化的,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胡:自1984年以来,你在英特尔的微处理部门已工作了15年,可以说你的命运与微处理器密不可分。你怎样评价微处理器对社会的促进作用?
虞: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走运的人,我不可能从事比这更好的工作。微处理器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经历。同时,我也对微处理器技术与电脑应用发展之快感到诧异,当我1984年开始从事微处理器工作时,我没有预见到今天的情况,现在也很难预见15年后的情况。Internet的发展就超出很多人的预料。
我在《创造数字化未来》一书中引用过通用汽车公司研发总监查尔斯·凯特林的话:“我对未来充满兴趣,因为它将伴我度过余生。”就数字计算来说我们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真正的高境界、真正的好时光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