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唐晓白是为数不多的在三大国际电影节上有重要作品参加的中国女导演。贾樟柯曾评价说，唐晓白是最后的贵族。唐晓白之母是著名戏曲研究家章诒和，舅舅章师明曾是农工党副主席，外公是章伯钧，出身名门。唐晓白从北京大学法语专业毕业，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在可以“自己决定人生”的时候，才选择了电影。 “不太想让我干这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唐晓白不愿过多地谈起自己的家庭背景，也坦承母亲并不喜欢自己的职业选择，“母亲自己以前就是编剧。上世纪60年代，她是上戏曲学院的，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一个剧团。但那可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所以，她对这个行业有点儿深恶痛绝的意思，不是特别喜欢，也不太愿意我做这个。”
狗血故事由真实案例而来 时代周报：你怎么会拍这样一个故事？ 唐晓白：这个剧本最初是源于投资方给我一个大概的故事，和现在这个差不多，看看能不能拍。他们给的故事的“核”我特别喜欢，有关“代孕”，实际上前两年我一直有拍“代孕”题材电影的计划，当然和这个故事很不一样—那时写的是深圳那些专门给香港人代孕的女性，虽不是特别多，但算是比较市场化的行为。当时我就发现代孕这一过程非常有意思，因为随着程序的推进，代孕女性和她的当事人，他们的心理会发生非常微妙的变化。虽然开始时是一桩生意，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生育，一开始双方都很清醒，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在这过程中因为一个生命在另外一个女人的身体里诞生，这个女人的心理也会经常地发生变化。又因为两个人的关系，男人要照顾她。所以我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电影化、戏剧性的故事。碰巧刚好，“天铭嘉业”想拍一部片，给了我类似的故事，但他给的故事的背景比较旧，背景设于上世纪70年代，是个有关很落后的农村的故事，焦点放在批判“重男轻女”上。我认为故事很好，但是由于套子（形式），整个外壳过于老旧了，我对片方说要改，他们同意了，于是就把它完全改为一个发生在当下的故事。 时代周报：不过舆论对这部片子的讨论，尤其片子在国外参赛、获奖后，更多地会涉及计划生育、失独家庭的话题。 唐晓白：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关心社会的导演，我喜欢在我的作品里探讨一些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的命题下产生的特有的故事。片中失去儿子的父亲是一包工头，这在现代中国是一个很具代表意义的职业。儿子又是他的独子，（失去孩子后）相当于是一个失独家庭。我把这些元素都放进故事里，所以这个片子对社会的切入点会让大家觉得距离自己比较近。 时代周报：但故事很极端。有些人甚至质疑像“强奸生子”这样在伦理上特别有冲击力的故事，会不会在表达大的社会议题时显得过于极端了呢？ 唐晓白：不是。我当时在弄剧本的时候还找来另外一个编剧韩杰，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演，拍过《hello，树先生》。他帮我写了一稿故事，是该片的第一编剧。当时他在接这片子的时候，我们也在网上找过资料，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子。 电影结尾是写了这几个当事人最后谁被判刑、孩子的归属与抚养问题。我不能讲这片完全说的是一个真实案件，但的确是根据真实的案子有感而发的。因为真实的案例是一个有关于“代孕”的案子，本来两个人谈好了，女方也收了钱，但是后来可能因为什么原因就不干了。本来他们俩的关系就因为准备“代孕”有些变化，（后来因为女方毁约）结果男的就把女的给强奸了，又因为这一层微妙的关系，女方最后觉得要把孩子生下来。等于说本来就有这样的真实“强奸生子”的案例存在，所以我把这样的内容放在我自己希望变成的人物的身份、家庭的状况当中去，就是说把这一内容放得更大。我刚才说的真实案例拍成电影也可以，但是因为它的戏剧性不够，对社会的普遍意义也不大。 时代周报：最后结尾包工头被判6年也是有真实的依据的？因为有人在网上说，我们国家对于强奸罪判的是非常重的，判6年是导演“心软了”。 唐晓白：其实当时这个案子就是这样（判刑），后来我把改写的故事给律师看，咨询这样的案件能判几年，我找了几个律师都说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年限。这些是很细的法律问题。因为它不一样，它不是一个100%的强奸，它有很复杂的东西在里面，男主角一定意义上也相当于是个受害者。 拿奖易，找档期难 时代周报：我们了解到你第一部片子《动词变位》关注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大学生，第二部片子《完美生活》讲述香港新移民的前世今生，题材都可以用“锋利”来形容，现在拍《爱的替身》又牵涉到强奸、计划生育、农民工，很多都是社会敏感的话题。你会一直选择走这样的路、拍这样风格的电影吗？还是说会慢慢转向拍些商业电影？ 唐晓白：我不排斥商业啊！其实我也挺喜欢好看的电影。所以我脑子里其实没给自己贴标签。可能在拍电影之初，你会急于拍一些和自己有关的个人故事，或者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题材。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你可能不会去做一些他者的考量，不会去想市场。但我觉得我已过了那阶段。 其实你能从我的作品中看出来，包括《爱的替身》，我关注了与我没有任何接触的阶层，他样的人们。所以我不觉得一定要拍很独立的片，或完全不和商业资本结合，我不是那样的人。当然独立制作也有独立制作的好处，你会少很多限制。大片的导演也挺悲惨的，中间会有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尤其在中国。在独立导演界，你找钱很难，你上映要找个档期简直比登天还难，非常费劲。而说到大片悲催的地方，它们这么大的规模，投入好几个亿，如果一个导演把一部商业片拍赔了，基本上可以跳楼去了。所以说都挺辛苦的。 时代周报：一定意义上，《爱的替身》是你从“个人故事”走向“他者故事”的转型？ 唐晓白：我们这个电影在欧洲反响特别好，在欧洲拿了四个奖，有两个奖是观众票选出来的。对我来说挺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以前觉得，我是一个不太考虑“观众会不会喜欢我”、“要不要顺着观众而拍得更煽情”的导演。我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拿了两个观众选择奖，后来我想，大概是因为《爱的替身》本身具有一定的伦理争议性，所以大家有这样的热情去讨论，对它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但话说回来，我们现在找档期也很困难。你很难拿出很强大的阵容，所以去和大片拼也挺难的。 时代周报：这是你第一部在大陆公映的片子，那么目前档期定下来了没有？ 唐晓白：还没最后定。我们一直在找一个最好的时机。一个是因为我们的片方是一家比较新的公司，他希望找一个比较稳妥的时机推出电影。另外，最近市场上大片太多，也有意想避开这一时期上映。之前计划是五六月，现在又得往后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