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零距离认知华尔街：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
另外，对所有OECD成员国的政府债券都规定0%的权重优惠，即无需准备资本金，也同样不合理。有些OECD的成员国，如希腊、土耳其、墨西哥，拥有不可低估的国家风险，它们的信用度自然不能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同日而语。而将它们囊括在一起，势必扭曲风险本质。 要知道，银行的资本金是昂贵的，有巨大的机会成本。这笔资本金如果用来投资的话，可以有高利息收入；而用作资本准备金，只能投在保险的资产上，诸如美国政府债券，利息收入便有限。所以，如果资本金要求降低的话，银行的收入会增加，利润会提升，在董事会股东那里也好交代。银行为此显然要锱铢必较。 第二个批评来源于资产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资产组合理论的核心是：如果一个资产组合由不同的资产组成，那这个组合就有分散风险的优势，整个组合的风险就会小于单笔资产风险的加总。大银行一般都拥有庞大的资产组合，这方面的优势就来得尤为明显。而巴塞尔I在计算资本金充足率上，运用的恰恰是方便易行的简单加总，没有体现风险分散的自然优势，这令大银行感觉吃亏了，不合理的呼声连绵不断。 到了1996年以后，改革巴塞尔I的呼声愈演愈烈。1996年，BIS银行监管委员会推出了《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案》(Amendment to the Capital Accord to Incorporate Market Risks)，通称为《市场风险补充案》(Market Risk Amendment，或称MRA)，针对银行与日俱增的市场风险，作出对应的资本准备金的要求，以弥补巴塞尔I主要是针对银行信用风险的空缺。随着银行越来越多地涉入资本市场的交易、投资和业务，市场风险已成为银行业显著的风险指标，市场风险的爆发性和摧毁力也日益得到首肯和认同。大量的银行丑闻表明，市场风险可以在短时间内造成银行资金短缺、偿还能力不足，严重的甚至导致破产倒闭。英国一家有2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老银行-- 巴林银行，在短时间内遭受灭顶之灾，便是一个实例(有关巴林银行等市场风险实例，第四章"银行监管的方针政策"里有详细介绍)。 同巴塞尔I相比，《市场风险补充案》的重大突破在于：它在规定市场风险资本金计算时，允许银行采用其内部发展出来的市场风险模型来算出基数，又称风险价值(value-at-risk，或VaR)，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些政策性的乘数和变量，最后得出法定资本金总额。
银行内部的市场风险模型，一般都引入资产组合理论，充分利用资产间的互补性，争取最有效、最精确地算出资产组合的风险，及所需的备用的资本金。这类资本金，统称为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即VaR，以有别于《市场风险补充案》规定的法定或监管资本(regulatory capital)。经济资本一般定义在置信水平为95%的单尾置信区间，持有期为1个营业日。而监管资本则定义在置信水平为99%的单尾置信区间，持有期为10个营业日；并在此基础上，又加上3~4不等的乘数，来扩大监管资本的需要量。 BIS认可银行自身的市场风险模型在决定监管资本金充足量上的作用，标志着监管机构在政策上的大跃进-- 不仅允许资产组合理论的运用，而且允许银行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组合来选择最合适的模型和参数，将银行用于内部风险监控、管理、定价的模型同监管机构的法定资本金计算方法有机结合，避免设立不同机制、重复计算、耗时耗力。这是政策上极大的灵活性和动态性的体现，是监管政策上的一大创新。尽管银行界对《市场风险补充案》所采用的政策性的乘数和变量有保留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补充案在政策架构和思维上的重大突破。 所以，当大银行看到资产组合理论和银行内部风险模型已经被BIS采纳到巴塞尔I的市场风险部分时，便觉得时机成熟，应该加紧游说此类政策在巴塞尔I的信用风险部分上的运用，使大银行充分享受大资产、高技术带来的优势。当时，确实也有几家大银行已经发展出了信用风险模型，用于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信贷定价和资本配置等。它们便乘这个东风，到处宣扬这些模型，希望监管部门能允许银行用信用风险模型的经济资本算法作为监管资本算法的基础，以取代巴塞尔I的简单代数加权。
