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肯定从很多人的只言片语和举手投足上得到过不少收获，但是我又完全不记得他们是谁了；一本书就像一个大公墓场，墓碑上的名字多数都被岁月磨去了痕迹。”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多年以来，在筹备本书各版的过程中，协助、批评指正和鼓励过我的人不计其数。很抱歉只能挑出一些我最常求助的人，不得不略过许多帮助过我的人，不能一一道谢，请多包涵。第1版 首先要感谢芝加哥大学的全体教员，是他们让该校成为学术蓬勃、激发智力的园地，让我在此求学期间从中受益匪浅。我更要特别感谢克拉伦斯E.里德利先生、已故的亨利·舒兹教授和伦纳德D.怀特教授。在阅读和批评过草稿和预备版本的同事和人士之中，我必须感谢林登E.阿伯特、赫伯特·博纳特、米尔顿·彻宁、威廉R.迪万、赫伯特·埃默里克、维克托·琼斯、艾伯特·莱帕斯基、莱曼S.莫尔、理查德O.尼霍夫、沙内M.佩里、C.赫尔曼·普里切特、肯尼思J.塞格沃思、埃德温O.斯特内、约翰A.维戈、威廉L.C.惠顿和公共管理研讨组的成员们。还有哈罗德·居茨科，他一向是我最严格但是帮助最大的批友。 我特别要感谢故友切斯特I.巴纳德：首先，他的著作《经理人员的职能》[1]对我的管理学思维影响极大；其次，他非常仔细地评审了本书的初稿；最后，他还为本书初版作序。[1]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后来版本 本书许多章和各章评论的重要部分，都改编自之前已发表的文章。使用这些内容时，我都会标明出处。 在过去的50年里，许多同事都为我在管理和组织方面的继续深造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许多人我都会在脚注中提到，但我还想特别提一下与我合作最密切，因而使我受益最多的同事。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有与我合作撰写《公共管理》一书的已故唐纳德·史密斯伯格和维克托·汤普森。在20世纪50年代的原卡内基理工学院，有我在组织研究方面起初的主要合作者哈罗德·居茨科、乔治·科兹梅特斯基和戈登·廷德尔；后来的合作者理查德·赛耶特、詹姆斯·马奇和威廉·迪尔。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们对工商组织及其决策过程做了广泛深入的实证研究。感谢德威特C.迪尔伯恩先生允许我在第10章的评论与延伸中，使用我们共同研究的组织认同成果。我深深感谢上述所有同事，以及其他二十多位同事和50年代卡内基理工学院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无数优秀的研究生。 当然，组织研究不是我唯一的学习源头，我的学习还来源于我对生活和工作过的组织进行的广泛观察。我曾以研究项目主任、系主任、副院长、顾问和公益基金理事等身份参与了一些组织的管理工作，这些组织包括芝加哥大学、伯克利大学、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和经济合作署（马歇尔计划机构）、许多我曾经担任顾问的公司和政府机构以及我担任了近25年理事的卡内基-梅隆基金理事会。我还要特别提到，与已故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第一任院长李·巴赫，以及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任职时担任校长的杰克·沃纳、迪克·赛耶特和罗伯特·曼拉卞之间的合作非常愉快。 成书过程虽然事多，但在本书第4版的出版过程中，我的助理珍妮特·西尔弗在每个阶段都友好熟练地提供了协助，让我抛开其他外务专心写作，我还要感谢自由出版社该书的编辑贝思·安德森和菲利普·拉帕波特。 我重温本书初版的致谢名单时，感到在这些特别祝福中，有两个人的友谊值得我终生珍视。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中，我恐怕是最幸运的了。回首往事，克拉伦斯E.里德利让我惊讶不已，他兼具理论洞察力和实践的精明才能，同时具有制订计划和保证计划执行的能力，他还有调动合作者积极思考的天才。我尤其要感谢他对年轻人行事草率的宽容，向年轻人委以重任的大度以及他真挚的友情。
我与哈罗德·居茨科的友谊是从开往芝加哥的一辆火车上开始的，当时是1933年，我们正好乘坐同一趟火车去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是哈罗德让我还在大学就读期间便对认知心理学产生了兴趣。虽然这兴趣酝酿了20年，但是它已经成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我的主要兴趣（如果不算着迷的话）。我衷心感谢哈罗德在这些岁月以来带给我深刻的智力乐趣，还有许多其他东西不一而足。 《管理行为》各版都要献给我的妻子多萝西娅。我该对她说些什么呢？克劳德·伯纳德说过：“如果一定要我用一个词来定义生活的话，我要说生活就是创造。”在本书出版的10年前，我俩决定共享创造性的生活；在本书酝酿、写作、出版期间以及之后的50年里，我们真正做到了享受创造性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